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就第三件的祸害说，我们中国人口在已往一百年没有加多。以后一百年若没有振作之法，当然难得加多。环看地球上，那美国增多十倍，俄国增多四倍，英国、日本增多三倍，德国增多两倍半，至少的法国还有四分之一的增多，若他们逐日的增多，我们却仍然故我，甚或减少。拿我国的历史来考查，汉族大了，原来中国的土人苗、徭、僚、僮等族便要灭亡。那么我们民族，被他们的人口增加的压迫，不久亦要灭亡，亦是显然可见的事。
故中国现在受列强的政治压迫，是朝不保夕的，受经济的压迫，刚才算出十年之后便要亡国；讲到人口增加的问题，中国将来也是危险的。所以中国受外国的政治、经济和人口的压迫，这三件大祸临头，便要到到处宣传，使人人都知道亡国惨祸，中国是难逃于天地之间的。到了人人都知道大祸临头，应该要怎么样呢？俗话说“困兽犹斗”，逼到无可逃免的时候，当发奋起来和敌人拚一死命。我们有了大祸临头了，能斗不能斗呢？一定是能斗的，但是要能斗，便先要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我们将死的民族是要斗不要斗呢！诸君是学生，是军人，是政法家。都是无觉无知，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民族现在很危险的。如果四万万人都知道了危险，我们对于民族主义便不难恢复。
外国人常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中国人对于国家观念，本是一片散沙，本没有民族团体。但是除了民族团体之外，有没有别的团体呢？我从前说过了，中国有很坚固的家族和宗族团体，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观念是很深的。譬如中国人在路上遇见了，交谈之后，请问贵姓大名，只要彼此知道是同宗，便非常之亲热，便认为同姓的伯叔兄弟。由这种好观念推广出来，便可由宗族主义扩充到国族主义。我们失了的民族主义要想恢复起来，便要有团体。要有很大的团体。我们要结成大团体，便先要有小基础，彼此联合起来，才容易做成功。我们中国可以利用的小基础，就是宗族团体。此外还有家乡基础，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乡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依我看起来，若是拿这两种好观念做基础，很可以把全国的人都联络起来。要达到这个目的，便先要大家去做。中国人照此做去，恢复民族主义比较外国人是容易得多。因为外国人是以个人为单位，他们的法律，对于父子，兄弟、姊妹、夫妇各个人的权利都是单独保护的。打起官司来，不问家族的情形是怎么样，只问个人的是非是怎么样。再由个人放大便是国家，在个人和国家的中间，再没有很坚固很普遍的中间社会。所以说，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外国不如中国。因为中国个人之外注重家族，有了什么事便要问家长。这种组织有的说是好有的说是不好。依我看起来，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推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变种组织一级一级的放大，有条不紊，大小结构的关系当中是很结实在的；如果用宗族为单位，改良当中的组织。再联合成国族，比较外国用个人为单位当然容易联络得多。若是用个人做单位，在一国这中，至少有几千万个单位，象中国便有四万万个单位；要想把这样多数的单位都联络起来，自然是很难的。如果用宗族做单位，中国人的姓普通都说是百家姓，不过经过年代太久，每姓中的祖宗或者有不同，由此所成的宗族或者不只一百族，但是最多不过四百族。各族中总有连带的关系，譬如各姓修家普，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先祖的姓氏，多半是由于别姓改成的，考求最古的姓是很少的。象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在外国人看起来，或者以为没有用处，但是敬宗收族的观念入了中国人的脑，有了几千年。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若说到灭族，他就怕祖宗血食断绝，不由得不拚命奋斗。闽粤向多各姓械斗的事，起因多是为这一姓于那一姓名分上或私人上小有凌辱侵占，便不惜牺牲无数金钱生命，求为姓中吐气，事虽野蛮，义至可取。若是给他知了外国目前的种种压迫，民族不久即要亡，民族亡了，家族便无人存在。譬如中国原来的土人苗、徭等族，到了今日祖宗血食的样子。那么，一方可以化各族之争而对外族之争，国内野蛮的各姓械斗可以消灭；一方他怕灭族，结合容易而且坚
固，可以成就极有力量的国族。用宗族的小基础，来做扩充国族的工夫，譬如中国现有四百族，好象对于四人做工夫一样，在每一姓中，用其原来宗族的组织，拿同宗的名义，先从一乡一县联络起，再扩充到一省一国。各姓便可以成一个很大的团体。譬如姓陈的人，因其原有组织，在一乡一县一省中专向姓陈的人去联络，我想不过两三年，姓陈的人便有很大的团体。到了各姓有很大的团体之后，再由有关系的各姓互相联合起来，成许多极大的团体。更令各姓的团体都知道大祸临头，死期将至，都结合起来，便可以成一个极大中华民国的国族团体。有了国族团体，还怕什么外患，还怕不能兴邦吗！《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他的治平工夫，亦是由家族入手，逐渐扩充到百姓，使到万邦协和，黎民于变时雍，岂不是目前团结宗族造成国族以兴邦御外的好榜样吗？如果不从四百个宗族团体中做工夫，要从四万万人中去做工夫，那么，一片散沙便不知道从那里联络起，从前日本用藩阀诸侯的关系，联络成了大和民族，当时日本要用藩阀诸侯那些关系的原因，和我主张联成中国民族要用宗族的关系是一样。
