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通过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安定有序中发挥作用。我国正进入一个经济全新高速发展时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抓住机遇加快发展自己，离不开一个稳定的发展大环境，离不开一个建立在有序运转大机器之上的社会和谐整体。人民检察院正是通过依法履行法律监督权，通过行使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公诉、抗诉、执行监督等具体监督手段，严厉打击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社会稳定的刑事犯罪活动，保护人权和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财产；通过行使法律赋予的立案权、侦查权，严厉惩治贪污贿赂和渎职侵权等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职务犯罪案件；通过认真做好出庭公诉，发表公诉词，向有关发案单位发送检察建议、征求办案工作反馈意见，结合案例宣传和在重点单位、部门，重点环节深入调研，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教育公民学法、懂法、守法、护法，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情操、守纪律的新型社会主义公民。可以说，检察机关的每一项职能，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息息相关，环环相扣，检察职能履行的是否到位，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质量都有着较大的影响。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宏大社会工程，人民检察院任重道远，人民检察官责无旁贷。
二、运用检察职能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重点把握的几个问题
人民检察院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通过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检察职能，通过依法使用各种监督手段来进行的，即通过做好每一项具体的检察执法活动，来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台大机器助动。根据人民检察院的性质、任务和现阶段我国政治、经济发展趋势和状况，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应重点把握好三个问题：
（一）要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障人权角度，不断强化和提升法律监督能力，维护司法公正，弘扬正义。要在长期坚持严打方针，突出打击重点的基础上，在以下两个方面加大监督力度。
1、加大抗诉工作力度。审判环节是案件诉讼的终端，是司法实体审理的归宿，是评判和衡量司法是否公平公正的检测点，也始终是检察机关审判监督的重点。要认真注意审查两类案件的判决：一是重罪轻判即依法应该判重刑甚至极刑的案件而从轻判处。如应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判处死缓，应该依法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却判处无期以下徒刑。在司法实践中，确有一些经济条件好，或者有这样那样“关系”、“门子”的犯罪者家庭到处奔走，意图动摇法官意志，不惜“花钱保人头”或者“花钱买轻刑”，也确有一些地方的审判机关，在个别案子上片面强调某些证据认定分歧和从轻减轻情节，滥用“自由裁量权”，以“慎重”为由，该依法重判的案件作了轻判，使法律天平倾斜，亵渎了法律的公正性，导致受害人家属随着案件流程上上下下疲惫上访，奔走呼吁，在社会上对司法的公正性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不少案件由于错误判决，经检察机关直至最高检向最高法院提出抗诉后，被撤销原判改判死刑立即执行就是最好的例证。不可否认，重罪轻判案件中也确有不少对案件事实、证据、情节和法律条文的不同认识问题，但并不是所有判轻判错的案件都是认识问题，案外的因素不可忽视。在司法实践活动中，除了重罪轻判的司法不公情况外，还有一个需要值得注意的司法不公倾向，即依法应判处实刑的案件却作了缓刑判决，这在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职务犯罪案件的判处上比较普遍。很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一方面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发案居高不下，腐败犯罪势头得不到有效遏制，人民群众普遍认为司法机关打击不力，反映呼声很大；另一方面我们的一些司法机关却出现片面“轻刑化”，对公职人员犯罪大量适用缓刑，导致出现“前面查（案），后面放（人）”的现象，社会上的“说法”颇多。所以笔者认为，当前需要司法机关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应该统一执法思想，统一把握执法尺度，而仅靠检察机关“本系统统一”、“一家统一”是远远不行的。同时对于适用缓刑明显畸轻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应依法行使抗诉权，而不应自身禁锢和缠缚于“追求抗诉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