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书模式固然很少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完全没有这样的例子，也不意味着这个模式以后不会更频繁的出现。让我们来看看下面三个案例。
案例一：198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 厅发出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通知动员全国人民为节约能源在春夏期间而早睡早起。具体作法是：每年从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夏令时开始；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夏令时结束。实行夏时制的建议是由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窦星元提出。 ，六年后，夏时制中止了。而决定停止是源于一位人大代表反复多次的建议，理由是我国面积很大，跨越了多个时区，夏时制操作起来很麻烦，给铁路、航空等部门带来了很多问题，且节约能源的效果并不大。 经过几个相关部门和部分省市的调查研究，国务院决定于1992年4月5日起停止实行夏时制。
案例二：2003年1月，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林楷当选为十届全国人大代表。2003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他提出了《关于要求制定和修改有关法律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议案》，建议立法保护私人合法财产，把公民私有合法财产不可侵犯写进宪法。随后，39位全国人大代表在这份议案上附议。这个议案在人大代表中引发了不小的争论，就连李连楷自己，当时也觉得短期内修宪的可能性不大。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启动修宪程序，李林楷等12位全国人大代表应邀列席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由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原宪法第十三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被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作为宪法修正案的提出者，李林楷被评选为2004民营经济十大风云人物之一。
案例三：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三条大河在滇西北丽江地区、迪庆藏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行政区内并流而行，人们称之为\三江并流区\。2003年7月3日，\三江并流\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为世界自然遗产。 几乎同时，2003年8月中旬，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通过了怒江流域水电开发方案，将其作为我国重要的水电基地之一。怒江兴建水电站的决定马上引起一批环保组织的反对。一方面，它们通过各种方式动员媒体发出反坝的声音，争取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它们上书国务院领导，要求停止怒江水电梯级开发。2004年2月中旬，在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怒江中下游水电规划报告》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笔批示：\对这类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且有环保方面不同意见的大型水电工程，应慎重研究，科学决策\，暂时搁置了一度箭在弦上的怒江水电工程。 2005年7月，温家宝总理赴云南考察工作期间，地方官员向他反映怒江水电建设停工已久，地方不知如何进退，希望中央能尽快定夺。温总理回京后，即指示国家发改委、环保总局、水利部等有关部门\加紧论证研究，尽快拿出自己的意见\。由于担心怒江工程重新启动，61个环保组织和99位个人又于2005年9月起草一份《民间呼吁依法公示怒江水电环评报告的公开信》，并将它呈送给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总局等有关部委。 与此同时，支持开发怒江水电的人也上书中央领导，希望该工程早日上马。 正反两方面的上书形成拉锯战，使中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怒江工程定案。民间组织的活动与上书如此影响中央政府的决策，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
随着社会自由度的加大，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的人将会更积极地运用自己的发言权。
因此，上书今后有可能变成影响中国议程设置的主要模式之一。 外压模式
与上书模式一样，在外压模式里，议程变化的动力来自政府架构之外。它与上书模式不同之处不在于\外\，而在于\压\。在上书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希望通过给决策者摆事实、讲道理来影响议程设置；在外压模式里，议程的提出者虽然不排除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但他们更注重诉诸舆论、争取民意支持，目的是对决策者形成足够的压力，迫使他们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在上面提到的怒江水电一案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外压模式的影子。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只有在初始阶段，外压模式里的议案倡导者是可以确定的。随着议案影响力的扩大、议案支持者的增加，谁是倡导者已越来越难分辩，他们的身份已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时的关键是议案的民意基础到底有多宽厚，是否对决策者构成足够的压力。说到民意，我们应该区分两部分民众。一部分是所谓\关切的民众\（attentive public），一部分是一般大众（general public）。前者在数量上永远是总人口的一小部分，但他们对公共议题不仅十分关心，而且相当了解。他们对议案的支持有助于防止议案滑出舆论的焦点圈。后者是大多数人，他们对多数公共议题的注意力往往是短暂的；一般大众很少长期、执着地卷入某项争议。正是因为如此，一旦一般民众支持改变旧议程、接受新议程，对决策者的压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这种情况下，公共议程最可能变为正式议程。
第二，外压模式产生作用的前提是少数人关心的议题变为相当多人关切的公共议程，否则压力便无从产生。而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即使某个议题已经提上了公共议程，如果它最终得以进入正式议程的话，同样也需要时间。因此，外压模式的一个特点是所需时间一般比其他模式长。
