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的问题在于严嵩张居正之后再也没有哪个文官愿意充当这个和皇帝结成联盟的阁臣角色，再没有哪个文官敢于充当这个为了迎合皇帝而宁愿得罪整个文官群体的角色！找不到文官的支持，万历当然就无法贯彻他自己的意志。
明朝中后期皇帝就是要在一件小事上贯彻自己的意志都有承担暴君骂名的危险，正德皇帝就是前车之鉴，一个皇帝，也是一个理性的人，他不能不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哪个皇帝是愿意自己被骂得狗血喷头一文不值的?如果他能操纵舆论控制舆论倒也好，可是在明代他偏偏不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只有软弱屈服来结束了
钱穆对中国古代是否专制问题上，有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
“你若只说中国传统政治只是君权专制，只是高压黑暗，你虽可欺骗现代不读书的中国人，但若使古人复起，他到底要喊冤枉。”
但就是钱穆也被陈见束缚，认为明朝废除宰相，还是加强了君权的。但实际上以前朝代有宰相的时候，皇帝想要实行独裁专制的可能性还高一点，皇帝自己懒惰自己能力低一点不要紧，只要找个能干的宰相来帮他就行了。而到了明朝，废除宰相之后，即便是这样的可能性也被剥夺了！ 2、明代的宦官专权的问题
有些人一提到明朝，印象就是宦官横行，甚至说明朝是宦官皇朝，是中国历史上太监最厉害的朝代。还有一些明朝背景的电视剧，不管具体时期是什么，都把太监表现的不可一世的样子。 可实际上，明代真正称得上权势熏天作威作福的宦官少之又少，加起来也不到二十年。我们不妨把几个有名的大太监当权的时间列举一下
王振当权从正统七年（1442）张太后去世算起，一直到正统十四年土木堡之变，他在乱军中被杀，满打满算也总共才横行七年不到的时间。
汪直从成化十三年设立西厂算起到成化十七年垮台，西厂被撤消，总共也不过横行了四年时间，而且即便在这四年里，他也远不是能够随心所欲。
刘谨得势是正德初年，到正德四年就被明武宗亲自除掉，也不过就四年时间
嘉靖到万历年间基本上没有什么大宦官弄权的事情，神宗晚年时期甚至是“司礼监用事太监寥寥无几，东厂荒凉得青草满地”。最被人诟病的可能就是万历征收矿税使用的太监，但这些太监不过是奉命行事。他们本身甚至有过街老鼠的味道（其手下被地方市民暴动打死打伤了，万历皇帝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武昌，太监陈奉手下耿文登等十六人被暴动市民打死，万历最后反而把陈奉解职。）
接下来就剩下天启年间最后一位能够拿的上台面，也是弄权最甚、为害最烈的大宦官魏忠贤了。但就是这个大宦官，他真正掌权的时间，从天启四年算起，到天启七年也不过就是三年的时间。 天启前期主要是东林党控制政权，天启4年，副都御史杨涟上疏痛斥魏忠贤的时候，魏忠贤还不得不吓的屁滚尿流向熹宗哭诉。直到同一年内阁首辅东林党人叶向高主动辞职，大批魏忠贤亲信进入内阁，这时候魏忠贤才算真正大权在握。
以上列举的明朝几个有权有势的大宦官，把他们几个当权时间全部加起来，也总共不到十八年的时间，把这短短十八年的时间和明朝一共将近三百年的时间相比，哪个是主体，几乎不言而喻。然而在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看来，明朝却几乎成了大部分时间都是宦官横行的朝代，这和事实相比，可谓荒谬已极！这就如同用十年文革来代表整个解放后中国历史一样。有些人把这加起来不到十八年的时间，夸张再夸张渲染再渲染，倒好象整个明代都是暗无天日，全由宦官控制操纵一般。 以偏概全，信口雌黄，愚弄世人到这个地步也算是叹为观止了
3、重农抑商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不过多展开，只说两点
第一如果按照传统历史学术界那种论证法，中国古代无论实行何种政策，都必然会被看成是所谓重农抑商。政府对工商业控制管理比较严，征收赋税多，那当然是被说成重农抑商，因为这是政府压制剥削工商业厉害；如果是政府对工商业控制比较宽松，征收赋税少呢？对不起，依然被说成重农抑商，因为这是政府对工商业不重视。