大家如果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把各姓的宗族团体先联合起来，更由宗族团体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本。我们四万万人有了民族的大团体，要抵抗外国人，积极上自然有办法。现在所以没有办法的原因，是由于没有团体。有了团体，去抵抗外国人不是难事。譬如印度现在受英国人的压迫，被英国人所统治，印度人对于正当的压迫没有办法，对于经济的压迫，便有康第（今译甘地，下同。）主张“不合作”。什么是不合作呢？就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印度人不供给；英国人所供给的，印度人不需要。好比英国人需要工人，印度人便不去和他们作工，英国人供给印度许多洋货，印度人不用他们的洋货，专用自制的土货，康第这种主张，初发表的时候，英国人以为不要紧，可以不必理他。但是久而久知，印度便有许多不合作的团体出现，英国经济一方面便受极大的影响，故英国政府捕康第下狱。推究印度所以能够收不合作之效果的原因，是由于全国国民能够实行。但是印度是已经亡了的国家，尚且难免实行不合作；我们中国此刻还没有亡，普通国民对于别的事业不容易做到，至于不做外国人的工，不去当洋奴，不用外来的洋货，提倡国货，不用外国银行的纸币，专用中国政府的钱，实行经济绝交，是很可以做得到的，他若人口增加的问题，更容易解决，中国的人口向来很多，物产又很丰富。向来所以要受处国压迫的原因，毛病是由于大家不知，醉生梦死。假若全体国民都能够和印度人一样的不合作，又用宗族团体做基础联成一个大民族团体，无论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所以救中国危亡的根本方法，在自己先有团体，用三四百个宗族团体来顾国家，便有办法。无论对付那一国，都可以抵抗。抵抗外国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积极的，这种方法就是振起来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这种方法就是不合作。不合作是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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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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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所讲的问题，是怎么样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我们想研究一个什么方法去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便不要忘却前几次所讲的话。我们民族现在窨是处于什么地位呢？我们民族和国家在现在世界是什么情形？一般很有思想的人所谓先知先觉者，以中国现在不止是处于半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讲，比方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的地位。依殖民地的情形讲，比方安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高丽是日本的殖民地；中国既是半殖民地，和安南、高丽比较起来，中国的地位似乎要高一点，因为高丽、安南比较起来究竟是怎么样呢？照我的研究，中国现在还不能够到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比较完全殖民地的地位更要低一级。所以我创一个新名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这就是中国现在的地位，这种理论，我前次已经讲得很透彻民今天不必再讲。
至于中国古时在世界中是处于什么地位呢？中国从前是很强盛很文明的国家，在世界中是头一个强国，所处的地位比现在的列强象英国、美国、法国、日本还要高得多。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是世界中的独强，我们祖宗从前已经达到了那个地位，说到现在还不如殖民地，为什么从前的地位那么高，到了现在便一落千丈呢？此中最大的原因，我从前已经讲过了，就是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我们想要恢复民族的精神，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第二个条件是我们是既然知道了处于很危险的地位，便要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所以，能知与合群，便是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大家先知道了这个方法的更要去推广，宣传到全国的四万万人，令人都要知道；到了人人都知道了，那末，我们从前失去的民族精神便可以恢复起来。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
中国从前能够达到很盛的地位，不是一个原因做成的。大凡一个国家所以能够强盛的原故，起初的时候都是由于武力发展，继之以种种文化的发扬，便能成功。但是要维持民族和国家的长久地位，还有道德问题，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亚洲古时最强盛的民族，莫过于蒙元的蒙古人，蒙古人在东边灭了中国，在西边又征服欧洲。中国历代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够过里海的西岸，只能够到里海之东，故中国最强盛的时候，国力都不能达到欧洲。蒙元的时候，全欧洲几乎被蒙古人吞并，比起中国最强盛的时候还要强盛得多，但是蒙元的地位没有维持很久。从前中国各代的国力虽然比不上蒙元，但是国家的地位各代都能够长久，推究当中的原因，就是蒙元的道德不及中国其余各代的道德那样高尚。从前中国民族的道德因为比外国民族的道德高尚得多，所以在宋朝，一次亡国到外来的蒙古人，后来蒙古人还是被中国人所同化；在明朝，二次亡国到外来的满洲人，后来满洲人也是被中国人同化。因为我们民族的道德高尚，故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够存在；不但是自己的民族能够
