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度发展，而且还是彻底改造旧城市，使之适合于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未来共产主义的重要工具，表示大城市也需要实现人民公社化。直到这时，深受鼓舞的毛泽东才同意在全国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兴办城市人民公社的群众运动。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统计，到1960年7月，全国城市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在全国190个大中城市中，建立了1064个人民公社，公社人口达到5500多万①。从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在郑州诞生到全国城市基本实现人民公社化，经历了近一年的试办期，步子比较稳妥，所以损失较小。而从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出炉到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化，前后仅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是一哄而起，所以出现了许多乱子，如"五风"问题、急于过渡问题等，给国民经济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抱有高度的热情，而对同一时期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却持冷静和谨慎的态度呢？
??? 第一，毛泽东的"穷过渡"思想和对城市中资本家与知识分子的顾虑。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毛泽东根据以往的经验，将穷富和人的革命性联系了起来。认为贫农和非富裕的农民，"同富裕农民比较，他们是容易接受社会主义的"②。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指出"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③。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毛泽东和党中央领导层内普遍存在着一种认识，即"趁穷过渡"。认为农村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应趁穷之势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如果农民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超过了工人的收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会困难更多。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对比较贫困的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倾注了极大的热情，而对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市民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在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刚刚建立后的1958年9月5日，谭震林副总理就城市和国营企业是否办人民公社的问题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态，说明他对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居民特别是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走人民公社道路的积极性抱有很大的怀疑。因为党中央和毛泽东深知民族资产阶级不但在民主革命中具有两面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也具有两面性。在1953～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中，他们是白天敲锣打鼓，申请合营，晚上回家抱头痛哭。大多数资本家是迫于形势，不得不接受改造，即当时所流传的"大势所趋，不得不走"。同时，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由于时间过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对一部分工商业者的使用和处理也不够适当，以至遗留了一些问题。在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对这些问题就陆续有所发现，并着手解决。1956年11月，中国民主建国会一届二中全会召开，会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主任委员黄炎培先生专门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一封信，反映当时资产阶级状况，"全行业公私合营，工商业者的表现是好的。这几个月，有少数人表现了消极作用，流行着定息万岁的口号，白天是社会主义，夜里是资本主义，还出现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可以看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任务还是艰巨的。"④ 这封信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决定趁全国工商联12月10日起召开会员代表大会的机会，来解决这些问题。他在12月5日、7日、8日3个晚上，分别找陈书通先生、全国工商联正副主任、各省工商界代表谈话，这些谈话不但没有提及他过去多次讲过的"让资本主义绝种"、"让小生产绝种"的话，而且还提出了在中国还需要继续实行一段"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他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营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