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乡土社会，一旦村民们发生冲突与纠纷，并不是立即想到法律，而是本着以家族和乡邻关系为基础的人情、礼俗和习惯规矩的某种民间法来进行调解和缓和，通常使用的就是所谓"都是一个姓一个祖宗一家人"，"看在乡里乡亲的情分上"，"早不见晚见"等一类具有浓厚血缘家族和乡土意识的民间法进行劝导、调和,国家法相反成为他们参照和利用的一个武器。显然，按照当地的习惯和民间法，该案件的当事人应该在生活的过程之中保持和气，被告W的耕牛将原告Q的耕地践踏毁坏已经是理亏在先，被告W不但未向原告Q赔礼道歉，而且殴打原告使其受伤更是无理，又伤了两人之间的和气。原告要求讨个说法的原由显然符合当地的民间法，是站得住脚的。
在乡民看来，一切纠纷都可以在生活中找到解决的依据，且这种解决的依据相对固定化，是一种生活的传统规则，一种"人情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正义观念并不象一般西方思想家对正义理性的界定，它是一种以人情为基础的以伦理为本位的正义观。[5]纠纷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后，他们脑海里并没有什么实体法是如何如何规定的，程序法该如何如何注意这样一些书本知识，他们只关心案件的处理结果，关心法院的判决有没有符合他们在生活中认定的某?quot;人情正义"观，在乡民的文化领域里，法院对纠纷的解决结果必须要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即法院的处理结果必须要符合他们的某种价值观念、习惯行为或道德准则。在这个案件中，原告Q和当地乡民的正义观形成了共识，他们要求法院要对被告W进行处罚，而且必须处罚，要求法院的处理结果符合当地的道德、生活观念，如果法院以时效已过，驳回原告的起诉或者判决原告败诉，显然背离了乡民心中的民间法，是保护了"坏人"或者是让"坏人"钻了空子。
乡土社会的正义观在一定程度上主要表现为"直觉正义"和天经地义，乡民们就是习惯于用自己朴素的感觉来评价法院对纠纷的处理，当发现法院的判决与他们的感觉相违背时，他们就会觉得法院是不公正的，法律是不可信的。这种浅显的道理在现实社会中也是如此。一个人往往不是通过对各种法令条文细节的熟悉与记忆来掌握法律，而是通过对法律、法规运作的效果和亲身的观察体会，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例，通过一个个具体法官的行为，从习惯上、心理上接受了它，才保障了法律的有效性，考虑了这点，法律就契合了民情和民意，就能为民众接受。
值得从学术上研究的是，这套朴素的"正义观"深深植根于乡民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之中，它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 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人们的心理、智力与情感，通过被人们反复适用，逐渐被人们认同，成为他们接纳和共享的资源，因此，它在乡土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成为了乡土社会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对于这套朴素的"正义观"、民间法，基层法院的法官夹杂其间，穿梭在严格的规则之治与适当的自由裁量之间左右平衡，艰难地作出选择。
二、基层法官在依法之治与解决纠纷中的困惑与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