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接近于原文读者的反映。而语义翻译首先必须忠于原作者，注意传达原文的语义内容，译作应在译晤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准确、贴切地再现原作的上下文意义和传达原文准确的语境意义。根据原文的语义和句法结构将原文确切的语境意义表达出来。交际翻译完全以译语文化取代原晤文化，类似我们常说的活译，只须技巧，但也不能随意更改原意。而语义翻译不是直译，它要求创造性再现原作的思想与风格，其保留原语文化，二者瞰语义性翻译为主，又不截然分割。纽马克认为，这两种方法没有哪一个是更好的，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往往在同一作品中，交替使用，甚至融为一体。同时，两者又是交叉的，一个采用交际翻译的语篇，多少都有语义翻译的因素，反之，一个采用语义翻译的语篇，也有交际翻译的成分。但不同的翻译都耍致力一个共同的首要目标：准确、简明、得体，它既要保存原词的奉义，也得保存词的内涵意义。不但保存原词词语等意义，还得保留其用法。都要遵守译晤的语义与句法结构规范。最后由于流行的等效原则将交际翻泽抬到太高的地位，纽马克认为应该重视语义翻译的价值。他说，任何文术只要有可能，都应该首先考虑语义翻译。因为浯义翻译最忠实于原作，兼顾作者、读者和原文。
总结起来，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有以下不同之处：第一，语义翻译较客观，讲究准确性，服从原语文化和作者，翻译原文的语义。只在原文的内涵意义构成理解的最大障碍时才加以解释；交际翻译较主观，只注重译文读者的反应，使原语屈从译语和译语文化。尽量不给读静留下任何疑点与晦涩难懂之处。第二，两者在表达形式上也有差异。语义翻译使译文与原文的形式更为接近，并尽量保留原文的声音效果。它比交际翻译复杂、笨拙、具体、浓缩。重在体现原作者的思想过程而不是他的意图，倾向于超额翻译，即采用比原词意义更专的特指词；比较而言，交际翻译通顺、简朴、清晰、直接、使用包罗万象的泛指词。第三，当信息的内存与效果发生矛盾时，语义翻译重内容而不重效果，交际翻译则恰恰相反。
3、 不同文本的翻译策略
首先在翻译表达类文本时，要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在严肃的文学作品、散文和权威性言论等表达型文本中，原作者的地位是神圣的，翻译时应将对原作的忠实放在首位。译者应特别注意原作中带有个人特色的因素，如超常的(不常见的)搭配、创造性的比喻、新奇的句型、独特的用词(包括新词、古旧词、方言、特别的技术术语)等，这些都是作者个人的“印记”，都应加以保留，而不应将它们正常化，变成正常的搭配、译入语中固有的比喻、普通的句型和用词等。这么一来，译文也扼要许显得有些不通顺，但却真实的还原了原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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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貌，达到文本的目的。所以，在翻译表达类文本时，原作中文化色彩的成分也应忠实地翻译过来，尽量不要转化成译入语的文化成分，以保留原作的独特风味，遵循“作者第一”的原则。
其次，在翻译信息类文本时，应遵循“真实性第一”的原则。信息类文本的目的在于传递信息，作品的真实性放在首要地位，将原作的思想内容完整的再现，而不必太受原文语言的限制。内容的真实性是核心的，作者的语言是其次的。人们所关心的是文本所包含的信息内容而非说话的方式。信息型文本的语言往往是中性的，没有明显的个人特征或地域色彩，即使有时有一些个人用词特征，译者也可以不加理会，而将其淡化或正常化。在语言运用上，不以原作为标准，而以读者的语言层次为标准，力求通顺易解。“通顺”第一，对原作的“忠实”则居其后。和表达型文本相比，信息型文本的翻译则有更大的自由度，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对原文进行修正，比如当原文表达含糊、混乱或不确切时，译者有责任进行修改，以对译人语读者负责。
最后，在翻译号召类文本时，应遵循“读者第一”的原则，把读者放在首要位置。号召类文本的目的是号召读者按照作者的意图来行动，作出反应，其核心是读者以及读者的反应。在号召类文本中，原作者处于“匿名”的地位，对于原作者的个人写作风格可以不加重视，而将其正常化。号召类文本的语言特别注重可读性，力求让文章通俗易懂，以达到读者做出预期反应的目的。为做到这一点，译者可以撇开原文的表达方式，使译文的语言尽量达到与原作语言同样的效果。对原作中具有文化色彩的词语，完全可以用译入语中同样具有文化色彩的对等词来代替。当原文表达含糊或不确切时，译者同样有责任进行修改。例如在广告语的翻译中，为了保证译入语读者产生与原作读者同样的反应，就需要做较大的改动甚至重写。
