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统计软件的相关性分析“每月平均工资”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发现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相关。从上述文章上述“短工化”特征中的“年龄特征”可以知道：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呈现出随着年龄的增加“短工化”现象降低的趋势，但是他们在打工生涯中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他们的心态和诉求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
通过以上分析，从工资层面上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的现象并不单纯受到个人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还需要从其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3.2从消费结构层面分析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社会环境与家庭环境和老一辈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们在生活消费观念上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变化。其个人消费支出快速增加是不同于老一辈农民工的显著特点。在消费结构调查中，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在“除衣食住行”以外，占据接近一半的比例。从上述文章“短工化”特征的“婚姻特征”可以知道，未婚人士在工作上更倾向于“短工化”状态。这是由于相对已婚人士，未婚人士在消费结构上更多的消费是体现在“娱乐消费”，而已婚人士在消费结构上更多的消费是体现在“衣食住行”。
除此之外，在对总样本的2011－2013年个人支出情况看，2011年平均支出总额为19884.96元，2012年平均支出总额为24638.68元，2013年平均支出总额为27518.96元。可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的其生活成本也逐渐升高。
所有样本平均一年能攒下的资金为1.7万元，而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又可以从年均换工次数体现出来。从统计结果显示，变量“平均每大约能攒下多少钱”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两个变量间存在明显相关关系（P＜0.05）。
由于社会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结构也发生一定的改变，在并不能满足自我消费的基础上大部分农民工会选择换工作寻求一份符合自身消费水平的工作。“平均每大约能攒下多少钱”和“平均每年换工作次数”两个变量间存在明显相关关系就是新生代民工消费支出影响换工频率的体现（见表6）。
通过以上分析，从消费层面看：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的原因并不单纯受其工资收入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还体现在他们的消费结构上。
3.3从工作人力成本投入情况分析
在对总体样本进行调查中，“去年读书、参加培训或学习本领上产生费用”平均为3390元，“今年读书、参加培训或学习本领上产生费用”平均为2324元。可见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成本投入情况并不重视。在“选择哪种接受继续教育的方式”中，35.4%的人都选择不想接受任何的继续教育所占数量最高，可见有不少的农民工并不想在工作期间自愿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积累，越不看重本身的人力资源利用情况的个体会更偏向于游离与转换工作之间。
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大多数新生代农民工在寻找另一份工作的主要原因偏向于“挣更多的钱”的比例比偏向于“学到更多的东西”的比例多出12%。从上述文章“短工化”特征的“学历水平特征”可以知道：学历水平处于中底水平的新生代农民工“短工化”程度较为严重，并分别向学历越高、学历越低两侧递减。该学历群体在外出务工期间并不十分注重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在自身学历并不高的情况下投入人力资本较少必定会对产生一定的短工化现象。
通过以上分析，从工作人力成本投入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对参加培训、学习来提升自身人力成本方便缺乏重视，具体表现为投入时间少，费用少。自身水平的一成不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短工化”现象的产生。
4“短工化”现象对我国经济转型的影响
4.1不利于个体人力资本的积累
对个体而言，频繁的更换工作虽然可以缓解农民工个体对工资水平、工作环境的诉求，却无法为自己建立起长期稳定社会的关系，更无法持续积累在同一行业的就业技能和工作经验，不利于职业发展。
我国当前的经济转型把科学专业技术放在突出位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然而，频繁流动的劳动力在个体层次却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经济在向科技专业化转型的方向上提供了阻力，个人技能的缺失，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厂之间跳槽表现频繁会导致企业用工的不稳定，而本质是因为农民工本身无法对自身人力资本进行良性的积累。如果企业没能有素质高并且稳定的劳动力在后背支撑，就很难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技术增长，影响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4.2不利于企业进行产业升级
2012年，随着出口压力加剧，内需不足，吸收农民工的中小企业面临着更大的发展挑战，“短工化”用工已经成为中小型企业雇佣农民工的大趋势。对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而言来说，工人频繁跳槽可能影响较小，所以有不少企业更倾向于用人“短工化”，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用工成本的开支，降低劳动纠纷次数。但是，靠不断换工作的低技术性的工人是不可能积累将企业做大做强的，必须在国家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进行产业升级，利用科学技术降低劳动力需求和用工成本，增加生产率。在用现在科技改造传统产业的的方向上参与到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在提高自身的前提下逐渐与国内外企业拉开生产技术和科学管理的差距，使我国经济迈进世界潮流。
4.3不利于经济结构的优化
2014年一季度，广东经济运行平稳。国家统计局核定，广东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6万亿元，增幅比去年一季度和去年全年均回落1.3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回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结构和经济质量的优化进程。
在劳资关系上，新生代农民工的频繁跳槽实际上是在对企业待遇、政府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无声抗议，他们从自身角度“理性的选择”跳槽其实是政府在实现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就业问题和就业不稳定的源泉。其所反映出来的体制的缺陷和制度保障的不完整性正是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的缺陷。在对经济结构的优化，不同产业发展速度的调整过程中不可忽略要处理好农民工作为就业主体的就业质量，才能更好的提高经济质量，使经济效益稳重求进。
5对策与建议
5.1加强工资指导
物价在涨，可员工已经很久没涨工资，企业以效益没涨而不给员工加工资，并且基本上没有企业会按照这个指导线来调整工资，工资指导线不具有强制力。员工希望按照企业效益与物价涨幅合理上调工资，仅仅靠劳动部门制定的企业工资指导线，在不同性质的企业中很难实现。由于没有法律上的明确处罚，很少有企业主动执行。
通过调查研分析表明，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已成为决定短工化程度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稳定的农民工就业环境，依赖与政府在经济层面上的最低工资水平和产业的工资指导，使企业合理进行劳动报酬分配，缩小地方贫富差距，稳定劳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