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取证相对困难。一些概念和标准本身不是很明确，对其很难界定和判定。同时证据资料分散，一般存在于不同的企业之间，有的还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之间，而目前限于各方面的条件，有些取证根本无法进行。
通过上述对转让定价反避税工作中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建议：
1、完善相关税收法律规定。避税产生的客观原因在于税制本身的缺陷，要想尽可能地减少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就必须完善税法，做到税法条文完整，措词严谨，使税制的内在机制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在反避税立法上都较先进。针对转让定价避税，我国税法虽然制订了一些反避税条款，如《征管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企业或者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的从事生产、经营机构、场所与其关联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应当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收取或者支付价款、费用，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进行合理调整。如：《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七条规定：“纳税人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的价格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由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计税价格。但这些规定还不能构成反避税有力的法律武器。我们应该在借鉴国际反避税法规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独立的反避税法规制度，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收专门法规。在建立完善相关税收法律规定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尽快建立并推行预约定价制
预约定价制（简称APA）是纳税人事先将其和境外关联企业之间内部交易与财务收支往来所涉及的转让价格的确定，向税务机关申请报告，经税务机关审定认可后，作为计征所得税的会计核算依据并免除事后税务机关对定价调整的一项制度。将税务机关对企业转让定价的事后审计变为事前审计，使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就关联企业间的转让定价方法通过谈判达成一项谅解。该协议一经达成，对征纳双方皆具有约束力，凡符合协议规定的交易事项都适用协议中的转让定价方法，而税务机关则不能予以调整。这一方法降低了税务机关对转让定价调整的不确定性及征纳双方的行政管理费用，提高了效率，减少了征纳纷争，征纳双方都可以从中受益，还可以避免重复征税。
（2）建立转让定价税制。对纳税人与关联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不按照独立企业之间的业务往来作价的，可采取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可比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利法和其它法调整其计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确定其转让收入，核定其应纳税额。
（3）建立纳税人举证责任制
不少国家在税收立法中有一个重要突破，即把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根据各国民法的原则，在民事诉讼中，原告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法院才判被告有罪。这一原则若适用于税务争端，必然使税务部门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为了使税务部门在反避税斗争中摆脱这样被动的局面，一些国家在税法立法中规定，将举证责任转移给纳税人。如德国在1977年税收法规中规定，准许税务当局在调查过程中将责任加在纳税人身上。如果发现纳税人没有按照税务局的要求提供有关事实，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判决，而无需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在关联企业的交易中，明确由纳税人提供转让价格合理的理由和依据，这将对通过转让定价进行避税起到很好的遏止。
2．发挥各类审计作用。
要充分发挥税务师、审计师、会计师在反避税工作中的作用，弥补我国专业税务人员不足、素质不高的缺陷，增强反避税工作的力度。对重大的转让定价等避税行为，除有计划的派专人到境外对关联企业进行税务审计外，税务机关还可委托境外会计公司或私人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查证。
应明确规定税务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负有依法维护国家权益和客户合法权益的义务和责任。在接受客户委托，检查企业帐册、会计报表、所得税申报表和验资工作中，对明显弄虚作假，转让定价的行为负有调整及如实反映的责任；对其税务审计结果—所出具的查帐报告和验资证明的内容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