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通例都是五六十元，抽这样重的税，便可以令别国货物的价贵，在本国不能销行；本国货物无税，因之价平，便可以农业畅销。我们中国现在怎样的情形呢？中国没有和外中通商以前，人民所用货物，都是自己用物工制造，西人说“男耕女织”，便可见农业和纺织工业是中国所固有的。后来外国货物进口，因为海关税轻，所以外来的洋布价贱，本地的土布价贵，一般人民便爱穿洋布，不穿土布，因之土布工业就被洋布打灭了。本国的手工工业便从此失败，人民无职业，便变成了许多游民。这就是外国经济力压迫的情形，现在中国虽然仍有手工业织布，但是原料还要用洋纱。近来渐有用本国棉花和外中机器来纺织布的。象上海有很多的大纱厂、大布厂，用这些布厂纱厂本来逐渐可抵制洋贷，但是因为海关要抽重税，进行到内地各处还要抽厘金。所以中国不独立没有保护税法，并且是加重土货的税去保护洋货。当欧战时，各国不能制造货物输入中国，所以上海的纱厂布厂一时很发达的，由此所得的利益极大，对本分利，资本家极多。但欧战以后，各国货物充斥中国，上海的纱厂布厂。从前所谓赚钱的，至今变成亏本了，土货都被洋货打败了。中国关税不特不来保护自己，并且要去保外人，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敌人，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所以政治力的压迫是有形的，最愚蠢的人也容易看见的；经济力的压迫自己，所以中国自通商以后，出入口货物之比较，有江河日下之势。前十年调查中国出入口货物，相差不过二万万元。近来检查海关报告表，一九二一年进口货超过出口货是五万万元。比较十年前已加多两倍半。若照此推算，十年后也加多两倍半，那么进口税〈货〉超过出口货便要到十二万万五千万。换一名话说，就是十年之后，中国单贸易一项，每一年要进贡到外国的是十二万万千万元。汝看这个漏卮是大不大呢！
经济力的压迫，除了海关税以外还的外国银行。现在中国人的心理，对于本国银行都不信用，对于外争持便非常信用。好比此刻在我们广东的外国银行便极有信用，中国银行毫无信用，从前我们广东省立银行发出纸币，尚可通用，此刻那种纸币毫不能用，我们现在只用现银。从前中国纸币的信用不及外国纸币，现在中国的现银仍不及外国银行的纸币，现在外国银行的纸币，销行于广东的总数当有几千万，一般人民都情愿收藏外国纸币，不情愿收藏中国现银。推之上海、天津、汉口各通商口岸，都是一样，推究此中原因，就是因为中了经济压迫和毒，我们平常都以为外国人很有钱，不知道他们是用纸来换我们的货物，他们本来没有几多钱，好多都是我们送到他们的一样，外国人现在所用的钱，不过印出几千万纸，我们信用他，他们便有了几千万钱。那些外国银行的纸币，每印一元只费几文钱印成的纸，他的价值便称是一元功十元功一百元，所以外国人不过是用最少之价值去印几千万元的纸，用那几千万元的纸来换我们几千万块钱的货物。诸君试想这种损失是大不大呢？为什么他们能够多印纸，我们不能够照样去印呢？因为普通人都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只信用外国，不信用自己所以我们印的纸便不能通行。
外国纸币之外，还有汇兑。我们中国人在各通商口岸汇兑钱，也是信用外国银行，把中国的钱都交外国银行汇兑，外国银行代中国人汇兑，除汇钱的时候赚千分之五的汇水以外，并强赚两地的钱价，在交钱的时候又赚当地银元合银两的折扣。象这样钱价折扣的损失，在汇钱和交钱的两处地方总算起来，必须过百分之二三。象由广东外国银行汇一万钱到上海，外国银行除了赚五十元汇水以外，另外由毫银算成上海规〈元〉银的钱价，他们必定把广东毫银的价格算低，把上海规元银的价格抬高，由他们自由计算，最少必要赚一二百元，到了上海交钱的时候，他们不交规元银，只肯交大洋钱，他们用规元银折成大洋钱。必压低银两的市价抬高洋钱的市价，至少又要赚一二百元。故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兑一万块钱，每次至少要〈损〉失二三百元。所以用一万块钱在上海、广州两地之间汇来汇去，最多不过三十余次，便完全化为乌有。人民所以要受这些损失的原因，是因为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
