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地名趣谈》
地名是一种地域性符号，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自身的历史传承。地名的演变，无不承载着一个地区历史、政治、文化、物产等等大量的信息。贵阳的地名发展变迁，见证了自身的历史进程，他与中原及其它文化发达地区相比，具有多元的民族和独特的地域特色。
贵阳的地名成因，大概有下面几个方面，但这些并不是唯一的地名来源，而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体，只是为了叙述方便，略加编次。
一、以自然地貌命名
以自然地形为地域冠名，是我国地名的惯例，贵阳是座山城，而且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因此，贵阳的地名许多都与山、岩、沟、河、洞、岭、坳、坎??有关，突出反映了这一地貌的特点。如：百花山、青岩、养牛坡、滥泥沟、小河、大山洞、粑粑坳、鸡爬坎、等等，数不胜数。
清末中兴名臣，洋务运动领袖之一的张之洞，据说就是因为出生在贵阳市区六洞街而得名“之洞”。只是这位曾经的国家重臣，大概因为贵州十分落后，因而对此讳莫如深，一般人只知道他是直隶南皮人氏，很少有人知道，张之洞实际上正是从贵州起身，走上他政治上的辉煌。
贵阳成为州郡的地名，当在明代隆庆二年（1568）[一说为隆庆三年]当时贵州巡抚杜拯、巡按王时举将省府从原来的程番府移到贵州城，（现在的贵阳市，元代到明初多称为“贵州”）改名贵阳府，迄今也已有四百三十多年的历史。
贵阳地名的来源，是因为他地处贵山之阳。但有趣的是他从字面上来看，又与贵州“天无三日晴”的谚语不谋而合，互为表里。因此，到现在，许多省外的朋友，还会常常望文生义地认为贵阳是因缺少阳光，所以为贵，让人啼笑皆非。
二、以少数民族关系密切
贵阳历来就是一个多民族杂居之地，在地名上无不反映了这种多民族共存的现象。
贵阳周边少数民族 布依族集居的村落很多带有摆、翁等字，如：摆早、摆克‘翁岗、翁岩；而苗族居住的寨子有些带有冗、蒙等字。如：盖冗、蒙贡等。这些地名大概是汉语的音译，具体表达什么往往众说纷纭，很难有一个准确的释义。
历史上贵阳许多地区，长期为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所统治，因此，许多地名就是沿用了元、明以来的土司称谓。如现在贵阳花溪区黔陶乡的赵司村就是元、明两代白纳长官司（副司）的驻地；而现在的中曹司，则曾经是中曹蛮夷长官司（副司）的驻地。
还有直接以当地少数民族的称呼命名，如花溪区，历史上曾叫“花仡佬”。一九三五年，贵阳县县长刘剑魂先生，嫌“花仡佬”名称不雅，因而更名为花溪。
“花仡佬”是仡佬民族的一支，而仡佬族是居住在贵州高原上一个古老的民族，据考证是古代百越人的一个支系。有人认为是显赫一时的夜郎王的后裔。
现在的花溪，在现代民族识别的时候，几乎已经找不到花仡佬族群和聚居之地。或许他们已经迁徙他乡，或许已经融入其他族群。
在贵阳还有许多地方是以少数民族的历史传说命名，如三王庙，（后人讹为山王庙）缘起于一个哀惋的传说：
据说在很早以前，一位年轻的姑娘在北盘江边浣洗衣裳，有三节大竹漂到她的足边，姑娘听到竹子里传来婴儿的啼哭，赶紧将竹子捞了上来，打开一看，里面睡着一个男孩，姑娘将孩子带回去抚养，这孩子长大后，文武双全，智勇过人，统治着广袤的疆域，他自称为夜郎王，并以竹为他自己的姓氏，所以又称“竹王”，这便有了后来的夜郎自大的掌故。夜郎王降汉后，由中央政府赐封夜郎侯，不久，夜郎侯与汉武帝发生了冲突，汉武帝派大臣唐蒙率军将他打败并将其杀害。而当地的人民因为夜郎王不是人类所生，非常敬畏他，于是请求中央政府允许夜郎王的三个儿子继承他的爵位，这一请求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并恩准他的三个儿子死后可以建立庙宇享受夜郎王的待遇，而受人们的祭祀。因此他们的庙宇被称为三王庙。现在在贵州、贵阳还有不少地名都叫三王庙。
三、 以军事建制命名
以军事建置命名，在全国并不罕见，在贵阳更是屡见不鲜。
明代是贵州具有历史性转折的时期，贵州省的行政建置完成于明初，即明永乐十一年（1413）。因此，当时许多军队的驻地就成了后来的地名沿用至今，见证了这一历史的变迁，打上了鲜明的历史印记。
明初，朱元璋为了平定云南，在湖广、乌撒（今天的贵州威宁一带）通往云南的驿道上遍设关隘、卫、所、屯、堡、铺、哨等军事机构，人们在这些军事机构前面往往冠以地貌、物产、姓氏、人名、官衔、年号等，而成为地名。
如以姓氏命名的：蔡家关；以人名命名的：陈亮堡；以官衔命名的：都司路；以地貌特征命名的：滑石哨；以物产命名的：杨梅堡；以年号命名的：永乐堡。等等。 四、以历史名人、历史事件命名 以名门望族、历史事件命名地名，古今中外都是通例。贵阳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在贵阳市区，有两条街道的名称都源于名人姓氏，只不过一个大忠大贤，而另一个则大奸、大恶。忠、奸两道，泾渭分明。
一条街道叫“花家巷”，得名于满清一代名吏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