由此可见，不同类型的文本需要不同的翻译标准，表达类文本要求既忠实于原文思想内容又忠实其语言形式；信息类文本强调原文的内容；号召类文本则要求忠实于读者的反应。在《翻译研究》中，纽马克给出了一份表格，从中可以看到：处理“表达类文本”的方法是直译，源文本的文体特征、句法特征、甚至词汇特征的保留是译者的主要任务；而处理“信息类文本”和“劝说性”文本的方法则是“等效翻译”，译者的主要任务是使译作具有相似于源文本的效果，而词汇、句法等形式性特征则相应被忽略。( Newmark,1981/1988)
但是因为文本类型不是绝对划分，没有纯粹的表达类，信息类或号召类文本所以翻译方法也不能过于单一。换言之,把某种翻译方法应用在某类文本时, 不能生搬硬套一成不变。 纽马克的文本功能分类模式既具有系统性和完整性，也具有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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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翻译法
关联翻译法是纽马克后期的理论成果。纽马克对“关联翻译法”的定义是：原作或译语文本的语言越重要，就越要紧贴原文翻译。一个文本的紧贴度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概括，即：文本、词汇和语法。
首先从词汇的角度来看，最常见的紧贴翻译是字对字翻译，译者可采用转化、归化、直译和释义的方法来达到对等。
其次从语法角度来看，在很多翻译情况之下，相同的结构是可以复制的。当一种语言在另一种语言里找不到对等的语法结构时，则需要调整语句结构。
最后从文本角度，文本的贴切程度包括词汇和语法的贴切之和，以及文本的衔接与连贯。为做到紧贴翻译，纽马克提出了七种方法：成分分析法、调整译法、描写对等、功能对等、文化对等，同义(近义)和释义。紧贴程度最高的是成分分析法，紧贴程度最低的是释义法。“紧贴”是相对的，“紧贴”与“不紧贴”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分界线。（李亚秋，2007;181）
二、纽马克与奈达翻译理论的比较
尤金·奈达(Eugene A．Nida)和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是西方译界颇具影响的两位翻译理论家，也是在被介绍到中国的西方翻译理论家中影响最大的。他们的译学思想曾经并将继续影响着众多的中国翻译理论研究者。奈达的理论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甚为流行。他提出的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被广泛研究并应用于翻译实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对他的理论重新思考。他的“对等”概念被一些中国学者质疑甚至否定。近年来，在人们重新思考奈达翻译理论的同时，纽马克越来越为中国学者所熟悉，因为纽马克本身也对奈达的一些理论持否定态度。事实上，他们两者的理论中既有相似点，又有不同之处。
（一） 、两者理论的相似点
第一点，两者都是基于语言学的理论。纽马克和奈达的翻译理论都是以现代语言学为理论基础，用现代语言学来分析和解决具体的翻译问题。奈达认为“最可靠的方法是语言学的方法，因为它可以描述分析不同语言的各种信息问的关系”。纽马克则认为翻译理论“源于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的范畴内，主要涉及语义学；所有语义学的问题都与翻译理论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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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天平，唐美莲，2003：53）
第二点是关于翻译的可译性。纽马克和奈达都认为翻译是可能的。纽马克认为，尽管不同民族的语青结构、文化内涵、思维方式、表达习惯有所不同，任何东西都是可译的，部分内容需要加入解释的翻译。这部分解释性的翻译仍然是翻译。奈达则认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具有相等的表达能力，能使说该语言的本族人表达思想，描述世界，进行社会交际，各种语言的表达功效足一致的[6]。而两人都认为翻译虽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的”。 纽马克认为因为译出语与译入语存在诸多差异，很多方面无法对等．所以翻译过程只能是尽量根据文本类型，把握译文与原文的一致性。奈达也认为无论是语内交际还是语际交际，两篇不同的话语并无绝对的对等可言，因而译者所追求的只能是“切近的自然对等”。
