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是推动教育学术创新的重要一环，符合了当前学术的主流趋势。教育研究的实践转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特殊意义上的本土教育学的构建。此种“特殊”，在于其所直面的对象是本土教育现象，是相对于独特社会文化现象而言的对象上的“特殊”，所以并不能构成否定能解释一切教育现象的普遍科学教育学之可能的充分理由，更非对教育学科学性、普遍性追求的淡化。本土教育学虽然呈现出了相对性意义，但这种相对性并不是以“多样性”的声张来拒斥“普遍性”的追求。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言：对一个命题的认识越是自由，就越接近必然［16］。本土教育学通过对教育的文化理解的强调和肯定，从多元维度打开了教育事实的“扇面”，丰富了人们对教育和教育学本来面目的认识，开放性地逼近了教育本体，为普遍科学教育学之可能创造了条件。从科学进步意义上看，本土教育学通过对本土教育特殊性的强调和本土教育知识的合理性体认，从整体维度上突破了传统僵化的以普遍主义、客观主义为表征的狭隘科学知识观的藩篱，从内部打通了影响人们正确认识教育学科学性的观念死结，实现了认识上的思维跃迁。总之，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是推动教育学术进步的重要一环。它既是对既有的狭隘教育学科学认知的解构，在实践中也是对普遍科学教育学的建构。它从本土文化和历史维度重新去切入教育，是以多元性去敞现、丰富教育学知识的普遍意涵的必要路径。
值得一提的是，与非西方国家学术本土化运动有着同脉近缘关系的学术反思和学术争论，自始至终都贯穿于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这些学术论争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既有不同理论流派间实质性的观点之争，典型的如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之间的论战，即便在同一学派内部，也同样存在着方法取向上的争论，譬如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在客观上构成了推动西方社会科学学术持续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机制。从当前学术的主流背景来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处在新一轮的全面反思之中，即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的阶段。科学革命究其本质是针对传统理论思维方式或意识形态的革命，矛头所向正是以本质主义、普遍主义、客观主义为知识表征的现代知识观。教育研究的本土实践转向其实就典型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共识破裂的时代症候，也是针对教育学学术思维方式、知识生产样式和学术内容的不足所进行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反思。
六、结语
教育学的“普遍”和“特殊”，共同构成了教育学的真实。二者的分野在浅层次上表现为理论预设上的对立，在更深层次上表现为思维方式的冲突。特殊意义上的教育学，作为一种精神性活动的反思和批判的产物，通过对本土教育独特性一面的凸显而实现了对教育学研究普遍主义旨趣的纠偏，在客观上丰富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借此提出新问题并保持了教育研究持久的生命力、新鲜感和在地性，并使得教育学知识普遍性的追求在实践意义上成为可能。至于教育学知识的普遍性，它是内置于教育学发展征程中的路标。它的作用是指示和引导人们去思考，而非人们眼前需要思考的主题。尽管说不同时空中的教育学存在着差异，但这种差异是暂时的，仍然不排除可以重新被纳入到统一、普遍的理论解释框架中的可能，这正是“科学教育学”所着力要实现的目标，也是教育学不应放弃“科学化”的理论渊薮。
第2篇：社会理论视野下的特殊教育学探讨
邓猛颜廷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100875)
摘要：特殊教育领域长期以来忽视社会理论的分析与探讨。作为社会科学的分支，特殊教育的理论建设需要跳出特殊教育狭窄的领域和范畴，从社会理论的视野进行反思与探索。社会理论范式影响并推动特殊教育学理论与实践的变迁，具体表现为：实证主义推动着特殊教育学的科学化，解释主义体现特殊教育学的人本化，批判主义社会学则通过对传统的批判将特殊教育学引向理想化的目标。这三大理论传统及其分支理论，从不同视角和路径解释特殊教育，共同构成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框架体系。
关键词：社会理论；特殊教育学；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主义
一、特殊教育学的社会理论化趋向
对理论的建构与反思体现了整个学术领域“自我意识”的萌动。当某一学科在尝试建立元理论时，就是在反省与思索，并在其中隐藏着变革。对元理论的思考最终将使学科正视自己，一如既往地继续下去，或是重新寻找今后的道路。[1]特殊教育学孕育并产生于伊塔德、蒙台梭利等先驱者的实践，探索出一系列最佳实践方式(bestpractice)，形成了特殊教育研究的实证主义风格与重视干预训练的传统。长期以来，特殊教育研究停留在操作与技术层面，缺乏进行形而上的理论反思，呈现出实践方式丰富而理论匮乏的局面。我国当前特殊教育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初看似乎是实践的问题，从根本上看反映的仍是理论研究的缺失；理论的缺乏必然导致实践方向的迷失，并最终影响实践的方式与效果。很多学者提出特殊教育学应以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理论为基础，[2][3]却往往停留于这一空洞叙述而很少真正落实；尤其缺乏对特殊教育与社会特别是社会科学发展关系的系统研究，缺少对特殊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更缺乏超越学科概念与逻辑结构的元理论分析。特殊教育学发展总体呈现出热情多于理性，鼓吹多于思考，修辞多于描述，总结多于实证，伦理多于科学的状态。这使特殊教育学研究创新不够，往往只是跟随普通教育的脚步，以致被遗忘在整个教育学研究的角落。
特殊教育理论是建立在特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之上的，当某一社会对“残疾”“平等”等观念发生变化时，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与教育形式也会随之变化。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和残疾人权力运动的兴起，传统“医学—心理学”的残疾模式日趋式微，以社会学为导向的残疾研究革故鼎新，为特殊教育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学理论通过超越具体社会现象，为特殊教育研究提供解释社会体系运行的一般化和抽象化的概念、范式和命题陈述系统。[4]基于社会学理论的重新“洗礼”，特殊教育理论话语体系和制度性实践，诸如残疾、特殊教育需要、缺陷补偿等核心概念以及特殊学校体系、智力测量、鉴定与评估等实践方式被重新解读并赋予特定的社会学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