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铁矿石贸易定价机制研究
从铁矿石贸易格局中可以看出，供给方的集中化特征形成了寡头垄断，使得贸易价格需通过定价机制所协定，无法依靠市场自发形成。铁矿石贸易的定价机制从形成至今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其本质上依旧代表了卖方的利益，而买方，尤其是中国在定价话语权上的缺失则引起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3.1定价机制的形成及演化
国际铁矿石贸易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以谈判的方式决定其价格，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长协定价机制”[10]。所谓长协定价机制是指交易双方通过谈判首先确定长期交易数量，期限一般为5～10a，有时甚至可达20～30a；其次通过每年的价格谈判来决定当年的交易价格。长协谈判中交易双方主要由淡水河谷、力拓、必和必拓等垄断矿商和代表各自国家需求的钢铁企业构成[11]，价格谈判一般开始于上一年第四季度，计价方式以离岸价为准，交易双方中无论由谁一旦达成来年第一笔交易价格，该价格则成为这一年的铁矿石国际贸易价格，其他参与者对此必须无条件接受。
长协定价机制将世界市场主要分为欧洲市场和亚洲市场，其中亚洲市场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是由日韩两国的主要钢铁企业作为代表参与谈判[12]。21世纪以来中国钢铁需求的激增引起了铁矿石价格全球范围内的上涨[13]，也使得长协谈判的参与结构得以改变，2005年中国开始作为亚洲市场买方代表之一参与其中。长协定价机制虽然看似是由谈判决定，但由于世界上大部分铁矿资源一直控制在少数垄断矿商手中，因此国际铁矿石市场依旧是一个典型的卖方垄断市场，价格的决定权基本由寡头供应商所控制。
由于长协机制的价格是以离岸价为准，而2008年全球海运费用大涨及中国的进口管制使得当年中国国内现货价格高于协议价，这对长协机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为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没有接受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最先达成的交易价格，而是与宝钢公司签署了新的贸易协议，新协议中铁矿石离岸价虽然高于长协价，但考虑到海运距离的缩减，中国钢铁行业的成本压力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14]。在随后的2009年，由于中国没有接受三大垄断巨头与日韩单方面确定的协议价，而是与澳大利亚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MG公司达成新的贸易协定，维持了近30a的长协定价机制就此破裂。
随着长协定价时代的结束，国际铁矿石贸易开始采用灵活定价机制，这一机制最开始由巴西淡水河谷公司在2010年3月实行，其最大特点是从之前的年度定价改为季度定价，缩短了定价周期，随后必和必拓和力拓公司又提出实行周期更短的月度定价模式，并希望未来能够不断缩短定价周期，将定价模式多元化。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灵活定价模式来决定铁矿石贸易价格，其基本方式是供需双方先确定交易周期，然后参考特定的价格指数标准来决定交易周期内的具体交易价格，所参考的价格指数目前公认的有三种，分别为普氏指数、TSI指数、MBIO指数。其中普氏指数是以询价和报价信息为基础，通过遴选出当天最具竞争力的估计价格为参考价格；TSI指数则注重按每天成交价格的加权平均数确定参考价格，其价格指数为58%和62%两种品位铁矿石在中国天津港的到岸价；MBIO指数的编制方法则介于上述二者之间，即同时考虑估计价格和实际价格，其价格指数为62%品位(品位处于56%～68%之间，统一折合为62%)的铁矿石在中国青岛港的到岸价。
3.2中国定价权的缺失及原因
在长协定价机制时中国就面临着定价权缺失的问题，然而新的定价机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寡头矿商对价格的操控能力，但依旧没有使中国摆脱定价话语权缺失的不利境地[15]，中国在成为全球铁矿石第一大进口国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长期无法在价格谈判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学术领域对中国定价权缺失这一问题的关注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问题[16]。对于中国定价权缺失的原因不同学者在各自研究中都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综合来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刚性需求的存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促进了本国重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显著推动了诸如高铁、机场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些行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消耗大量的钢铁，从而对铁矿石产生了巨大的需求[17]，且由于发展惯性的存在，国内相关行业无法在短时间内对钢铁消耗进行大幅调整，也就导致对铁矿石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刚性[18]。虽然中国铁矿资源储量并不算贫乏，但由于国内资源是“贫矿多、富矿少，小矿多、大矿少”[19]，这样的赋存特征一方面增加了采选冶的难度，另一方面也推高了生产成本，二者都对中国铁矿资源产量具有很大的约束作用，导致其无法满足国内需求。国内需求刚性的存在及显著的供给短缺使得中国需大量依赖进口资源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这就导致了在面临价格不利局面时无法以缩减进口为应对措施，因此只能被动接受价格[20]。
2)钢铁行业凝聚力较低。虽然目前中国钢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另一方面国内钢铁行业的相对分散也一直是阻碍本国钢铁产业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当前中国虽不乏宝钢、首钢等大型钢铁企业，但由于之前钢铁行业的快速扩张使得大量小规模钢铁企业陆续出现，这些小企业的出现虽然促进了中国钢铁总产量，但同时也大幅稀释了国内钢铁行业的产业集中度，并与发达国家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如2014年日本和美国钢铁行业CR4比重分别为78%和67%，而同期中国钢铁行业CR4比重仅为17%，CR10也才为36.59%[21]。较低的产业集中度以及内部的无序甚至是恶性竞争导致了国内钢铁行业在铁矿石进口问题上更容易各自为战，缺乏相互间的协调，无法在价格谈判中形成统一的合力一致对外，十分容易被逐个击破。而同时全球几大垄断矿商却形成了巨大的卖方联盟，通过相互协商控制产量来使全球铁矿石始终处于供不应求的局面，从而掌握定价话语权。
3)缺乏对海外资源的掌控。中国在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除了国内钢铁产业无法形成合力外，另一方面还因为对海外资源缺乏必要的掌控，存在一定的供给风险。如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亚洲市场的重要进口国，两国若能在价格谈判中进行必要的合作，则很有可能会争取到更多的利益，而现实情况则是日本不仅不与中国合作，反而在谈判过程中时常掣肘中国[22]。这种情况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掌控着一定的海外铁矿资源，如在2007年时日资企业在澳大利亚24个主要铁矿中都有参股，更是在其中的8个作为重要股东参与运营，除此之外，在巴西、加拿大等其他铁矿石主产国也都有日本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生产[23]。积极投资海外铁矿资源使得日本在面对高价时能以生产者的身份获利，且由于本国钢铁企业在海外具有了一定的资源储备，因此能够有效降低供给风险。虽然目前中国在“企业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也积极开展海外铁矿资源投资，但与日本相比，中国投资海外铁矿资源的意识出现较晚，因此面临的压力与困难也较大，其对海外资源的控制程度也不足以使其在价格决定中具备充足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