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哲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这块土地之后就与中国文化发生着微妙的关联，顾不上很好地倒时差，就适者生存下来。西方哲学在中国语境下既保持其自身独有的风貌和品格，又在中国文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着中国化转变。对这一历程加以梳理和把握，认真离析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经”与“历”，认真总结中国人对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认真规约西方哲学中国化的未来与愿景，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当代解释；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一直被视为影响中国思想的异质文化，经历着对其好奇、接受、批判、自省的过程，经历着西方哲学由“贵妇人”的王者至尊(科学知识崇拜意义上)地位向世人皆知的“过客”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固然包含着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也不简单是一个对异质文化的单纯借鉴和接受的过程，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新的语境之下的再诠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展现了中国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和创造力，更体现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检视能力和理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理解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顾名思义就是指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中华文化包容、改造、吸收和诠释的过程，是中国人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和中国式立场不断去解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使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中西方哲学存在着文化冲突，也存在着“杂色共生”——以中华文化的血脉骨骼为生命线是杂色共生之灵，西方哲学紧紧贴服在这一骨骼上是杂色共生之肉，建构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理解西方哲学的自主品格和特定方式。正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成见”的认识那样：“成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场去解释一切，“成见”构成了理解与解释的“前结构”，是我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先决条件，所以历史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有“成见”才是我们存在的历史实在本体。如果亚里士多德不用自己“实体是是其所是”的“成见”去解读理解柏拉图的“理念”，用原始柏拉图永远无法超越柏拉图，而无法成为集大成者。同理，中国人如果不用自己的“成见”去解读西方哲学，就等于中国人永远没有理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不属于我们，我们要隶属于西方哲学的历史，就必须有“成见”——即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能力、思维方式、问题意识、主体精神、自主品格等等。这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不断使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中国化视角。或曰“中国人眼光”，“这里说的中国人眼光，有特殊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会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赵敦华先生提出的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同著名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如出一辙。解释学问题不仅涉及文字，更涉及语言；不仅涉及原文和它的客观含义，更包含讲话人和作者的个性，故解释就是“去理解一系列既作为一种迸发出来的生命环节，又同时作为一种与许多其他人甚至以不同的范式相联系的活动的思想”(2)。话语和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直接显现，还包括思考的过程。同一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可谓共同的话题，不同的话语间；共同的文本，不同的阐释；共同的历史，不同的理解。所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著作的出版，无论是阶段性研究，还是通史的把握，无论是思想性提炼，还是人物性挖掘都始终围绕着两个相互缠绕的问题不断前行：其一，尊重西方哲学内在的发展轨迹——有的学者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概括，有的学者从西方哲学概念的流变作出阐释，有的学者从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相互结合进行理解，这其中包含着不同研究个体所形成的“哲学观”或“哲学史观”；其二，尊重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照。西方哲学的理解与解释毕竟不是要还原历史，历史无法还原，历史的故事无法“重述”，只能以各自的方式“重现”，而“重现”的过程就包涵历史故事叙述者的自身理解。(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隶属于历史，隶属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以这样的目光审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传统知识型、文化比较型、当代解释型。大抵一种外来文化要融入本土，先行的知识性介绍似乎是不可省略的历史必然。所谓“传统知识型”，即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呈现为重视知识性介绍、历史性梳理的方式，注重对西方哲学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学派、标志性事件和思想进行一种直观朴实的描述和线性的分界。这种方式要求史料的丰富翔实，强调史料的真实纯粹。为此，以引进、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为主旨的学术成果风生水起，汗牛充栋，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基础。这一良好的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哲学“史”上的“哲学”知识有较为全面的占有，在完成对“哲学”知识，即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哲学”内容相对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其串联成一部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型”不仅仅是对思想家和哲学知识进行简单介绍或排列组合的罗列上，而是力争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在断代的基础上实现史通，以呈现对西方哲学理解与解释的蚂蚁、蜜蜂到蜘蛛的方法逻辑，以实现对西方哲学作为史学意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展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发展而来的知识系统。
“传统知识型”作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细究起这种方式诞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与非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割，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当然要有鲜明的界限。对西方哲学这一“舶来品”更不例外，即对西方哲学首先要进行“是其所是”的描画，并使每一幅图像定格在确定的方位上。无论我们对其进行怎样的模块化肢解、阶段化拆分、形态化认识和结构化组合，最终都是期望能够清晰明辨地“复原”出一个“是其所是”的“西方哲学”。这样的西方哲学越像“西方”越真实有效，定位得越是清楚明白越具有标杆意义。时至今日，你仍然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学什么的？哲学!不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吗!你无法否定这样的说法，可见这样的认识已家喻户晓，即是对传统知识型魅力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