存在，并且有力量能够同化外业的民族。所以穷本极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无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中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相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前几天我到乡下进了一所祠堂，走到最后进的一间厅堂去休息，看见右边有一个“孝”字，左边一无所有，我想从前一定有个“忠”字。象这些景象，我看见了的不止一次，有许多祠堂或家庙都是一样的。不过我前几天所看见的“孝”字是特别的大，左边所拆去的痕迹还是新鲜。推究那个拆去的行为，不知道是乡下自己做的，或者是我们所驻的兵士做的，但是我从前看到许多祠堂庙字没有驻过兵，都把“忠”字拆去。由此便可见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的；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至。现在世界中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
仁爱也是中国的好道德。古时最讲爱字的莫过于墨子。墨子所讲的“兼爱”，与耶稣讲的“博爱”是一样的。古时在政治一方面所讲爱有道理，有所谓“爱民如子”，有所谓“仁民爱物”，无论对于什么事，都是用爱字去包括。所以古人对于仁爱究竟是怎么样实行，便可以知道。中外交通之后，一般人便以为中国人所讲的仁爱不及外国人，因为外国人在中国设立学校，开办医院，来教育中国人、救济中国人，都是为实行仁爱的，照这样实行一方面讲起来，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人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帐簿便算了事。但是中国人和外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便要立很详细的合同。如果在没有律师和没有外交官的地方，外国人也有学中国人一样只记入帐簿便算了事的，不过这种例子很少，普通都是要立很详细的合同。逢着没有立合同的时＜候＞，彼此定了货，到交货的时候如果货物的价格太贱，还要去买那一批货，自然要
亏本。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价订明是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只值五千元，若是收受那批货，便要损失五千元。推到当初订货的时候没有合同，中国人本来把所定的货可以辞却不要，但是中国人为履行信用起见，宁可自己损失五千元，不情愿辞去那批货。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但是外国人在日本做生意的，和日本人订货，纵然立了合同，日本也常不履行。譬如定货的时候那批货订明一万元，在交货的时候价格跌到五千元，就是原来合同，日本人也不要那批货、去履行合同，所以外国人常常和日本人打官司。在东亚住过很久的外国人，和中国人与日本人都做过了生意的，都赞美中国人，不赞美日本人。至于讲到义字，中国在很强盛的时代也没有完全去灭人国家。比方从前的高丽，名义上是中国的藩属，实在是一个独立国家；就是在二十年以前，高丽还是独立。到了近来一二十年，高丽才失去自由。从前有一天，我和一位日本朋友谈论世界问题，当时适欧战正剧，日本方参加协商国去打德国。那位日本朋友说，他本不赞成日本去打德国，主张日本要守中立，或者参加德国来打协商国，但说因为日本和英国是同盟的，订过了国际条约的，日本因为要讲信义，履行国际条约，故中得不牺牲国家的权利，去参加协商国，和英国共同去打德国。我就问那位日本朋友说：“日本和中国不是立过了马关条约吗？该条约中最要之条件不是要求高丽独立吗？为什么日本对于英国能够牺牲国家权利去履行条约，对于中国就不讲信义，不不履行马关条约吗？对于高丽独立是日本所发起、所要求、且以兵力胁近而成的，今竟食言而肥，何信义之有呢？简直是说，日本对于英国主张履行条约，对于中国便不主张履行条约，因为英国是很强的，中国是很弱的，日本加入欧战，是怕强权，不中讲信义罢！”中国强了几千年而高丽犹在，日本强了不过二十年便把高丽灭了，由此便可见日本的信义不如中国，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
中国更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现在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止有中国是讲和平；外国都是讲战争，主张帝国主义去灭人的国家。近年因为经过许多大战，残杀太大，才主张免去战争，开了好几次和平会议，象从前的海牙会议，欧战之后的华赛尔会议、金那瓦会议、华盛顿会议，最近的洛桑会议。但是这些会议，各国人共同去讲和平，是因为怕战争，出于勉强而然的，不是出于一般国民的天性。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大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从前的忠孝仁爱信义种种的旧道德，固然是驾乎外国人，说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驾乎外国人。这种特别的好道德，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
我们旧有的道德应该恢复以外，还有固有的智能也应该恢复起来。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我匀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象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的，但是自失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