这种所谓的历史研究，没有确定的标准，也没有逻辑可言，相反的事实可以支持相同的结论，唯一的目的就是如何给中国古代贴上他们希望的那个标签。
第二点，如果按照确定的标准，确定的概念。那明代中国恰恰是重商抑农，而不是什么重农抑商 对商人来说，总是交的税越少，越能刺激经商热情，就是现在国家也有为了刺激某地商业繁荣，设立免税区或低税特区之类的事情
明朝从建立之初，商业税就被压低到惊人的程度，这方面的记载很多。 洪武初规定，“凡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明史》）
洪武时期.山西平遥一个地方官员，比较能干，在恢复增加商业税收上成绩突出，按照考核，应该受到表彰，结果到了朱元璋那里，反而被批评成是“剥削下民”，受到惩处
还有一个商人，他的货物销售情况不好，到官府告发，说是某地官吏为了向他收税，把他留了下来，耽搁了时间。结果朱元璋杖责了收税官吏，还让他按照货物价值赔钱给商人。
明代前期商业税收虽然低，但好歹还是实打实的收上来。但到了后期，则根本就是如同儿戏了。 象在唐宋时期作为占据政府财政收入比例一半多的盐茶税，在明代完全微不足道。
按照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一书，一些产茶大省，收的税，低到荒谬的程度，比如四川课税的茶叶数量超过500万斤，可是一年征收的茶叶收入总共还不超过2万两。 这还算是多的，浙江的茶叶税收只有六两，云南是17两，据说是用几乎贬值成为废纸的大明宝钞来评估税额。
偷税漏税成了官员故意纵容鼓励的结果，有个叫邵经邦的官员在他主管的收税机关里，规定一年只收三个月的税，其他时间任由商人往来。有个杨时乔的官员，他在杭州收税的时候，让商人自己写自己的收入，自己决定应该缴纳多少税。
而这些人并不是什么受贿贪污才这么做，相反是被明代的制度和舆论看成道德崇高的好官，因为这是所谓的不与民争利
收税低，管理宽松，从当时在华的西方传教士记载也能看出来
西方传教士曾德昭在《大中国志》中说在海关 “有更多的方便。没有堆放、过磅和检查货物的房间，也不需从船上取出货物，只察看一下并根据商人的簿册，征收一笔适当的税。若旅客不是商人，即使他一人带着奴仆，载运五、六口箱子以及许多其他物品，他从一地赴另一地时，一般都把东西留在船上，并不打开检查，更不付税。这对欧洲的海关和税务所是一个好榜样，欧洲的穷旅客遭到凶狠野蛮的劫掠搜夺，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还抵不上向他索取的税”
从这段记载来看，所谓检查商人的货物不过是走走形式，基本上商人自己愿意交多少就交多少。甚至如果假装不是商人，那就无论带多少货物都不会被征税。
在这种装装样子的检查之下，大量偷税漏税的行为恐怕是占所有商业交易的绝大部分了。 税收低到几乎没有，偷税漏税很方便，商人负担也比从事农业要小得多，再加上经济发展自然趋势。结果就是明代国家经济的重心不断向工商业偏移，劳动力不断从农业向工商业转移。这可以说是明代一个基本的发展趋势。实际上，从明朝初年，这种趋势就已经初露端倪。 明初文人张羽（来仪）《静居集》卷二《贾客乐》中说： “姓名不系官籍中”“人间何如贾客乐”
同时代的徐贲也有《贾客行》一诗，表达了几乎相同的意思：
“贾客船中货如积”“姓名不入州司籍”“相期尽说莫种田，种田岁岁多徭役。”
这两首诗表达的意思大体相同，反映的现实正是国家对农业人口的管理相对比较严格，而对工商业人口的管理相对比较宽舒。
到了明代中后期，关于农业人口流失，商业人口过多的记载就更多了 比如丘浚说：
“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饰日用之需。”
何良俊说“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空一里之人，奔走络绎于道路。谁复有种田之人哉。吾恐田卒污莱，民不土著，而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矣。可不为之寒心哉。”
林希元说：?今天下之民从事于商贾技艺游食者，十而五六?