第三，由于头两个特点的存在，研究者往往很难准确地断定外力究竟通过什么方式最终影响了议程的设置。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在时间的先后顺序上将外部压力的形成与政府议程的变动联系起来。
上述三个特点是在一般情况下外压模式具备的特点。但也有特殊情况，即突然出现所谓\焦点事件\(focusing events)，引起社会普遍的关注，进而迫使决策者迅速调整议程。焦点事件一般都是坏事，如灾难、事故等，它的发生对某一群人的利益造成现实的伤害、对其他人的利益可能产生潜在的伤害。这类事件的发生使得利益群体、政府官员、大众传媒、以及广大公众对现存问题有更深切的认识，希望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 注意焦点的集中有助于打破已往的权力平衡，使争取议程转换的意见在公众舆论里占据上风，形成强大的民意压力，迫使决策者在短时间里调整政策取向。因此，有学者把焦点事件引发的反应阶段称之为\政策窗口\window)。 由于焦点事件的影响是直接的、快速的、容易确定的，不少研究议程设置的学者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
过去，在中国议程设置一般采取的是上面提到的五个模式，外压模式比较少见。尽管早在1980年代中期，中央领导人就在提出决策科学化的同时，提出了决策民主化的主张， 直到1990年代后期以来，带民主色彩的外压模式才越来越常见。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可以在两方面找到原因，一方面是压力从何而来？另一方面是压力为什么会产生影响议程设
置的效果？
先看压力的根源。虽然中国经济在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高速增长，但不息一切代价追求GDP高增长率也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在改革初期并不凸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到1990年代末，有些问题已变得令人触目惊心，包括环境危机、贫富悬殊（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居民收入差距）、缺乏经济与社会安全（大规模下岗失业、就学难、就医难、各类事故频发）等。人们切实体会到经济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在改革初期，由于社会分化程度低，人们容易形成共识。那时，哪怕某些人必须为改革付出代价，他们往往愿意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牺牲短期利益，因为他们相信，改革最终会使所有人受益。随着社会日益分化，曾经让人充满希望的\改革\变得可疑起来。改革的金字招牌脱落了，有关改革的共识破裂了。 那些在前期改革中利益受损或受益不多的阶层对新推出的改革不再毫无保留的支持；恰恰相反，他们对凡是带有\改革\标签的举措都疑虑重重，生怕再次受到伤害。这些人仇视滥用权力、中饱私囊的官员，敌视一夜暴富、挥金如土的新贵，蔑视巧舌如簧、发\改革\财的学者。更重要的是，他们普遍感觉到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歧途，到了改弦更张、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时候了！这就是政府面临的社会压力所在。
那么潜在的压力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压力呢？四个领域的变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利益相关者的施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大众传媒的转型和互联网的兴起。
先看利益相关者的施压。当社会分化不太严重时，各利益相关群体往往处于\自在\阶段，缺乏\自为\意识，也不大会为自身的利益向决策者施压。随着社会分化程度提高，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随着各利益群体对自身利益变得更加敏感，他们便会产生向决策者施压的冲动。当然，冲动是一回事，能在多大程度上施压是另一回事。这里的关键是利益相关群体的动员能力。在所有利益相关群体中，拥有政治和组织资源的地区无疑最强。
区域政策是利益相关群体施压的一个例子。1980年代中期以前，中国存在地区差距，但问题并不突出。 \七五\期间（1986－1990年）提出了所谓\梯度发展理论\，1988年更明确提出了\沿海地区发展战略\。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反映了邓小平 \两个大局\的构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大局。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
由于国家政策明显向东部倾斜，结果导致东西部差距从1980年代末起迅速扩大。 1990年代初，学者与政策研究者就地区差距展开了一场争论，当时的主流要么认为中国地区差距没有扩大，要么认为地区差距不算太大，不必大惊小怪。 邓小平也主张\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应等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再\突出地提出和解决\地区差距问题。 不过，落后地区不愿再等了。这时，在每年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都有来自内陆的代表公开表示对中央政策倾斜的不满。面对内陆省份越来越大的压力，1996年八届人大四次会议上通过的\九五\计划及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可惜，大部分政策措施力度不够，对于缩小东西部差距没有产生明显的效果。因此，90年代后半期，对政府区域政策批评的声音不绝于耳。在这个背景下，1999年3月，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承诺，要研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的
发展。6月，他又提出，要把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2000年1月，党中央对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才真正进入西部大开发的实施阶段。 其后，在全国人大上，面临巨大转型困难的东北三省人大代表纷纷投书，强烈要求中央实施东北振兴战略。2003年9月，\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终于正式也成为中国政府的\战略决策\。
