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朔的《答客难》是西汉最早的抒情散文。此文以辞赋惯用的问答体展开，句式整齐且间或押韵，故有时也被列入广义的辞赋范畴。《答客难》敏感的指出了从相对自由的战国时代进入专制制度的一统天下以后，文人可悲的命运和必须做出新的人生选择。文章虽然带着某种嘲谑以为和表面上的自我慰解，内藏的痛苦其实很深。
2 司马迁：《报任安书》
西汉中期的抒情散文，以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成就最高。在这封给朋友的书信中，司马迁诉说了自己无辜遭受耻辱的宫刑而感受的莫大痛苦，和忍辱求生以完成《史记》撰述的心迹。在中国文学史上，纯粹的抒情散文传统的形成与书信体关系最为密切，《报任安书》可以说直接开启了这一传统。
东汉的抒情散文（东汉的抒情散文仍以书信体为主，和论说散文一样，较为
出色作品主要产生于中后期。虽传名篇较少，东汉人于书信的写作实更为用心，文辞多经锻炼。这意味着书信不仅是使用的沟通手段，而且被当做“文章”来看待。）
1李固：《遗黄琼书》
2朱穆：《与刘伯宗绝交书》，开了“绝交书”这一书信体散文类型的首例。
3张奂：《与崔子贞书》，《与延笃书》
4秦嘉：《与妻徐淑书》，《重报妻书》说日常生活平常之事，且被有意识保存下来并作为“文章”流传。它标志了一种文学态度，并预示了日常性抒情性散文的兴起。
《史记》与《汉书》
司马迁对历史的理解
司马迁：（前145—前87年后)，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夏阳(龙门)(今陕西韩城)人。著有《史记》，又称《太史公记》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的影响极为巨大，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东汉末史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史记》的文学史上的影响：《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史记》创造了纪传体的
史书体例，以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网络。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记录不同阶层人物的生平，最具文学价值。
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壁”。
班固与汉书
班固： 东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学返回乡里。在其父班彪续补《史记》之作《后传》基础上开始编写《汉书》，至汉章帝建初中基本完成，成为古代第一部断代史。
《汉书》： 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和《史记》并成为“史、汉”，声誉很高。
但事实上，它难以和《史记》相提并论，它的独立意识与批判精神，远逊于《史记》。但班固毕竟是一位严肃有才华的历史学家，他作为东汉的史官记述西汉的历史，较之司马迁处理当代史实，又自有其方便之处。因
此，站在儒家传统的政治立场，他对西汉历代统治的阴暗面也有相当多的揭露。班固也不像司马迁那样的时时渗透情感，但通过具体事实、人物言行的描写，却也能够显示出人物的精神面貌。从总体上《汉书》提供的史料更为详赡，这又是史学的需要，从长期趋势来看，史学将与文学分离，恐怕是不可免的。《汉书》的语言工整凝练，倾向排偶，又喜用古字，崇尚典雅，与《史记》风格不同。
（三） 汉代诗歌
到了汉代，从楚辞演化出的词赋成为一种介乎诗与文之间的特殊的体式。所以汉诗主要是一些新的诗体，尤其五言诗在这个时代渐渐发展成熟，后来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基本诗型。
楚歌的兴起
1项羽：《垓下歌》 到汉代，源于楚地的歌谣一度在社会上、特别是宫廷中十分流行，人们称之为“楚歌”。汉代最早的楚歌可以追溯到《垓下歌》，从《垓下歌》以后，关于命运无常的悲观意识逐渐渗透都乐中国的诗歌中。
2刘备：《大风歌.》，和《垓下歌》相似的是两部作品都表现出关于人在世界中的处境的困惑和感慨，这预示了文学主题将会有深入的发展。
从西汉前期到中期，还有许多上层人物创作的楚歌为史籍所记载。而且，尽管作品的背景和内容相异，在感叹人不能支配自己的命这点上，却有惊人的相似。
五、七言诗的形成
1关于五言：五言诗的形成一直有很多争议。从文献记载看，唐张守杰《史记正义》引陆贾《楚汉春秋》所记载虞姬答项羽的一首诗，是完整的五言四句格式。但后人怀疑此诗友后人窜入的可能。而另有汉高祖刘邦姬戚夫人所作《舂歌》拟阿带叶很早，已接近完整的五言诗形态。武帝时代又有李延年的《佳人歌》都有五言诗形态。至成帝时五言诗体在民间已经流行。
2关于七言诗：过去通行看法认为七言诗体形成很晚，这也是有问题的。典型的上四下三结构的七言诗句，在汉代以前已经很多见。《荀子》中杂言体的《成相辞》，就是以这种七言诗句为核心的。从现存的作品来看，武帝时由司马相如等宫廷文人制作的《郊祀歌》十九章，其中《天地》、《天门》、《景星》三章，均含有较多的七言诗句。
总值七言诗体在西汉已经形成，这是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独立而完整的汉代七言诗篇，仅有张衡的《四愁诗》而已。
《古诗十九首》及其他
《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为南朝萧统从传世无名氏《古诗》中选录十九首编入《昭明文选》而成。《古诗十九首》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艺术上语言朴素自然，描写生动真切，具有天然浑成的艺术风格。同时，《古诗十九首》所抒发的，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情感和思绪，令古往今来的读者常读常新。
