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礼是自然的仪式空间与个体生命情感的本真描述。新儒家学者冯友兰指出：“礼之用有二方面，一方面为‘节’人之情，一方面为‘文’人之情。”“文人之情”的本质不是要约束人性，而是要在秩序中去实现与彰显生命的快乐和活力。电影孜孜不倦所追求的是人与人之间最为本质的情感沟通，正是因为此，张艺谋选择了仪式化的表现手段。在影片《红高粱》中，飞舞的高粱、血性的高粱酒、神圣的野合、狂热的颠轿……便构成了电影中最基本的仪式空间。仪式空间的建构，组成了电影的情节线索和基本片段，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红高粱》的艺术张力，“颠轿”“野合”“祭酒”等经典情节，通过仪式化的呈现，自然而然地烘托出爱的热烈和生命的辉煌。所以张艺谋强调：“影片《红高粱》表现大胆，表露敢爱、敢恨这样一种热烈的生命态度。”影片中的九儿、“我爷爷”等汉子的生命状态一如那风中的红高粱，张扬着野性与欲望的力量，散发着生活的旷达与豁然，而这一切在仪式化的电影叙事节奏中得以确认与表现。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礼被作为本体之情怀，既是“生”的赞歌，也是对于“死”的敬仰。这是电影的仪式表现，更是生命的仪式。张艺谋指出：“在我的内心深处，对爱和死都是顶礼膜拜的，认为它们是生命中非常神圣和美丽的东西。因此，不但这几场戏表现生命快乐的戏带有很强的仪式性；最后奶奶死后，小孩喊‘娘，娘，上西南’，伴随着小孩的喊声，一排排字幕升起，也仿佛是一种送葬的仪式。所有这些戏，都寄托这我对生命的热情礼赞。”张艺谋将电影中的生死场面进行仪式化处理，这和儒家在创造服务生命过程的礼仪具有同样的内涵，在对生命、对神的礼拜中，儒家用沉淀下来的仪式表达对生存的体验和生命的赞歌，生命在仪式中得以复活。张艺谋借助诉诸感知的仪式承载具体生活的想象内容，并通过丰富多变的艺术手法来强调、渲染，仪式空间与观众内在情感欲求形成呼应，从而表达出对生命之美的尊重。
第二，礼是历史的仪式空间与社会价值的现代阐释。张艺谋的电影作品，不仅是对人和人性的解读，亦充满了历史情感的书写，通过仪式空间的设置，在个体与历史的交织中彰显审美理想，阐释他对自我生活以及时代精神的深刻反思。张艺谋电影中历史仪式空间的表现，从其商业化类型片《英雄》中便可见一斑。从本质上来说，《英雄》仍承袭了《红高粱》同样的创作思路，借助仪式来表达对人或历史的礼赞。在影片《英雄》中，棋艺馆、秦军大营、胡杨林、藏书阁、秦王宫、大漠等意象的布局，构成了仪式所必须的空间结构。历史的仪式充满肃穆感和沉重感，无名在与秦王相距十步之内的空间距离里，最终放弃刺杀，以维护天下和平。各种视觉意象的空间组合，以“武舞表演”的方式，成为消解刺杀和暴力行为的仪式，并让古琴、雨点等成为这种仪式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这一表达家国理想的仪式显得更为庄重并充满美感。张艺谋亦指出：“《英雄》中的所有人都是为了信仰，为了理想，为了做人的境界和格调去打，根本不是为了一些报私仇和家族仇，所以我非常想在电影的武打当中突出礼仪感，突出仪式感，突出对对方的尊重和对武术剑术的仰慕。”显然，《英雄》中历史仪式空间的塑造，展现的不仅仅是无名、残血、飞雪、如月等人舍生取义、肝胆相照的侠义精神与人生尊严，更是在其中表现了武侠之中的社会内涵和东方神韵，充满了电影艺术的审美张力。
三、仪式的身份建构：性别角色的文化寓意
仪式的身份建构，实质上关涉到仪式的角色分配及其意义表达。在电影中，仪式的主体身份成为叙事表达的重要载体。因此，探究电影中仪式的身份建构，也就成为解读电影文化寓意的一个重要视角。
文化发展的历程表明，礼具有两面性，既有对人性的美善进行提升、向自由不断接近的一面，又有对人性进行规训、压制的一面。对于后者，礼是作为对个体成员具有外在约束力的一套习惯法规、仪式与礼节，在表达“节人之情”的历史进程中，使建立在人性关怀基础上的儒家秩序不断得以强化，往往蜕变成戕害人性的社会规范，这在男女性别的对立冲突中，尤为明显。在礼的束缚下，女性都是“第二性”的、附属的，而礼对不平等性别身份的强化，又极易带来人性的异化，正是因为此，张艺谋电影中女性身份的建构，总是被置于固定、狭小的仪式空间之中，而与此相对应的男权形象，往往又以仪式的制定者或者实行者身份出现。
在仪式身份的建构中，张艺谋抓住了礼的性别特征，首先将“性”权力化。纵观张艺谋的电影，女性对性爱权力的获取是其创作的既定主题之一，《红高粱》中高粱地里的“野合”，《菊豆》中染坊的偷情，《满城尽带黄金甲》中“母子”乱伦，以及《秋菊打官司》对丈夫生殖器官的推崇与维护……所指向的均是女性本能与欲望的书写。在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红灯笼等在仪式中被赋予了男权，并将这力量与幸运给予了拥有它的女人，于是，四个女人争夺一个男人的故事通过红灯笼等仪式呈现出来。高挂的红灯笼成为正当性爱的标志，并获得了“点菜”等实质性的陈府权力。男权通过灯笼为性制定秩序，女性通过拥有灯笼权来完成性秩序的实现，而三太太梅珊与高医生的私情、四太太颂莲对飞浦的渴念、丫环雁儿渴望成为四太太，都是对陈府既定的“性秩序”的一种挑战与颠覆，最终或以封灯、或以焚灯的仪式来表述她们或死或疯的悲剧命运。显然，这种无所不在的支配妻妾们以及年轻丫环的“性秩序”，是传统父权的具体化，构成了张艺谋影片中女性生存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