外国银行在中国的势力，除了发行纸币和汇兑以外，还有存款。中国人有了钱，要存到银行内。不问中国银行的资本是不是小，每年利息是多是少，只要知道是中国人办的，便怕不安全，便不敢去存款。不问外国银行是有信用没有信用，他们所给的利息是多是少，只要听到说是外国人办的，有了洋招牌，便吃了定心丸，觉得极安全，有钱便送进去；就是利息极少，也很满意。最奇怪的是辛亥年武昌起义以后，一般满清皇室和满清官僚怕革命党到了，要把他们的财产充公，于是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存到各处外国银行，就是没有利息，只要外国人收存，便心满意足。甚至象清兵和革命军在武汉打＊打改了的那几日，北京东交民＊的外国银行所收满人寄存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至弄到北京所有的我国银行都有钱满之患，无余地可以再存；于是后来存款的，外国银行对于存款人不但不出息钱，反要向存款人取租钱，存款人只要外国银行收存款，说到租钱，外国银行要若干。当时调查全国的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的存款，总计一二十万万。从此以后，中国人虽然取回了若干，但是十几年以来，一般军阀官僚象冯国璋、王占元、李纯、曹锟到处搜括，所发的横财，每人动辄是几千万，他们因为想那些横财很安全，供子子孙孙万世之用，也是存入外国银行。所以至今外国银行所收中国人存款的总数，和辛亥年的总数还是没有什么大加减。外国银行收了这一二十万万存款，每年付到存款人的利息是很少的，最多不过四五厘。外国银行有了这一二十万〈万〉钱，又转借到中国小商家，每年收到借款人的利息是很多的，最少也有七八厘，甚至一分以上。因此外国银行只任经理之劳，专用中国人资本来赚中国人的利息，每年总要在数千万。这是中国人因为要存款到外国银行，无形中所受的损失。普通人要把钱存到外国银行内的心理，以为中国银行不安全，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还是不甘心情愿，要把中国的钱存到外国银行，每年要损失这样大的利息呢？推究这个原因，也是中了外国经济压迫的毒。外国银行一项，在中国所获之利，综合纸票、汇兑、存款三种算之，当在一万万元左右。
外国银行之外，还有运费。中国货物运去外国固然是要靠洋船，就是运往汉口、长沙、广州各内地，也是靠洋船的多。日本的航业近来固然是很发达，但是日本最先的时候只有一个日本邮船会社，后来才有东洋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日清汽船公司航行于中国内地，航行于全世界。日本航业之所以那样发达，是因为他们政府有津贴来补助，又用政治力特别维持。在中国看起来，国家去津贴商船，有甚么利益呢？不知日本是要和各国的经济力相竞争，所以在水上交通一方面和各国缔结条约，订出运货方式的运费，每吨有一定的价钱。比方由欧洲货到亚洲，是先到上海，再到长崎、横滨。由欧洲到上海，比较由欧洲到长崎、横滨的路程是近得多的。但是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每吨的运费，各船公司定得很平，至于由欧洲运货到上海的运费，中国无航业与他抵抗，各船公司定得很贵；故由欧洲运货到长崎、横滨，比较由欧洲运货到上海，每吨的运费还要便宜。因此，欧洲货物在日本出卖的市价，还要比在上海的平。反过来，如果中国货物由上海运去欧洲，出是比由长崎、横滨运去欧洲所费的运费贵得多。若是中国有值一万万块钱的货物运往欧洲，中国因为运费的缘故，就要加多一千万。照此计算，就是一万万之中损失一千万，中国出入口货物的价值每年已至十余万万以上，此十余万万中，所损失也当不下一万万元了。
此外还有租界与割地的赋税、地租、地价三项，数目亦实在不少。譬如香港、台湾、上海、天津、大连、汉口那些租界及割地内的中国人，每年纳到外国人的赋税，至少要在二万万以上。象从前台湾纳到日本人的税，每上只有二千万，现在加到一万万。香港从前纳到英国人的税，每年只有几百万，现在加到三千万。以后当然照此例更行增加。其地租一项，则有中国人所收者，有外国人所收者，各得几何，未曾切实调查，不得而知，然总以外国人所收为多，则不待问了。这地租之数，总比之地税十倍。至于地价又年年增加，外人既握经济
