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
《新青年》杂志开始是陈独秀独自主编，后来主编者是轮流坐庄，因为思想发生分歧，从七卷一号起又由他一人编辑。在这一期上他写了《本志宣言》，由于他从激进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刊物也跟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了。不久，他就站在劳动者立场上讲话，在《晨报》上发表了《告北京劳动界》，说明二十世纪的“德谟克拉西”有新兴无产劳动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之别；他号召劳动团体和各校学生联合会接近，号召学生“恳恳切切”做劳动者的“朋友”，请他们帮助劳动者联合起来。
陈先生不但是个政治家，也是一个工运领袖，是大知识分子最早走近工人最早开展工人运动的先锋分子之一。1920年初，是陈独秀向马克思主义者飞跃前进的时期。他调查研究中国工人的状况，筹办工人刊物，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会，是这时前进的一个主要方面。这年一月，他写了《告新文化运动诸同志》，劝上海的朋友要办报，不必办和人雷同的报，象《店员周刊》《劳动周刊》，倒有办的必要。他指出新文化运动将影响到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到自己的地位。陈独秀从北京一到上海，便开始对当时的中华工业协会、中华总工会等团体进行调查。他向各方面约稿，请好多人调查各地工运情况。陈独秀把这年5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主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共约400页，相当原来的两倍多。有孙中山、蔡元培等16人的题字，有九个劳苦工人的文章，第一篇文章是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有美、英、日和我国许多省市工人状况的调查，
还全文刊载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劳动法典》。陈独秀写了《劳动者的觉悟》和《上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题》。在前一篇文章里，他把工人称为支撑社会的“台柱”。《新青年》这个专号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开始结合的产物。宣传工人的重要社会地位；宣传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宣传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批判资产阶级言论；揭露招牌工会，号召工人组织自己的工会。1920年8月他和李汉俊等创办了《劳动界》、10月创办了《伙友》（均周刊）。
陈先生在《两个工人的疑问》（《劳动界》创刊号）一文中写到：“劳动是什么？就是做工。劳动者是什么？就是做工的人。劳动力是什么？就是人工。我们吃的粮食，住的房屋，穿的衣裳，全都是人工做出来的。所以说‘劳工神圣’”这种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很受工人欢迎，被誉为“工人的喉舌”、“工人的明星”。在《真的工人团体》（《劳动界》第二期）一文中说：“工人要想改进自己的境遇，不结团体固然是不行。但是像上海的工人团体，就结一万个也都是不行的。”“觉悟的工人啊！赶快自己联合起来，组织真的工人团体啊！”陈独秀身体力行，便致力于组织真正工人自己的工会。上海机器工会发起时陈独秀等被接纳为名誉会员，并被推举为经募处主任，陈独秀也参加了章程的起草，《上海机器工会简章》可说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会章程。上海机器工会成立时到会约千人，孙中山、杨明斋等到会，孙中山并发表两个钟头的演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领导的第一个工会，随后又领导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先生曾对包惠僧（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说：“作为共产党员首先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其次是发动工人，组织工人，武装工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消灭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九月中回到上海，11月间签发了《中央通告》,提出了到下一年7月前的工作计划。最主要的是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要求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各区必须有直接管理的工会一个以上；要求各地集中力量，组织全国铁道工会，使铁道工人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先锋。陇海铁道工人随即打响了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的头炮。陈独秀对陇海铁道罢工给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陇海罢工，捷报先传。东起连云，西达陕西，横亘中州，震动畿辅， 远及南方。这是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
4、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共产国际的干预
1922年6月以后，陈先生撰写了一些文章，认为中国社会既然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时代，现在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统率，等到民主革命成功了，那时无产阶级来统率它的革命大军吧！这就是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陈独秀忽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这也正是“二七”罢工失败低潮时期的消极的反映。1923年陈独秀写的文章，就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他认为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的，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瞿秋白、
李大钊、邓中夏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邓中夏曾批评说：这种观点，才是真正的幼稚。并曾针对他的错误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后呼吁：“我所敬佩的负中国革命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希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
那么，这种左右摇摆的言行是怎么一回事呢？请看下文《脆弱的情感——性情中人》。
5、脆弱的情感——性情中人
先生为人，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但在现实中又兼具优柔寡断的特点。在对待中国共产党是否加入共产国际的问题上，起初陈独秀坚决不愿意，“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帽子。”但是，不久居然欣然同意了；又比如在对待是否以党内合作的形式与国民党合作，陈独秀起初也很反对，认为加入国民党，无异于“等于想在粪缸中洗澡”，但是最后又是“认识不彻底，主张不坚决，动摇不定的我”作了妥协。对于陈独秀的这种性格矛盾，美国学者列文森在论述陈独秀对待民族主义和“西化”时，就作了分析：“??为了他的反抗，陈独秀曾拒绝民族主义的约束，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并不能摆脱任何束缚。”
具有传统文人的那种重情重义的品格。而可怕的是，有的时候，为了情义二字，放弃自己本来坚持的原则，甚至动摇信仰。陈独秀之所以在后来接受了马林的建议，加入了共产国际，据包惠僧回忆，起
决定作用的是在1921年8月陈独秀被捕后，马林“花了很多钱，费了很多力”才把陈独秀救了出来，“这一次，马林和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算是共了一次患难。此后，陈独秀与马林和谐地会谈了两次，一切问题都得到了适当解决”。
托洛茨基似乎给他说了话，主持了“公正”，这使陈独秀十分感动，最后居然就投靠到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自己原来的主张和信仰。时人评论陈独秀说：“他是一个直爽而富于情感的人物；??他是一个非常合乎人情的人。??他忠于人，忠于事，忠于他自己的意志和思想。这是他成功的基础。但也是他失败的要素。他有坚强的意志，却缺乏冷静的头脑，这是他身为领袖的唯一缺点，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失败之症结。”
“一方面，他有好学深思、积极进取、敢作敢为、尖锐泼辣的品质；另一方面，他有顽固守旧、轻率急躁、孤傲自负、放荡不羁的特性。当他的傲骨面对反动势力和国民党的威逼利诱而不为所动时，他的行动是高尚的，他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和民族气节的伟人；但是当他的傲骨对着人民群众和共产党，坚持偏见，拒绝党的帮助时，他就不能不成为一个悲剧式的人物。”（李宏《一代伟人的失落》）。
6、耿直率真，胸无城府
1911年初，陈独秀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时，有一天到刘季平家做客，看到刘家客厅有沈尹默书写的一首诗。次日，陈独秀到沈尹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