朱国桢说“近年（万历天启间）农夫日贵，其直增四分之一，当务农者少，可虑！可虑！” 从这些记载来看，到晚明时期，已经是工商业过度发展而农业相对萎缩，甚至明朝末年的财政困局都和这点有关系，有远见的人甚至已经产生“地方将有土崩瓦解之势”的忧虑。
不管怎么说，按照通常意义的理解，明代的情况只能是重商抑农，如果颠倒过来说成是重农抑商，那真是在开玩笑了！至于在对概念进行更详细的分析基础再来讨论重商还是重农，就非这里的篇幅所能容纳了。 4、郑和下西洋
一提到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会做出一副启蒙愚民的面孔，唾沫横飞的告诉我们，郑和下西洋没有什么值得吹嘘，就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纯粹摆阔气的面子工程，祸国殃民，难以持续，也没有积极意义。
这种观点，我上初中的时候，初中历史老师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
不过后来多看了点书，同时看见有些人歌颂清朝康熙乾隆所谓七下江南之类的肉麻劲，心里就有些疑惑。
说郑和下西洋是炫耀，是为面子。好啊，你那个康乾盛世也来给我炫耀这么一回，别尽折腾些什么下江南之类的玩意儿了。不是把什么康乾盛世，吹的天上有，地上无，天花乱坠吗？来这么七次下西洋的活动，应该不成问题吧！被人贬斥的一文不值明朝都能做到的事情，你伟大清朝就做不到么？可惜的是，一次也没有！
哪怕能有一次类似郑和下西洋的举动，就要给那些清朝统治者磕头，谢谢你大爷了，你好歹也算出去见见世面，也不至于后来洋人打到你头上才一副大梦初醒的模样吧。
说明朝炫耀，面子工程，你好歹也要有这个资本吧！你要有这个资本，炫耀又如何？有面子有如何？总比清朝那些统治者只知道龟缩在国内，蝗虫过境一样下江南，还没脸没皮的认为自己是什么是天朝大国强得多吧！
而且多看点资料，说郑和下西洋是赔本赚吆喝，是打肿脸充胖子，本身就是不了解事实的胡扯蛋。 下西洋最频繁的是永乐时期，大家来看一段清朝编写的《明史》食货志上对于永乐时期经济状况的记载
“永乐中，既得交阯，以绢，漆，苏木，翠羽，纸扇，沉、速、安息诸香代租赋。广东琼州黎人、肇庆瑶人内附，输赋比内地。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岁歉，有司往往先发粟振贷，然后以闻。”
这段话不是我说的，而是明史里黑字白纸写的！“宇内富庶，赋入盈羡”这就是明史对永乐时期经济状况的总体评价
至于郑和下西洋对经济的具体影响，
明人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第九卷佛郎机条中说“又自永乐改元，谴使四出，招谕海番，贡献毕至。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
严从简的意思是，永乐年间下西洋，导致的结果不仅是“奇货重宝，前代所希，充溢库市”，而且贫穷百姓按照命令转卖这些货物，也有许多人因此而致富，国库也充实。
明英宗天顺二年（1458年），一个太监上奏：“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 太监上奏的意思更不必多说了。
有些人好像一直以为永乐时期郑和下西洋是倾尽全国之力，才勉强办到的。 而实际上，永乐时期，除了郑和六下西洋之外，办的大事情实在太多了。
北方是朱棣五次亲征大漠，每次五十万大军。把蒙古人打得丧失了基本的勇气和信心，前几次还敢打一下，后来几次就是被打怕了，只剩下望风而逃。也就是一听见朱棣要来了，连试着打一打的欲望都没有了，赶快逃吧，逃得越远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