之权，自然是多财善贾，把租界之地平买贵卖。故此赋税、地租、地价三项之款，中国人之受亏每年亦当不下四五万万元。
又在中国境内外人之团体及个人营业。恃其条约之特权来侵夺我们权利的，更难以数计，单就南满铁路一个公司说，每年所赚纯利已达五千余万。其他各国人这种种营业，统而推之，当在万万以上。
更有一桩之损失，即是投机事业，租界之外人，每利用中国人之贪婪弱点，日日有小投机，数年一次大投机，尽量激发中国人之赌性热狂。如树胶的投机，马克的投机，每次之结果，则中国人之亏累至少都有数千万元。而天天之小投机事业，积少成多，更不知其数了。象这样的损失，每年亦当数千万元。
至于战败的赔款，甲午赔于日本者二万万五千万两，庚子赔于各国者九万万两，是属于政治武力压迫的范围，当不能与经济压迫同论，且是一时的，不是永久的，尚属小事了。其他尚有藩属之损失、侨民之损失，更不知其几何矣。这样看来，此种经济的压迫真是厉害得很了。
统共算起来：其一、洋货之侵入，每年夺我权利的五万万元；其二，银行之纸票侵入我市场，与汇兑之折扣、存款之转借等事，夺我利权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三，出入货物运费之增加，夺我利权者约数千万至一万万元；其四，租界与割地之赋税、地租、地价三桩，夺我权利者总在四五万万元；其五，特权营业一万万元；其六，投机事业及其他种种之剥夺者当在几千万元。这六项之经济压迫，令我们所受的损失总共不下十二万万元。此每年十二万万元之大损失，如果无法挽救，以后只有年年加多，断没有自然减少之理。所以今日中国已经到了民穷财尽之地位了，若不挽救，必至受经济之压迫至于亡国种灭而后已！
当中国强盛时代，每要列邦年年进贡，岁岁来朝。而列顾的贡品，每年所值，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非常的荣耀了。到了宋朝中国衰弱的时候。反要向金人进贡，而纳于金人的贡品每年大约也不过百数十万元，我们便以为奇职大辱。我们现在要进贡到外国每年有十二万万元，一年十二万万，十年就一百二十万万，这种经济力的压迫，这样大的进贡，是我们梦想不到的，不容易看见的，所以大家还不觉得是大耻辱。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大的进贡，每年有十二万万一宗大款，那么我们应该做多少事业呢？我们的社会要如何进步呢？因为有了这种经济力压迫，每年要受这样大的损失，故中国的社会事业都不能发达，普通人民的生机也没有了。专就这一种压迫讲，比用几百万兵来杀我们来要厉害。况且外国背后更拿帝国主义来实行他们经济的压迫，中国人民的生机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国势自然日衰了！
中国近来一百年以内，已经受了人口问题的压迫。中国人口总是不加多，外国人口总是日日加多。现在又受政治力和经济力一齐来压迫。我们同时受这三种力的压迫，如果再没有办法，无论中国领土是怎么样大，人口是怎么样多，百年之后一定是要亡国灭种的。我们四万万人的地位是不能万古长存的。试看美州的红番。从前到处皆有，现在便要全数灭亡。所以我们晓得政治压迫的厉害，还要晓得经济的压迫更厉害。不能说我们有四万万人，就不容易被人消灭。因为中国几千年以来，从没有受过这三个力量一齐来压迫的。故为中国民族的前途设想，就应该要设一个什么方法，去打消这三个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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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
民族主义这个东西，是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中国到今日已经失去了这个宝贝。为什么中国失去了这个宝贝呢？我在今天所讲的意，就是中国为什么失去民族主义的原故来推求，并且研究我们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否真正失去。