再看非政府组织的卷入。在过去20年里，中国目睹一场前所未有的社团革命。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在民政系统注册的社会团体近15万个。很多研究中国社团的国内外学者把注意力放在注册社团上，误认为它们代表了中国整个社团领域。但事实上，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仅仅是这个版图的很小一块。大量应该在民政部门注册的组织选择注册为商业机构，或者干脆不注册而开展活动。例如，许多为人熟知的民间环保组织就没有在民政部门注册。 更容易被忽略的是，按照中国法律，县以下的草根组织根本无需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比如那些企业、机关、学校、街道、乡镇和村落内开展活动的社团。把注册与未注册的社团加在一起，总数至少在50万以上。
大多数社团也许对公共政策毫无兴趣，但有一类社团最大的关注点便是公共政策。它们是倡导性社团（advocacy groups）。人们习惯于把这类社团称为\非政府组织\或\。在中国各类NGO中，环保NGO最为积极。1990年代以前，中国也有的环保社团，但绝大多数是自上而下组建的、半官方的环境科学研究团体。那时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还不太突出，民众对此不太关心。因此，那时的环保社团要么研究多于行动，要么干脆没有什么行动。1990年代以后，生态环境恶化日渐显著，人们的环保意识也逐步高涨。在这个背景下，1994年3月31日，中国首家民间环保NGO-\中国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在民政部注册在北京成立，简称\自然之友\。此后，北京又涌现出一批民间环保NGO，如\地球村\、\绿家园\等。 进入新世纪，民间环保NGO（尤其是高校学生团体）开始在各地大量出现，遍布安徽、四川、山东、福建、重庆、广东、河北、云南等省、市、自治区，并呈逐年增加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现有2000多家环保NGO。 它们经费主要靠自筹（相当大比重来自境外捐赠），不依靠政府财政拨款。除了开展环保教育、配合政府编制环保计划、担任有关机构环保顾问外，这些环保NGO还竭力呼吁改善生态环境，并动员各种力量干预破坏环境的行为、工程和计划，对政府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上书模式\里提到的怒江水电工程便是一例。
环保NGO数量不大，但能量巨大，原因之一是很多组织与大众传媒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么其发起人、负责人和主要成员在传媒机构任职，要么它们在传媒机构有大量支持者和朋友。传媒把环保NGO的声音以放大的方式传播出去，无形中加大了它们的影响力。
中国的大众传媒不仅充当了环保NGO的\扩音器\，而且近年来在公众议程设置方面扮演着越来越积极主动的角色，进而影响到正式议程的设置与调整。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大众传媒报导或不报导哪些\议题\，第二是大众传媒是否突出强调某些\议题\，第三是大众传媒如何对它强调的\议题\进行排序。 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某几家传媒机构的某几次报导，而是指整体大众传媒在较长时期里的报导活动。很显然，不进入第一个层次，民众对一些议题就不会感知。例如，研究表明，80年代的煤矿事故比现在更普遍、更严重，但当时矿难并没有成为一个公共议题。90年代中后期以来，矿难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之一，主要是因为大众传媒对它进行的广泛报导引起了公众的重视，不仅进入了第一个层次，还进入了第二个层次。 在一个较长时期里，进入第二个层次的议题当然不止一个，这时，如果大众传媒对一系列\议题\的报导如果呈现一定排序的话，也会影响公众对这些议题的重要性
的判断。
近几年来，中国民众对三农、农民工、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医疗保障、贫富差距等问题的关切，在很大程度上是传媒强调的结果。在中国，媒体的角色一直被定位在\宣传机器\上。例如，新闻出版署1990年颁布的《报纸管理暂行规定》第7条讲得很明确，\我国的报纸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基本方针，坚持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传播信息和科学技术、文化知识，为人民群众提供健康的娱乐；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那么党的喉舌为什么近年来会变得越来越具有公共性，成为连接政府与民众的双向桥梁呢？这是因为媒体的数量和性质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量方面，与改革初期比，电台的数量增加了三倍，电视台、报纸、杂志的数量都增加了十倍左右。 质的变化更为深刻。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的传媒便开始市场化，这个进程在90年代以后加快了。现在，虽然国家仍掌握电台、电视台、报纸和一些刊物的所有权，但传媒机构失去了国家财政拨款，必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一旦追求利润成为传媒机构的主要驱动力，其日常运作的逻辑便改变了：它们必须考虑如何吸引读者或观众？如何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当然党和政府的机关报、机关刊物自由度比较小，但这些传媒机构在转向传媒产业的过程中，都增设了自由度相对大得多的附属报刊，例如《人民日报》属下的《环球时报》，新华社属下的《瞭望东方周刊》，上海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属下的《新民周刊》和《外滩画报》，广东省新闻出版集团属下的《新周刊》，以及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属下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导》等。本来就不属于党报系统的《中国新闻周刊》、《财经》、《商务周刊》、《中华工商时报》等报刊相对独立性也不小。在这些著名报刊的带动下，全国几百家报刊（例如《江南时报》、《大河报》等）纷纷开辟或增加新闻评论和公共事务讨论的版面，不断试图拓宽的言论边界。影响所至，已经波及到了某些广播和电视媒体。
在竞争的压力下，媒体往往会主动\三贴近\：贴近群众，贴近生活，贴近真实，不时报导敏感的新闻事件，评论敏感的时政话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众传媒开始更积极主动地为各种利益诉求开辟表达的空间，促使某些民众关心的议题变为公共议题，进而推动国家政策、法律、体制的变革。
大众传媒面临的竞争不仅来自传统媒体内部，还来自新兴网络媒体，如互联网、手机短信等，尤其是互联网的兴起迫使传统媒体不得不改变以往新闻和信息的传播格局，并且为公众讨论公共事务提供更开放的空间。
如果从1994年4月20号中国正式进入互联网之日算起的话，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不过10年 之余。然而，如下图所示，互联网发展可以用\爆炸型\来形容。1997年初，全国的互联网使用者不过区区62万人；到2005年7月，这个数字已经暴增至1.03亿，而且增长的势头仍没有放缓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