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冏”，表明是殷王朝子姓之“夆”， 与姜姓逢伯陵之“夆” 相区别。“”字是殷人东扩，占有“夆”地的记载。“”后来改作“豐”，形变而音同。由“夆”到“”再到“豐”，是殷时豐地历史的演变。
武王克商，决战牧野，只用了一天时间，未触及商在东夷的封国。武王封纣子武庚于殷，并置蔡叔、霍叔、管叔监管，史称“三监”。武王回到镐京，二年薨。武王子成王即位，年少，周公摄政。“三监”认为周公篡权，联合纣子武庚及淮夷徐（在今江苏泗洪县南）、东夷奄（在今曲阜）作乱。于是，成王亲征徐、 奄，迁奄君于薄姑
（14）
。不久，豐与薄姑称王又反。
豐虽是殷王室的子姓小宗，但成王践奄之后，却与薄姑成为殷幸存的子姓封国。豐国称王，也是为了续殷帝之祀。
在神权统治之下的殷、周之际，国家的头等大事是祭祀。“天子祭天地，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是西周的王朝制度。天子自命是上帝之子，享有祭天的特权，因此建坛祭天是豐国称王的必然之举。
豐国称王，也作了一些铜器，在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发掘之前，已有豐国豐王的数件铜器传世。《集成》第十八册载有《豐铜泡》（图四）和《豐王铜泡》（图五）各三件，都是一国之器，
年代也都是西周早期。 （图四） 《豐铜泡》
《豐王铜泡》说明，这是一个与周王朝分庭抗礼、自称为王
11
（15）
的国家。这个豐国，既不是姬姓的豐国，也不是犬戎的豐国。 姬姓的豐国没有僭号为王，犬戎的豐国不 在西周早期。这个豐国是东夷的豐国。
这六件铜器都无出土地的记载。其中 编号为11845的《豐铜泡》和编号为11848 的《豐王铜泡》为清末潍坊金石学家陈介祺
先生旧藏，而陈介祺先生所以能收藏到这些 （图五）《豐王铜泡》 铜泡，或许与这些铜泡出土于山东有关。
铜泡在青铜器中类属杂器，是装饰和
连结马络头和辔带的零件，多呈球面形。陈介祺先生旧藏的《豐铜泡》直径只有7cm，《豐王铜泡》直径也只有11cm。将“豐”或“豐王”铭文铸于这样小的铜泡之上，不仅显示了精湛的青铜工艺，更显示了豐王对于车马的珍爱，这与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的车马器有着相同的文化元素。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出土的铜泡之上，已无铭文“豐”或“豐王”，说明其时豐国已亡，“豐王”之称已经成为了历史。
（三） 归 齐 受 锡
豐国称王，受到周公征伐。《坍方鼎》记载了周公东征这一重大的历史事
件。其铭文曰：“惟周公于征伐东夷， （图五） 《坍方鼎》铭文
12
豐白（伯）、專（薄）古（姑）咸酓（饮）秦酓（饮）。公赏
（16）
。公归，于周庙。戊辰，
（坍）贝百朋，用乍（作）尊鼎”
（图六）。
“”字，有学者释为“斩”。于是，“咸
”为“伤也”。《诗·风·破斧》：
斩”，所释欠确。《说文》释“
“周公东征，四国是皇。”皇，《齐诗》作匡，是匡正之义。可见，“咸
承载的信息相吻合。
《坍方鼎》与“天坛”、《豐王铜泡》可为互证，记载的都是豐国称王作乱的信史。
M18墓葬出土的《豐鼎》铭文曰：“鲁姬锡贝十朋用作宝尊彝。”此鲁姬当是鲁国的姬姓女子嫁给齐君为妇者。鲁姬锡贝十朋，说明齐对豐恩威兼施，这是豐国臣服于齐的确证。
发掘报告称，遗址还出土了周代多片卜甲、卜骨。其中一片残片上有卦爻“一八八一八八”和“一八一八八一” （图。“一”即是“一”，代表阳；七）
“八”即是“一一”，代表阴。“阳阴阴阳阴阴”当是《易经》
六十四卦中的《艮》，“阳阴阳阴阴阳” （图七）卜骨卦爻
13
”。这与《豐器》
当是《易经》六十四卦中的《噬嗑》。
《艮》卦以人体部位取象，探讨有关停止、抑制的道理。言凡事有得就有失，有所为就要有所不为，能止才能行，止的最高境界是止于当止。
《噬嗑》以吃食之道设喻治国之方。言治国要恩威兼施，刚柔相济，既要正饬法令、法纪，惩罚犯罪，又要运用怀柔政策，安抚归附的国族。
这两卦爻是豐人归齐所遵的天意。《艮》卦告诉豐人，反周之举应“止于当止”，归服于齐。《噬嗑》卦告诉豐人，齐对豐会恩威兼施，归齐将受到礼遇。这与M18《豐鼎》铭文记载的“鲁姬锡贝十朋”相合。诸多《豐器》铭文和卦爻说明，豐国虽亡，成为齐属，但在齐君的治理下，经济发展，文化繁荣，豐人开启了新生。豐人对归齐心悦诚服，引以为荣，因此作了许多铜器祭祀他们那位承上啟下的“文祖甲齐公”。
铭文和卜辞表明了齐、豐和谐的关系。这使人想起《史记·齐太公世家》对于齐国初创时期的记载：“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这是齐国对西周成、康盛世的重大贡献。
《周易》是我国最著名的古典之一，史学界对于《周易》成书的年代，一直争论不一。高青县陈庄西周遗址《艮》与《噬嗑》的发现，为《周易》的成书断代提供了新的佐证。
遗址大量黍亚科和豆科为主的非农作物种子、秸秆及周围
14
养马场的发现，表明高青县陈庄西周城址在西周中期以后被用于军事，成为齐师驻地。
（四）“烹 哀”平 乱
在祭坛北面发掘有M35、M36两座甲子形大墓。M35随葬的铜器有鼎、簋、壶各两件，盘、匜各一件，还有戈三件和车马器。M36随葬的铜器有盨、方壶各两件，盘一件、戈一件，年代均为西周中晚期。
M35随葬的2件铜簋载有74字相同铭文，李零和方辉先生在济南专家座谈会上对铭文进行了释读。《文史哲》2011年第3期又发表了李学勤先生的撰文《高青陈庄引簋及其历史背景》。但铭文中的几个疑难文字，仍需探讨，对作器者“引”、受祀者“幽公”与豐、齐之间是何关系，周王又为何直接任命“引”司齐师之职等相关历史，更需深入研究。
我们先来释读铜器铭文。
作器者“”，有的释为“申”,有的释为“引”。金文“申” 字从“”，末端无改走势者。“引”字，《师旂鼎》作“”，与此字形似，当释“引”。李学勤先生称此器为《引簋》，是。
“败”下之字，李学勤先生隶作“师师
簋》有“敬毋败速（绩）”
（18）
（17）
”，释为“绩”。《五年
之例，与此句相类。但《五年
簋》三器“绩”字皆作“”，与此字差别很大，并非一字。
”。《鄂君啟舟
15
此字不清，尤其上部模糊。依稀描之，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