依我的观察，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已经失去了，这是很明白的，并且不只失去了一天，已经失去几百年。试看我们革命以前，所有反对革命很厉害的言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试看我们革命以前，所有反对革命很厉害的言论，都是反对民族主义的。再推想到几百年前，中国的民族主义来，只看见对于满洲的歌功颂德，什么“深仁厚泽”，什么“食毛践土”，从没有人敢说满洲是什么东西，近年革命思想发生之后，还有许多自命为中国学士文人的，天天来替满洲说话。譬如从前在东京办《民报》时代，我们提倡民族主义，那时候驳我们民族主义的人，便说满洲种族入主中华，我们不算是亡国：因为满洲受过了明朝龙虎将军的封号，满洲来推翻明朝，不过是历代朝延相传的接替，可说是易朝，不是亡国。然则从前做过中国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他也曾受过了中国户部尚书的官衔，比如赫德来灭中国，做中国的皇帝，我们可不可以说中国不是亡国呢？这些人不独是用口头去拥护满洲，还要结合一个团体叫做皇党，专保护满清皇帝，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的。所有保皇帝的人，都不是满洲人，完全是汉人。欢迎保皇帝的人，多是海外华侨。后遇革命思想盛行之时，那些华侨才渐渐变更宗旨，来赞成革命。华侨在海外的会党极多，有洪门三合会，即致公堂。他们原来的宗旨，本是反清复明，抱有种族主义的；因为保皇帝主义流行到海外以后，他们就归化保皇帝，专想保护满清皇室的安全。故由种族主义的会党，反变成了去保护满洲皇帝。把这一件事看来，便可证明中国的民族主义完全亡了。
我们讲到会党，便要知道会党的起源。会党在满清康熙时候最盛。自顺治打破了明朝，入主中国，明朝的忠臣义士在各处起来抵抗，到了康熙初年还有抵抗的。所以中国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完全被满洲征服。康熙末年以后，明朝遗了逐渐消灭，当中一派是富有民族思想的人，觉得大事去矣，再没有能力可以和满洲抵抗，就观察社会情形，想方法来结合会党。他们的眼光是很远大的，思想是很透澈的，观察社会情形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刚才结合成种种会党的时候，康熙就开“博学鸿词科”，把明朝有知识学问的人几乎都网罗到满洲政府之下。那些有思想的人，知道了不能专靠文人去维持民族主义，便对于下流社会和江湖上无家可归的人，收罗起来，结成团体，把民族主义放到那种团体内去生存。这种团体的分子，因为是社会上最低下的人，他们的行动很鄙陋，便令人看不起，又用文人所不讲的言语，去宣传他们的主义，便令人不大注意。所以那些明朝遗老实在有真知灼见。至于他们所以要这样保存民族主义的意思，好比在太平时候，富人的宝贝自然要藏在很贵重的铁箱，当然要把宝贝藏在令人不注意的地方；如果遇到极危急的时候，或者要投入极污秽之中，也未可知。故当时明朝遗老，想保存中国的宝贝，便不得不把他藏在很鄙陋的下流社会中。所以满洲二百多年以来，无论是怎样专制，因为是有些会党口头的遗传，还可以保存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日洪门会中反清复明，为什么不把他们的主义保存在知识阶级里头呢？为什么不作文章来流传，如太史公所谓“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呢？因为当时明朝的遗老看见满洲开博学鸿词科，一
