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费用日益高涨，离婚率日益攀升。个性化的发展，也改变了过去一元化的婚恋模式和评价标准，使婚姻观念和行为多元化。
改革开放也加大了国人与外部世界交往，人们接触到更多的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特别是性文化性开放，从而影响人们的婚姻观念和行为，婚前性行为、未婚先孕面越来越广，婚外性关系增多，卖淫嫖娼等丑恶现象出现，都与西方文化的影响有关。
改革开放以来婚姻习俗的变化，既反映了社会的进步，也反映了社会进步中的困难与矛盾，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影响。
从积极意义方面讲，它使婚姻摆脱了昔日沉重的生儿育女重负和养家糊口的重负，摆脱了传统观念的约束和政治生活的干预，使夫妻可望通过婚姻实现自身的利益需求和获得自身的感情满足，使婚姻由昔日的“经济合作社”、“生育共同体”终于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情感、心理、文化共同体”，它体现了社会环境的宽松，生活质量的提高，人的个性解放、个性自由，人的基本权利的实现和被尊重，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巨变和社会的进步。
从消极影响方面看，性开放及拜金主义盛行违反了社会主义婚姻道德，重情轻理、重体验轻责任、重享受轻道德，导致婚姻家庭解体，离婚率上升，社会风气下滑，婚外情、包二奶、卖淫嫖娼丑恶现象流行，促成权力腐败。也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未婚先孕非法堕胎，极大损害了青少年的心身；性病借机蔓延，性犯罪人数上升。广东省的一项调查显示性病患者中20——34岁青年占75%，其中45．6%是未婚者；北京一所少年管教所1200名受管教青少年中，性犯罪占57%。除此之外，青少年进入性交易市场也不再是天方夜谭。[10]（P291）
离婚使离婚者双方都要经受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尤其是对子女的身心损害更大，离婚前父母的争斗，使孩子在吵闹的环境里受到不良刺激，恐惧不安。离婚后，有的人对孩子更加放纵娇惯，有的人对子女非常冷漠，有的因内心苦闷而在孩子身上发泄，无故打骂孩子，有的施压于孩子，不让孩子接触另一方，这些对孩子教育十分不利，造成孩子的忧郁痛苦，导致孩子性格的改变。1992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记者调查”《他们需要温暖》一文指出：在北京采访的几所小学里，几乎每个班都有父母离婚的孩子，这些孩子与其他孩子存在明显差异，多数具有不健康的心理、情绪、性格、行为，有的易躁发怒，爱哭，有的忧郁，悲愁。这些孩子的学习成绩普遍下降。有的离异父母嫌弃孩子，甚至遗弃孩子，使孩子流浪在外，最后走上犯罪道路。有统计表明，1980年全国刑事犯罪人数为59万，其中青少年犯罪人数36万（指14——25岁），青少年犯罪人数中未满18岁的少年罪犯为12万人。到1995年全国刑事犯罪人数达145万，其中青少年犯罪人数为82万多人，16年间，青少年犯罪增加了127%，青少年犯罪率由万分之14．9增加到万分之24．4。促成青少年犯罪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的确有不少青少年是因为父母离异而走上犯罪道路的。[10]（P308
结婚大办，费用日益高涨，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首先，促成社会浪费、奢糜、虚荣之风，严重妨碍了千家万户建立健康文明的生活形式；其次，冲击了以爱情为主的婚姻观，诱发了买卖、包办、换亲、早婚等封建婚姻的死灰复燃，使自由恋爱的婚姻因男方财力不足而无法结成良缘；第三，将有限的资金消耗在结婚上，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使生活陷于困境。河南省淮阳县一农民，为给两个儿子娶亲，不仅多年积蓄花光，还欠债2700多元，愁病而死。另一农民，儿子办完婚事，债主登门讨债，老人被逼无奈竟服毒自杀。[2]（P87）第四，高价婚姻诱发了社会犯罪。一部分青年为筹集结婚费用或为了还债，不择手段，铤而走险，走上了犯罪道路。也有的农民，为了给儿子“买”一个便宜点的外乡姑娘，给一些人贩子的不法活动留下了可乘之机。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现代婚姻面临着二难困境，即一方面，婚姻的社会性要求人们遵循传统的两性道德规范，履行婚姻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男女平等、科技进步的实现又为两性行为的个人化提供了现实的土壤，从而影响了婚姻的社会目标的实现。[11]（P60）如何将满足个人两性情感需要和履行婚姻社会责任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