2．研究作为最佳教学形式有助于大学在MOOCs时代的生存和发展
2012年，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在世界范围内高调兴起，出现了edX、Coursera 和Udacity等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平台，众多世界顶尖大学在上面开设课程，吸引了世界各地数千万学生在上面学习。以MOOCs为代表的在线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高等教育的面貌。斯坦福大学校长享内西教授（John L. Hennessy）认为“教育技术将摧毁现有高等教育体系”[8]。曾担任过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助理干事的约翰·丹尼尔爵士（Sir John Daniel）认为，MOOCs所带来的真正的变革应该是高等教育商业模式中最核心的稀缺资源面临着开放性教育资源的挑战[9]。过去，优质教育资源只有极少数精英学生才能享受，大多数学生不得不选择在一般大学就读，而MOOCs的兴起则使优质资源为更多人共享成为可能。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大学之间只有质量高低之分而没有办学模式之别，那么，人们就会选择最佳大学提供的最佳课程，一般的大学及其课程可能会因缺乏学生选择而面临困境。因此，一般大学要想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一方面需要形成鲜明的办学特色，为学生提供与优秀大学不同的教育服务，另一方面要选择不易被在线教育代替的课程模式和教学形式。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有研究型教学模式和课堂讲课模式。一份研究发现，MOOCs及其变种将取代大部分现在的课程模式，即课堂讲课模式，而研究型课程和师生紧密结合的学习模式能够保留并得到发展[10]。因此，为了生存和发展，一般的大学也应该把研究作为一种教学形式。
二、“双一流”建设中仅注重教师研究的局限性
虽然在“双一流”建设中的大学具有把研究作为一种教学形式的天然优势，但如果把教学看作是单向传授知识，而把研究看作是纯粹发现知识，那么，教师所从事的就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由于教师时间和精力有限，研究与教学就有可能成为两项互相分离乃至对立的工作。博耶就曾经呼吁，美国高等教育界无论如何都应超越那种把教学与研究对立起来的传统思维方式，超越教学与研究孰重孰轻的过时的争论[11]。仅仅注重教师研究，即便研究与教学不是完全的分离，也只能是低水平的结合，即教师只是把最新研究成果带给学生，而不是带领学生做研究。因此，学生可能只是掌握了前沿知识，却没有掌握研究方法也未形成研究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说研究是大学教学的最佳形式。
1．教学与研究分别由不同的人承担
1998年博耶报告指出，美国的研究型大学没有能够为本科生提供优质的教育，在整个20世纪90 年代，对“研究”的强调是以逐渐牺牲本科教学质量为代价的。在现实中，我们这个时代的本科生几乎没有与学者型教师直接接触。教学通常是这些学者的徒弟——研究生来进行，而招生广告中所提到的学术明星几乎不会在本科生课堂上出现，顶多就在几百学生的讲座课上偶尔出现[1]。
美国研究型大学及其教师为什么重视研究而轻视教学呢？首先，整体时代背景的影响。“在一个对发现和探索极度痴迷的国家和时代，研究使命导致大学先前的培养年轻人成为牧师、律师和绅士的教育功能黯然失色。大学在整体上没有发现把本科教育整合入他们最为看重的研究使命的途径。正如博耶在1990年代的《学术反思》一书中所描述的：‘焦点从学生转移到教授，从普通教育转移到专业教育，从忠诚于学校转移到忠诚于学科。’高级研究和本科教学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轨道,前者是愉快、被认可和获得奖赏的源泉，后者则是为了维持院校生存而不得不承受的一种负担。”[1]其次，大学制度的影响。大学教师的职称晋升和终身教职的获得主要根据研究成果而非教学成果。锡拉丘兹大学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决定教师的职称晋升和终身教职时，研究成果比教学效果占据多得多的分量。因此，在“要么出版，要么灭亡”的压力下，很多教师忙于研究工作而无瑕顾及教学工作。最后，教师价值取向的影响。教师更希望通过研究成果来获得能力认可和学术声誉。德里克·博克指出，教师难以通过优秀的教学效果来获得全国性的声誉，但却可以公开发表论著的方式建立起全国性的学术声誉[12]。不仅如此，教学还被认为是教师因不胜任研究而迫不得已的选择。在尼奎斯特等人对研究生进行的一个调查中，有受访学生写道：“我每天都听人说把时间花在教学上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我没有感受到教学在系里受重视。教学基本上是遭受轻视的——只有那些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的人，才不得不去寻求成为一个好的教师。很多教师告诫我：‘你花在教学上的时间能少则少，要确保自己成为一个好的研究者’。”[13]因此，很多教师认为研究比教学有价值，愿意把时间花在研究上而不是教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