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历史的角度看，农村实行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公有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解决三农问题最伟大的成就，是我国农业和农村走向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值得大书特书。
历史性成就之二，农民摆脱了“皇粮国税”的超经济强制，成为平等的现代市场经济主体
土地制度的作用在于规范农村内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土地关系。在此之上，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非常重要。农耕文明时代，封建国家机器运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民向官府交纳“皇粮国税”，这里边除了钱粮之外，还包括徭役。这是依靠政权力量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历史上，多数朝代都奉行“什一税”。以现代经济核算标准看，这个税率要超过农业纯收入的20%，是非常沉重的。而且“皇粮国税”的刚性大大强于地租。因此，灾年甚至平常年景，常有农民因交不起皇粮国税，被官府逼得家破人亡。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以农为主的国民经济性质和积累工业资金的需要，农业税基本上被延续下来，并且，模仿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对于农民的利益剥夺仍然比较严重。虽然农民能够依照历史传统接受这样的政策，但毕竟调动不了其生产积极性。20世纪50年代末期实行的城乡分割的户口制度，经济上的深层次原因就是通过城乡隔离保障城市的利益。可以这样说，农民以巨大的利益牺牲为代价，保障了国家的工业发展。有学者估算，改革开放前农民为国家经济建设贡献的资金高达6000亿元以上。
改革开放后，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统购统销政策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被取消，农民获得了充分发展农业商品性生产的经营自主权。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农村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政策，于2006年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集体提留负担。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宣告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表明，农民不再是一种受到超经济强制的身份，而只是在平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经营主体。2008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要求，有条件的中小城市可以取消户口制度，为在全国范围建立平等的户籍制度创造条件。
历史性成就之三，农业受到越来越多的保护，与非农产业的关系日趋和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正在形成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农村、农民为工业和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国民经济的性质因此而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农业占主体地位的国家，以工业为主体的非农产业已经占据国民经济的主体地位。2008年，农业占GDP的比重下降到11%，这个数值还将继续降低。但这并不表明农业的地位下降，而是经济社会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党的十六大以后，农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政策性保护。农民生产农产品可以在良种、农业机械、农业生产资料购买等方面得到政府的补贴。这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化。在前述农民受到的超经济强制彻底解除的同时，新型的和谐的产业关系正在迅速建立起来。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到了全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近几年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农村九年义务制教育已经普及，文盲在中国正在成为历史性概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在农村普遍建立，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的现象已经有根本性好转；90%左右的行政村已经通了乡村公路，近100%的行政村通电话、因特网和电视讯号。
历史性成就之四，农业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解决了人口大幅度增长条件下的吃饭问题
蒋介石从大陆败退到台湾时，曾经认为共产党背不动几亿人吃饭这个历史性大包袱。新中国成立时有五亿多人口，年人均粮食占有量仅417斤，多数人温饱不得，勉强度日。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即使在农业发展受到“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且人口成倍增加的历史条件下，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也稳定地超过了600斤，基本上解决了温饱问题。1994年美国学者布朗提出“谁来养活中国”的质疑，为“中国威胁论”增添了话题。但亿万农民以我国的人均粮食及其他主要农产品占有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事实，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虽然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仅相当于世界水平的40%，人均水资源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5%，但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农产品自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