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新创将来财产买卖的效力规则（7月修改稿第5条）完全相同，起草人在征得参与讨论的民法专家同意之后，遂将两项解释规则加以合并，成为\解释\月修改稿第4条，亦即最后正式公布的\解释\第3条。
\解释\第3条：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出卖人因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处分权致使标的物所有权不能转移，买受人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要求解除合同并主张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四、\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以上对\解释\第3条起草讨论修改过程的回顾，已充分表明，\解释\第3条，是合同法第132条的反面解释规则，和新创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规则合并而成，是最高人民法院运用附属于最高裁判权的司法解释权，新创的一项解释规则。
此项解释规则的适用范围，包括5种案型：
（1）国家机关或者国家举办的事业单位处分\直接支配的不动产和动产\，不符合\法律和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物权法53、54条）；
（2）抵押人出卖抵押物未经抵押权人同意（物权法191
条2款）；
（3）融资租赁承租人付清全部租金之前出卖租赁设备（合同法242条）；
（4）保留所有权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在付清全款之前转卖标的物（合同法134条）； （5）将来财产的买卖。
前4种案型属于\处分权受到限制的所有人出卖自己之物\，第5种案型属于所有人出卖尚未取得所有权之物，相对于合同法第132条规定的出卖人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的通常买卖合同而言，属于买卖合同的特殊情形。因此，本条解释规则，应称为\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创设\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填补了合同法两项法律漏洞：一是属于合同法第132条反面的前述4种案型，其买卖合同效力（有效抑或无效）缺乏判断标准；二是\将来财产买卖合同\效力（有效抑或无效），缺乏判断标准。
由于此项解释规则之创设，使法院裁判实践获得明确无误的指引：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出卖人\处分自己财产\的案型及将来财产买卖案型，应当适用\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无处分权的人（恶意或误认）\处分他人财产\案型，应当适用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于是，可以纠正此前裁判实践中，对于处分权受到限制的出卖人\
处分自己财产\的案型及将来财产买卖案型，误用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的错误。[4]
显而易见，\解释\第3条，创设\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足以表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准，值得赞佩。 但在\解释\公布之后，未能及时向法院系统进而向整个法律界，准确阐发\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的解释标的（对象）、适用范围、规范意旨及与其他法律规则（如合同法第51条）之间的界分，以发挥此项解释规则的规范功能，反而因自己的不当\释义\，招致法律界对本条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解释规则的误读！致\解释\第3条\买卖合同特别效力规则\，被误解为对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的修改！引起法律界思想混乱！令人惋惜。 五、如何看待合同法51条？
合同法实施以来，有关合同法第51条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息。略加分析可以发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主流对该条持肯定态度，批评合同法第51条、认为该条立法错误的，只是少数学界精英。概括言之，对合同法第51条的主要批评有三：（一）所谓与\共同规则\不一致；（二）所谓片面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对买受人不利；（三）所谓起草人故意标新立异。下面作简单回应。
关于批评（一）：合同法51条规定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
合同，须以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为有效条件，权利人不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无权处分合同无效。并非起草人不了解所谓共同规则，而是起草人有意与所谓共同规则不一致。因此，仅指出本条规定与所谓共同规则不一致，尚不足以构成对本条的正当批评。 关于批评（二）：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因权利人不追认，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而致合同无效情形，买受人如属于善意，依物权法第106条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仍可获得标的物所有权；买受人非属于善意，则依合同法第58条关于合同无效的效果之规定，可要求出卖人如数返还买卖价金，如果因此受有损失，还可以要求有过错的出卖人予以赔偿。可见，合同法第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并非对买受人不利。所谓片面保护财产静的安全、对买受人不利的批评，难谓公允。
关于批评（三）：毋庸讳言，包括合同法在内的中国民法，属于所谓继受法。但历史上所谓法律继受，有所谓主动继受与被动继受之分。所谓被动继受，指殖民地继受宗主国法律，实则宗主国将本国法律，强行地适用于殖民地，如历史上英国法适用于北美、日本法适用于朝鲜、日本法适用于我台湾，当然是原封不动的继受，宗主国不允许作为殖民地的继受国有任何选择和改动的自由。中国继受外国法属于主动继受，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民事立法，在广泛参考借鉴发
达国家和地区成功的立法经验和判例学说之时，总是结合本国国情有所选择、有所变更、有所创新。在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上这样的实例不少。合同法第51条只是其中一例。指为标新立异，亦无不可。
简而言之，合同法起草人在设计和拟定合同法51条无权处分合同规则、第130条买卖合同定义、第132条要求出卖人对所出卖之物应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未遵从所谓共同规则，既非有意追求什么特色，也非有意要标新立异，只不过是在面对所谓共同规则与社会生活经验之对立，自觉选择了遵从社会生活经验罢了。
按照人们无数次的交易实践所积累的社会生活经验，买卖合同与现实交易行为，是一一对应的，例如购买一只茶杯，只是一个交易行为，只是一个买卖合同。但按照所谓共同规则，你必须把购买一只茶杯的交易理解为三个法律行为： （一）你与出卖人就购买茶杯讨价还价达成合意，成立一个买卖合同，属于债权行为。根据此债权行为，你享有请求出卖人交付那只茶杯的债权，当然你也因此负有按照出卖人的要求支付价款的义务。但你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尚不足以使你得到你所选定的那只茶杯的所有权。（二）你要得到那只茶杯的所有权，还必须与出卖人缔结另一个法律行为，将你所购买的那只茶杯的所有权移转到你的名下，此项法律行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称为物权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