《古诗十九首》主要内容大致反映了汉末的下层士人的生活和思想感情，一类是描写游子思妇的相思离别之情，一类是写追求功名富贵的强烈愿望与仕途失意的苦闷哀愁，其情感一以贯之，即以闺人怨别，游子怀乡，游宦无成，追求享乐的描写，表现出浓重的对人生易逝，节序如流的感伤，这种情绪虽然是消极没落的，但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现实的意义，亦是当时政治黑暗的一种反映。 《古诗十九首》的艺术成就是非常突出的，概言之，一 是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借景抒情，如《明月皎夜光》，诗人有感于深秋季节见物换星移，时序转变而产生朋友相交不终，世态炎凉的感叹，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增强诗歌抒情性，二 是通过生活细节抒写作者内心活动，以含有叙述成分的情节突出诗中主人公的形象，如《迢迢牵牛星》，叙织女的神话故事，表现诗人脉脉不得语的相思之苦，又如西北有高楼，以描写女子高楼抚琴，抒发作者知音难遇的感慨，三 是比兴手法的大量运用，其衬映烘托，语短情长，含蓄蕴籍，几乎涵盖了所有十九篇诗章，典型的如《涉江采芙蓉》，《冉冉孤生竹》等，四 是语言不饰雕琢，浅近自然而又精练丰富，情味隽永 。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五言诗的成熟，它下开建安诗歌，乃至唐诗，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在文学史上，《古诗十九首》所代表的东汉后期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标志着五言诗歌形式从叙事为主的乐府民歌发展到抒情为主的文人创作，已经成熟。刘勰称之为“五言之冠冕”，镭嵘誉之为“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而后自隋唐至于晚近，学习、模拟、继承发展“古诗”手法、风格的诗歌创作，始终不绝如缕，可见其影响甚为深远
乐府诗
“乐府”概说：\乐府\一词,最初是指主管音乐的官府。乐府原来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掌管宴会、游行时所用的音乐，也负责民间诗歌和乐曲的采集。后把乐府采集的民歌也叫做“乐府诗”或“汉乐府”。作为诗体名的“乐府”最早即指后者，后来也用以称魏晋到唐代可以配乐的诗歌和后人效仿的乐府古题的作品。其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叙事性强。
汉乐府的特与文学成就：汉乐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其突出表现一是第一次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二是奠定了中国古代叙
事诗的基础。而这两个特点又是相互联系的，即自己有运用叙事诗的形式，才有可能具体而深入地描述包括下层民众在内的人们的日常生活。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 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 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 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 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上述三诗 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 是以此作为蓝本。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 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 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 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 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 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 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 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 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 高度的赞扬，嘲笑、鞭挞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上邪》则是热恋中的情人对于爱情的誓言，表现了汉代乐府诗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
《古诗为焦仲卿妻作》
最早见于南朝人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后来被《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辞”，题为《焦仲娶妻》，后亦有用诗的首句该题为《孔雀东南飞》。《孔雀东南飞》是乐府诗歌中最长的叙事诗。它叙写一对恩爱夫妇受到礼教的逼迫而分离，终于双双殉情的悲剧故事。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
《孔雀东南飞》作者成功运动了各种叙事文学的手段。首先，此诗善写人物的对话；其次，此诗善于通过人物的动作来反映人物的心理；此外，此诗结构的完整紧凑，剪裁的繁简得当，都是明显的优点。它的总体风格是写实的，但是其中的铺排描写及结尾处却颇有浪漫色彩。这种故事，对于后来的类似故事有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