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杜林论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工人运动不断高涨。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工人政党的实现统一，更是对统治阶级形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一方面支持俾斯麦政府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大肆宣传各种庸俗折衷主义，企图瓦解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抵制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这时，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接近社会主义，又调和阶级矛盾，反对革命斗争；既从理论上概括飞速发展的各门科学，又坚持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反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滥造了种种“体系”，冒充科学权威。杜林的理论就是这种假科学在工人运动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消除杜林的影响。恩格斯说：“杜林的这种假科学，现在在德国很流行，并把一切淹没在它的高超的胡说的喧嚷中。就是这样一套假科学，在当时造成极坏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党内的机会主义更加猖狂起来，党的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几乎都相信了杜林，例如社会民主党的负责人奥 倍倍尔说：“他(杜林)的基本观点是出色的，我们完全赞同。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布．继马克思《资本论》之后，杜林的最新著作属于经济学领域最近出现的优秀著作之列。”对党外群众的影响也很大，有许多人称杜林是思想家、导师和领袖。恩格斯写《反杜林论》的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促使德国党的健康成长。19世纪70一80年代，西方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了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各国工人阶级总结其经验教训，国际工人运动开始进入“和平”发展时期，在工人阶级队伍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党，把工人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当时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已经从法国转到了德国。由于当时杜林的谬论在刚刚成立不久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为了保证当时的社会主义革命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马克思的支持下，恩格斯放下了手边的其他工作，来批驳“无聊的杜林”。
从党内环境看，由于杜林的错误理论是打着“社会主义”招牌，并以“科学”的面貌出现，所以在德国党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仅党内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莫斯特、恩斯等人都成了狂热的杜林分子，就连党内“左”派领导人倍倍尔也认不清杜林主义的实质，还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发表文章对杜林主义大加赏。到1875年初，杜林体系的传播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尤其助长了这一点。在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造成党内思想的混乱。
四、反杜林论的写作过程
1874年3月，倍倍尔在社会民主工党（即爱森纳赫派）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以《一名新共产主义者》为标题匿名发表了两篇关于杜林的文章。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报编辑威 李卜克内西提出了强烈的抗议。
到1875年初，杜林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2版（1874年11月问世）和《哲学教程》（最后一册在1875年2月问世）的出版了，这两本书中，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极其猛烈的攻击，这就促使李卜克内西在他1875年2月1日和4月21日的信中直接建议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反击杜林。1875年10月和1876年5月，李卜克内西把该报拒绝发表的阿 恩斯特及约 莫斯特吹捧杜林的文章寄给了恩格斯。（注：恩格斯第一次针锋相对地反驳杜林，是在1876年2月。他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德意志帝国国会中的普鲁士烧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51-52页）一文，点名批判了杜林的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