第三点是两者都注重读者反应。纽马克将文本分为三种类型，其中号召类文本将读者放在首要地位，主张以读者为中心。充考虑读者的需求和知识水平。纽马克还把读者分为专家、普通受教育者和文盲。奈达则认为，评判一篇翻译足否成功，首先看它能否被译入语读者所接受。奈达也将读者分成了儿童读者、初等文化水平读者、普通成人读者和专家。
（二） 、两者理论的不同点
奈达的翻译理论来源于对《圣经》的翻译经验，因此，他所提出的翻译标准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文本。由于《圣经》翻译的目的在于传教，译者当然应注重读者反应。但是对于文学翻译，译者就很难或者说没有必要总是考虑读者反应。因为文学作品的解读常常受到许多主观因素的影响，由于读者在文化素养、价值观、审美观、情感体验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不同读者在不同时代对同一作品的理解往往相差甚远。其次，他的功能对等论在某种程度上排斥文化交流。他认为，翻译中要尽量使用译文读者熟悉的表达法来替换难懂的、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原语习惯表达法。奈达注重功能对等却忽略了对原文文本的忠实，把读者反应作为翻译标准也可能导致翻译标准的混乱以至于最终没有标准。相对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纽马克提出的根据文本类型采取翻译策略的主张可谓一大进步。纽马克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并不排除直译和意译。因此，一个文本可同时采用几种翻译方法，包括直译、意译、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等。事实上纽马克本人一直主张直译。
从以上的讨论我们可得出两人理论的不同点：第一，奈达的理论以功能为中心，而纽马克的理论则以文本为中心；第二，奈达强调读者反应，而纽马克则强调既要忠实于读者，又要忠实于原文和原文作者：第三，奈达将形式和意义看作两个对立的部分，认为内容应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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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形式，反对形式对等，注重功能对等；纽马克则认为内容形式是不可分割统一体，两者同样重要：第四，奈达虽然提出形式对等和功能功能对等，但他真正主张的是功能对等；纽马克则认为要根据不同的文本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或交际翻译；第五，奈达注重译文和译文读者，主张用接受语的表达习惯代替原文中外国文化的表达方式；纽马克注重原文及其文化，坚持翻译要忠实于原文文本，保留异域风味；第六，两者考虑了读者的因素，但纽马克只是在交际翻译中注重读者反应，而奈达将读者反应作为评价翻译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
以下笔者用一句实例的翻译来更好地说明两位译论家提出的翻译方法： He has met his waterloo. a.他遭遇了自己的滑铁卢。 b.他这回遇到挫折了。 c.他这回败走麦城了。
根据上述对比分析可以看出，（a）属于奈达的形式对等翻译；（b）属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c）则即属于奈达的功能对等翻译，又属于纽马克的交际翻译。
三、纽马克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
纽马克针对不同的文本提出不同的翻译方法，使翻译标准多元化。在不同的文本中，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语义翻译、交际翻译或两者相结合。这使得译者在翻译实践中能够更加灵活地进行操作。纽马克又强调, 翻译方法也不可能截然分开,处理同一个文本时,有可能某些部分用语义翻译,而其它部分必须用交际翻译,而且并非只有一种语义翻译一种交际翻译;甚至在处理某一个部分或句子时,也可能用比较偏向语义或者比较偏向传意的翻译方法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可能重叠,
在此从广告语方面来分析纽马克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的指导。广告语从功能上看属于号召类文本。号召类文本包括作者用以感染读者(特别是感性读者)并使其“获得信息”的所有文本，有广告、政治宣传品、通俗文学读物、公告、规则等，所以译文的中心应是读者而非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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