时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被收罗去了，便知道那些有知识阶级级的靠不住，不能“藏之名山，传之其人”。所以，要在下流社会中藏起来，便去结合那些会党。在会党里头，他们的结纳是很容易、很利便的。他们结合起来，在满洲专制之下保存民族主义，是不拿文字传下来传，拿口头来传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把会党源源本本讲起来，很为困难。因为他们只有口头传下来的片段故事，就是当时有文字传下来，到了乾隆时候也被销毁了。在康 、雍正时候，明朝遗民排满之风还是很盛。所以康 、雍正时候便出了多少书，如大义 迷录等，说汉人不应该反对满洲人来做皇帝。他所持的理由，是说舜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满洲人虽是夷狄之人，还可以来做中国的皇帝。由此便可以康 、雍正还自认为满洲人，还忠厚一点。到了乾隆时代，连满汉两个字都不准人提起了，把史书都要改过。凡是当中关于宋元历史的关系和明清历史的关系，都通通删去。所有关于记载满洲、匈奴、靼鞑的书，一概定为禁书，通通把他消灭了，不准人看，因为当时违禁的书，兴过了好几回文字狱之后，中国的同族思想保存在文字里头的，便完全消灭了。
到了满清中叶以后，会党中有民族思想的，只有洪门会党。当洪秀全起义之时，洪门会党多来相应。民族主义就复兴起来。须注意：洪门不是由洪秀全而得此称；当是由朱洪武或朱洪祝（康熙时有人奉朱洪祝起义）而得此称谓，亦未可定。洪秀全失败以后，民族主义流传到游民，那时的军队如湘军、淮军多属会党，即如今日青帮、红帮等名目，也是由军队流传而来，明朝遗老宣传民族主义到下流社会里头，但是下流社会的知识太幼稚，不知道自己来利用这种主义，反为人所利用。比方在洪秀全时代，反清复明的思想已经传到了军队里头，但因洪门子弟不能利用他们，故他们仍然是清兵。又有一段故事，也可以引来证明。当时左宗棠带兵去征新疆，由汉口起程到西安，带了许多湘军、淮军，经过长江。那时会党散在珠江流域的叫做三合会，散在长江的叫做哥老会。哥老会的头目，叫做“大龙头”。有一位大龙头在长江下游犯了法，逃到汉口，那时满清的驿站通消息固然很快，但是哥老会的马头通消息更快。左宗棠在途上，有一天忽然看见他的军队自己移动集中起来。排起十几里的长队，便觉得非常诧异。不久接到一件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一个挪用很著名的匪首，由汉口逃往西安，请他拿办。左宗棠当时无从拿办，只算是官样文章，把这件事搁起来。后来看见他的军队移动的更历害，排的队更长，个个兵士都说去欢迎大龙头，他还莫名其妙。后来知道了失士要去欢迎的大龙头，就是两江总督要他拿办的匪首，他便慌起来了。当时问他的幕客某人说：“什么是哥老会呢？哥老会的大龙头和这个匪首有什么关系呢？”幕客便说：“我们军中自兵士以至将官，都是哥老会。那位拿办的大龙头，就是我们军中哥老会的首领”。左宗棠：“如果这样，我们的军队怎样可以维持呢？”幕客说：“如果要维持这些军队便要请大帅去做大龙头。大帅如果不肯做大龙头，我们便不能出新疆。”左宗棠想不到别的方法，又要利用那些军队，所以便赞成幕客的主张，也去开山堂做起大龙头，把那些会党都收为部下。由此便可见左宗棠后来能够平定新疆，并不是利用满清的威风，还是利用明朝遗老的主义，中国的民族主义，自清初以来保存了很久。从左宗棠做了大龙头之后，他知道其中的详情，就把马头破坏了会党的各机关都消灭了。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所以到我们革命的时候，便无机关可用。这个洪门会党都被人利用了，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真是老早亡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既亡，今天就把亡的原因拿来说一说。此中原因是很多的。尤其以被异族征服的原因为最大。凡是一种民族征服另种民族。自然不准别种民族有独立的思想。好比高丽被日本征服了，日本现在就要改变高丽人的思想，所有高丽学校里的科书，凡是关于民族思想的话都要删去；由此三十年后，高丽的儿童便不知的高丽了，便不知自己中高丽人了。从前满洲对待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民族主义灭亡的头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被异族征服。征服的民族，要把被征服的民族所有宝贝，都要完全消灭。康熙说他是天生来做中国皇帝的，劝人不可逆天；到了乾隆便更狡猾，就是满汉的界限完全消灭。所以自乾隆以后，知识阶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