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脉”的过去与现在
李国春
看一个地方文化繁荣发展，主要视其地域人文有多少积淀、文教风气有无形成。一邑文化能传承光大，表现在人的方面，须代有才俊，呈现在世风上，则无外乎倡导教化。而自古至今，一地域文化赓续不断、人文血脉绵长不竭，唯有书籍方可承载此任。
桐城之人文活动有史籍可以稽考的不会早于晚周。但是直到唐代至德年间桐城称县，文明始倡，此乃桐地文风郁聚之初，洎宋、明初开始勃发，迨明、清则大昌。
明中叶以后，桐城无论甲族小户，都不互攀谁家财富多寡，
却以本族有无读书上进之子弟为荣辱、有无官刊家刻书籍为显隐。清代嘉道年间，桐城梁伴梅先生有斋曰“仅可斋”。有人问：何谓“可？”粱先生说:我少时读书，不慕做官，开卷有获以求明理而已，不求显贵；少时即贫乏，靠耕耨挣得温饱而已，无有奢欲；少时无所定居，现今能构书室数间，只求得适意而已，不慕华丽。这种人生境界，代表了那个时代众多读书人的价值取向。
即使是官宦之家，其宅第也决无富丽堂皇、高门敞轩之隆盛，如桐城名门大族张姚马左、方吴叶盛诸姓人家，其房舍庭园，与江南、三晋富户大宅相比也黯然失色。值得显耀门庭的是家有几多童子学业优良。街巷里弄、竹蓠茅舍，隔牖可闻琅琅书声 。据马其昶《桐城耆旧传》载：明代史仲宏路过挚友方懋的门前，户外先闻儿声，入室便闻纺绩之声，登堂坐定可闻书声，他称赞方懋说：兄台家中真是人丁兴盛，有折桂掇巍的气象啊！
桐城古文派代表人物
桐城历史上许多读书人，其家贫聊供裹腹，戴名世、刘大櫆、刘开等桐城派大家，虽穷愁潦倒、颠踬不售，仍终身致力于立言警世，一生著作等身。不少士子在乡试以后，年未衰即绝意进取，不再踏入科闱。而锐志穷经，自少年至白头，无一日废书著述。刘开《自乐亭记》云:
“筑一亭于园之南，高不及楼，广能容席，深无重户，敞可延日。河水流焉，而迳其前，书室耸焉，而峙其后，高节其中，唯贮书千卷。是多佳日，主人于是读书其间，俯而思，仰而窥，静有悟，动有得，兴至乃歌...”。
无论穷达，皆以读书为乐，以著作述怀为己任。近代刘声木先生在其《桐城文学渊源考·序》中写道：
“自顾生平亦颇好聚书读书，而半生落拓若此。细想天之生我，木不如也，草而已矣。又生于大道之旁，一任行者及牛羊践踏，然牛羊虽能践踏，亦不能禁其添生枝叶。予虽自为甘草，亦欲以枝叶自见。生平所欲编辑之书甚多，编辑未能成卷帙者亦多。”
这是历代无数桐城文人中一部分寒儒穷且益坚，著书不辍的真实写照。
桐城先贤著述立言之传统源于中国古代先哲思想。桐城派大家方东树在他的《书林扬觯》中专作《人当著书》一章，旁征博考，援引荀子“人少不讽诵，壮不议论，则为无业人矣”之说，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之谓，成其佐论。他特别推重宋儒有关著书之说，引程颐一段语录最为精妙：“程子曰：农夫深耕易耨播种五谷，吾得而食之；百工技艺作为器物，吾得而用之；介胄之士披坚执锐以守土宇，吾得而安之。无功德及民而虚度岁月，晏然为天地间一蠧。惟缀辑圣人遗言，庶几有补耳。”桐城先贤们正是遵循着古
代先儒的思想，视文章为天下之大事，沿着古人“讽诵议论、岁久成书、自足垂世”的写作路径，代代相续，构起一座贯穿唐宋元明清及至民初近一千五百多年的著作长廊。
在这一蔚为大观的文艺长廊里，散发着诸如经典疏训、诗歌散文、书法绘画、水利农兵、天文历算等万卷书香。唐宋元三代作者零落，著作寥寥可数。从明初至清道光400余年，粗略估计，桐城学者著作凡官椠家刻概为1290部，5690余卷，作者700余人。其中经部60余家,128余部960余卷，史部57家77部530余卷，子部60余家96部878余卷，集部336家467部2920余卷。
另外，乾隆时查明违碍书目如左光斗、方孔炤、方以智父子、潘江、方文等人诗文集共计21部400余卷，再加上仅有书名而无卷数的作者诗文、笔记、训诂、音韵、读史、解经等著述约达500余部。这些著述书名辑录于《四库全书总目》、《明史·艺文志》、《江南通志》、《安庆府志》、《桐城康熙县志》、《桐城道光县志中》、《朱彝尊经义考》等典籍，尚有一些诸生布衣之著作流布民间，未收入官编史乘之中的难计其数。说桐城先贤著述囊括四部、辉映梨枣，为它县所罕匹，确非虚诞溢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