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上述关于文化的基本性质，语言也都莫不具备，因此，语言也是一种文化现象。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语言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得以建构和传承的形式和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又无时无刻不对语言有约束作用和决定性影响。
一、语言对世界观的影响
世界是什么？不同的哲学家有不同的说法。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看：世界是语言的世界，具有语言性。或者地说，世界是语言符号构成的万花筒。
物质世界是相对于人的精神世界而独立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人是如何认识和把握世界呢？人有语言，人一出生就生活在一个语言世界中，人在感知、接受、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时，不是像动物那样直接面对外在世界，而是通过语言这一中介间接认识的。
语言是人创造的，是一定民族的精神创造活动结果，人对外在物质世界的感知和认识，在从事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时的体验、感受和经验，莫不放映在语言世界中。语言世界是人所建立的蕴含人类的全部精神创造的关于物质世界的镜像。海德格尔曾经说过：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因此，言说者言说，是为了建构精神的家园。维特根斯坦也说过：语言界限也就是思维的界限。物质世界存在于语言之中，以语言的面目呈现出来，而非以语言面目出现就不能被领悟，因此，对于认知者来说，世界不仅是物质的，更是语言的。
虽然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它与人类的关系是间接的，必须借助语言符号才能进入人的主观意识，构成人的主观世界，所以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客观世界是否有理论上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是否有物质“存在”，而取决于是否有相应的语言符号“存在”。例如客观世界不存在的东西，在语言中有相应的符号，反之，有些客观存在的物质，在语言符号中却没有相应符号。原因就在于：人们认识世界，出来以实际为基础，以客观本身为起点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起点就是语言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语言符号对于思想塑造和世界观的形成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二、语言对文化的影响
从语言的基本职能来说，语言是重要的交际手段，习得一种语言就是习得了一种交际手段。但从文化的角度讲，语言不仅仅只是交际工具，语言还是一种文化。
人是文化的动物，人不同于动物的根本点就在于人有文化，动物没有文化。而文化是人创造出来的，在众多文化符号中，语言符号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种。文化世界、符号世界、语言世界三者的内涵并非完全相同，但就语言在构成文化和符号中的作用而言，语言无疑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人甚至认为，语言不仅是文化的一种形式，其实就是一种“元文化”。
三、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语言地位无论怎样重要，毕竟只是精神文化的一部分。语言不仅不能包括全
部精神文化，也不能包括物质文化，更不能包括人类文化的活动史，文化的范畴显然要比语言大得多。那么，文化对语言有何影响呢？
从语言的产生来看，正是人类文化的创造活动产生了语言。人类起源的历史，就是人类的创造性劳动形成的历史。创造性的劳动是作为“文化动物”的人的行为与一般动物相区别的根本点，而语言正是在这一劳动过程中产生的。语言起源的过程和类人猿“人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人类起源过程创造的文化通常称“原始文化”，没有原始文化的创造，就不可能有原始的语言。总之，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里不必要讨论语言和文化谁先产生的问题，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但是，就某些局部现象和局部材料来看，说某些语言现象是某些文化原因造成的，或某些文化现象是由某些语言手段造成的，这是可能的，可以论证的。
四、语言结构的差异性与世界观
这里的“语言结构”主要指表现在语言形式上的概念结构和语法结构。这种差异最明显表现在民族语言之间。作为客体存在的语言，是用于该语言的人在长期的文化创造活动中对于客观世界的反映，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世界的镜像。但语言的使用是一种智力活动，体现了人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活动。严格说来，任何语言对世界的反映都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人们对世界进行智力改造后所作出的语言呈现。既然作为文化内核的思维方式是有民族差异的，那么反映思维成果并呈现在语言中的“世界镜像”也就不可能没有差异性。
由于各民族关于世界的镜像都保留在各自的语言体系中，同整个语言结构融成一体，那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一出生就生活在一定的母语世界里，在习得母语的同时，也就习得了融合在母语中的“世界镜像”。形成了与操本族语相一致的世界观。
总之，语言差异反映着文化差异、思维差异和世界观的差异。其中，尤其是语法结构的差异同不同民族思维方法上的倾向性特点的联系更为密切。
第三节 文化语言学研究的内容
一、语言作为文化符号的功能
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表现形式。在一定意义上说，民族语言就是民族文化的模式体现，是民族文化的天然“图腾”，习得一种语言就意味着习得一种文化，想要了解一种文化就要学习表现这种文化的语言，“语言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钥匙”。语言对文化的建构和传承是以符合的体系形式整体发挥作用的。二者有“相依为命”的关系，一种语言的消亡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语言的这种文化符号功能是我们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语言和文化的共变关系
语言既有继承性和保守性，同时还有可变性。首先，社会是发展变化的，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文化的发展，语言既然是文化的表现形式，文化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在语言中有所表现。总之，语言的变化同文化的变化关系极为密切，存在着一种“共变”关系，这也是我们的研究内容。
三、语言中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
在构成民族文化的诸多要素中，最能体现民族特性和民族本性的就是民族语言。宗教，神话、文学可以随着文化交流而跨越民族界限；政治、经济、法律也可以通过借鉴利用而带上跨民族色彩，自然科学技术则全人类通用。唯独语言，始终根植于与之同生共长的民族大众中，同该民族产生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也是基于这个原因，严格意义的民族概念的界定往往不能没有语言的因素。
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于认识和表述客观世界过程中的思维模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而这些都受语言结构的影响。例如：汉文化中的长幼尊卑分明，贵贱有序的观念，都在汉语词的结构上有所表现。
语言不仅表现为一个表层的静态的结构系统，还表现为一系列动态的抽象行为。当语言表现为动态时，就产生了言语和言语行为。言语既然是心灵的体现，就会言语使用者的心理密切相关。不同民族由于历史文化不同，所具有的民族文化心理也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这种差异往往要反映在言语和言语行为中。例如：受到夸奖或表演时，西方人通常说声“谢谢”，便坦然接受。中国人即使心里很高兴，也往往要表现出一番故作的谦让，在旧时代通常要说“承蒙夸奖，愧不敢当”，现在则说“这是我应该做的”，或“我做的还不够，离领导的要求很远”等。这种差异包含怎样的社会文化心理，还需作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