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 地位
元代文人地位的沉沦
元代社会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汉族文人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元代统治者本是游牧民族，尚武轻文，歧视汉人，特别贱视儒者。当时的社会人分十等，有所谓“七匠、八倡、九儒、十丐”之说，文人被贬到社会的最下层。时人曾感叹道：“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也！”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元代文人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轻视，而且作为进身之阶的科举也几乎被取消。元代除太宗九年举行过一次科举外，以后科举废而不行垂八十年之久，直至仁宗延祐二年才恢复科举制度，但当时“仕进有多歧，铨衡无定制”（《元史·选举志》），“侥幸之门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于上，吏肆于下”（《元史·百官志》）。而且其科举条例规定又极不公平，于蒙古人特优待，于汉人则特严厉。元代统治者一再作出强硬的规定，各级官吏“其长者蒙古人为之，而汉人南人贰焉”（《元史·百官志》），即使是“各道廉访司，必择蒙古人为使。或阙，则以色目老臣子孙为之，其次参以色目、汉人”（《元史·成宗纪》）。况且，“科举取士，只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元世祖忽必烈曾说：“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广大汉族文人本身就受到民族歧视，再加上进身之阶被堵，前途无望，地位一落千丈。因此王恽感慨道：“儒乎其微，至于兹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之《儒用篇》）。作为士人，他们唯一能跻身庙堂的捷径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可现实并没有给他们提供一条进身入仕的坦途。在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