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在19世纪上半叶就指出，西方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因此西方哲学是知识史，更是文化史、思想史。西方哲学能如此，中国哲学何以如此？将中西方哲学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比较成为时尚。文化比较型即将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与中国文化进行相互比照的意义上理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实现取长补短，相互融通，共同推进。文化比较型一方面关注西方哲学在逻辑性、思辨性、体系性上的优长，将此与其奠定的整个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关联起来理解，力图实现对中国文化缺逻辑、轻理性的弥补；另一方面也在比较的过程中对中西方哲学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评介，如19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一直探讨的“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思想”的大讨论，就是文化比较意义上对中西哲学特点加以把握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加深了人们对中西哲学特质的认识，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两者各自的优长有了更鲜明的体悟——中国哲学关注伦理生活，西方哲学重视本体世界；中国哲学看重感悟和体验，西方哲学依靠逻辑和演绎；中国哲学讲究意在言外，西方哲学倡导语言与存在的统一。种种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上的差异使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出了一道藩篱，但即便有这一界限，两者之间在尊重差异、各有优长基础上的相互融通依然是可行的和可信的。文化比较式研究尊重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特有的“成见”，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赋予西方哲学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也许在西方文化当中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突出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质。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方式的转变也有其时代和历史原因。一方面这一阶段不但在中国甚至在西方都呈现出“跨文化”比较研究方式成为热潮的局面，亨廷顿、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纷纷对文化乃至文明的呈现方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自身理解的逐渐成熟化也使以往那种脱离哲学本性而对西方哲学采取“静观”或者“旁观”态度的知识性介绍和历史性铺陈的西方哲学研究需要发展到真实的面向事情本身，对西方哲学的文化特质作出深刻解释的层面。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意义上解释西方哲学的思想特质。对西方哲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真实研究使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典型特质：其一是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关联。研究者认为思想性以历史性为表现方式、历史性就以思想性为承载，在历史的延展性与思想的时代性之间、历史的逻辑性与思想的丰富性之间、历史的规律性与思想的张力之间，共同构筑成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出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中的重要内容的独有的文化魅力，具有思想性和文化性价值。其二是注重在文化的比较、文明的冲突的过程中揭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参考价值。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以往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独断式的学术研究成果渐渐淡出，而大量体现研究者学术视角和思想的，以探究哲学史上具体、真实的哲学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成果蓬勃生长起来，力求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哲学特质的学术著述也不断涌现，使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为波澜壮阔的态势，也使西方哲学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文化比较型代表了一定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式，但伴随人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逐渐思索一个问题：在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下建构起来的西方哲学模式是否还是原本的西方哲学？这种建构究竟是对西方哲学的曲解还是再诠释？人们日益对黑格尔所提出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产生了疑问，难道哲学就是对历史的简单还原和复制吗？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历史无法还原，更无法复制，那么哲学与哲学史的存在还有意义吗？在对这样问题的追问过程中，人们修正了黑格尔的命题，“哲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这是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尊重、“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创造”——哲学研究必须突破编年体式的哲学复制而实现哲学形态的更迭、哲学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创新关键在于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于是西方哲学的研究开始转变为突出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呈现以中国人对哲学的当代理解去解读和解释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我们称之为“当代解释型”。所谓“当代解释型”是强调读者在解读思想史过程中的当下需求和当下意义，甚至对意义的重视更为突出。借用奥尔斯勒对哲学史三种写法的概括：一种强调思想诞生的历史语境，一种强调批判性态度，一种强调“以史论今”，那么当今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当代解释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典型方式刚好是对这三者的囊括，即带着批判的态度对历史语境的再诠释，又力图以古鉴今。
以“当代解释”方式对待西方哲学，就是将西方哲学看做某种经历过的历史情境，乃至这一情境究竟应如何通过人们的解释才能不断证实或证伪，使其自身所具有的厚重感重现出来。因此西方哲学就是人类向自身传达曾经发生过的某一段经历的过程。如此一来，这里就存在多重身份——历史本身、历史故事的创造者、历史故事的解释者，前两者是已经逝去的过去，而只有后者才能以自身的独到视角将意义赋予历史。理解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我们理解西方哲学必然带着历史的解释者的身份予以考察，与此同时我们自身所带着的与生俱来的“标签”自然会对我们的解释产生影响。所以当代解释必然是具有中国特质的意义建构，西方哲学在中华大地的研究也必然体现出典型的中国气质。在时代状况、哲学问题和读者需求三位一体的“当代解释”中，国内的西方哲学研究一改以往标准化的书写方式，而能够呈现为具有“时代性内容”——哲学以理论的方式关怀当前中国现实的时代问题、生成具有历史感的思想；“民族性形式”——以中西哲学不同民族性特点相互映照的方式表达对统一性问题的理解；“个体性风格”——读者研究立场、研究旨趣和思想背景的不同使得其西方哲学研究成果彰显出贴有自身风格特征的个性化标签；“人类性问题”——对意义性和价值性的挖掘说明中西哲学史和文化史上的各种哲学思想以及对这些思想的研究成果都是人所共同面对的人类性问题，因而也具有人类性价值。这一研究方式充分展示了理解的先在性和成见的必然性，不再以相对狭隘的目光力图还原，而始终以建构和创造为自身的理论旨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