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的需要，所以造成人的重感情，轻原则的观念。凭交情办事，不按原则办事，这是传统观念中最受人称赞、羡慕的部分，但从社会发展来说，应该突破这种观念。
4．自然经济使用的技术主要是传统技术。传统技术是生产经验的总结，适用地域性极强，一个地区适用的技术往往在另一个地区就不适用了，并且传统技术几千年来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及其建立其上的社会也是发展缓慢的，于是造成人的僵化、保守的观念。 1．5．基础设施落后
基础设施指为物质生产和居民生活创造共同条件和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设施的总称，就内容上说，包括交通运输系统、能源供给系统、物资仓储系统、水利供给系统、邮政通讯信息系统、卫生文化福利系统、教育系统等。我们不打算考察贫困地区社会基础设施的全部内容。只是以交通运输系统、教育系统和邮电通讯系统为代表来说明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状况。
教育活动必须有被教育者——在校学生，教育者——教师，教育设施——必要的校舍、教具、图书资料等。而这些贫困地区都比较差。贫困地区无钱修校舍、添置教具，许多学校仍在古老破旧的礼堂庙宇中安身，危房比重极大。贫困地区学生入学率低，巩固率更低，例如湖南省桑植县，198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1.7%,五年的巩固率仅为48.6%。贫困地区穷,吸引不了人才,致使师资缺乏，例如安徽省大别山区初中教师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20%，低于全省29.5%的水平。没有经过培养的教师，只好用民办、代课教师，而这些教师文化素质普遍较低。1983年四川省中小学教师教材考核，阿坝、马尔康两县6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教师不及格，95.1%的民办教师不及格。
贫困地区的交通不便是人们都能感觉到的，例如，福建省连城县平均每万平方公里只有公路19.9公里，比全省的28.8公里少8.9公里，还有36个行政村未通公路。公路不但密度低，且路况质量差，等外路多，三、四级路和等外路分别占27.8%，48.5%和23.7%。再如贵州省织金县解放几十年来共修建公路824公里，其中属省管的四级公路仅150公里，其实说的是四级公路，事实上达不到四级。全县等外级公路占公路总里程的81.8%，全县101个乡中有35个乡根本不通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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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地区的邮电通讯事业十分落后，例如沂蒙山不通广播的村庄有3963个，占村庄总数的51.7%。再如西藏邮电局（所）的平均服务面积为10169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的邮路仅有61米。
社会基础设施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才能发展起来。贫困地区由于经济落后，缺少建设基础设施的必要资金，所以基础设施落后。同时，社会基础设施又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贫困地区落后的基础设施，又严重地阻碍了贫困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并且，基础设施落后也是贫困地区人素质差的重要原因。所以，我们必须在发展贫困地区经济的同时，注重社会基础设施的建设。
1．6．人的素质差
人的素质包括体力素质、智力素质和观念素质。贫困地区人在体质、智力和思想观念等各方面都比较差。
贫困地区人由于生活水平低，营养条件差，医药卫生条件差，因而体质普遍较差。比如，陕西省淳化县地方病在全县分布很广，山区尤为严重。据1986年调查，全县患大骨节病12393人，克山病43人，甲状腺3418人，妇女病7171人，麻风病7人，布病163人，出血热发生33例。这些地方病患者共23650人，占总人口的15.5%。在贫困地区人的体质中，知识分子的体质问题更加严重。对湖北省36个山区县（市）知识分子健康状况进行的调查表明：山区知识分子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被调查对象中，有慢性病仍坚持工作的占50.1%，重病住院或卧床不起者占0.4%。
体质差，劳力弱，是许多贫困户贫困的直接原因。比如福建省连城县1988年63户未脱贫户中，痴呆或残疾者家庭共有9户，因主要劳力患病而致贫的有11户。
智力的基础是文化程度，所以可以用贫困地区文化程度的情况来说明贫困地区的智力情况，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每千人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西部地区54.5人，比全国平均少24%，农村12周岁和12周岁以上人口文盲率，西部地区占一半左右，比全国平均高2/3。西藏文盲率高达77%，青海、甘肃、云南文盲率超过50%。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22个贫困地区中41个县，在12岁以上的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44.2%，比全国的23.5高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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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55%，个别偏远县、乡的文盲率高达80%以上，据贵州省21个贫困县的统计，12岁以上的589.83万人中，文盲、半文盲占57.6%。
虽说社会上脑体倒挂的现象较为普遍，但这是分配上的问题。从生产能力上讲，从创造的价值多少讲，不少地方的调查都证明，人的劳动能力与文化水平的高低呈正比。贫困地区文盲和低知识的人太多，所以劳动能力极低。不少研究也都证明，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生育的胎数越少，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生育胎数越多。由于贫困地区人的文化素质不高，文盲太多，所以出现了比发达地区更高的生育率。
贫困地区人的观念落后，表现是多方面的。我们在前面产业结构中，在分析自然经济对人们观念影响时，已经涉及到这一问题，这里只再作些补充与概括。
自然经济意识。贫困地区不少农民对商品经济至今还很不习惯，他们一贯视农为本，宁愿守着土地受穷，也不愿冒险出外经营工商业。
听天由命，消极悲观，缺乏信心和勇气。长期不能摆脱困境，使一些农民对前途失去信心。有的人认为好也好不了多少，差也差不到哪儿去，对治穷致富悲观失望。在这种消极情绪影响下，许多农民不去寻找致富门路，而寄希望于“老天爷”风调雨顺。
依靠国家支援、救济的“等靠要”思想较普遍。由于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低，不相信自己能改变命运，以及过去扶贫工作中的偏差，使不少贫困农民产生了依赖国家的思想。许多本可以自力更生，联合起来办好的事情，非要等国家拿出钱财才肯去做。视吃救济、拿补贴为理所当然。
观念保守，不愿意接受新技术。例如湖北省房县特产的黑木耳，个大肉厚，胶质多，营养丰富，驰名中外。用传统古老方式，露天生产每公斤木耳，最少需要耳材50公斤，一般为150公斤，多的达到300公斤；反之，若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室内生产同样多的木耳，一般只需要10公斤左右耳材。然而，如此高效益的开发技术，却因为旧习惯的束缚而推广不开，造成宝贵资源的浪费。
迷信也使贫困地区人民吃尽了苦头。1986年4月11日。陕西佳县白云山太上老君庙里香客如云，传说这天是真武神过生日，布施者络绎不绝，庙里收入高达7万元，相当于佳县每天财政收入的20倍。那天，河对崖 的山西临县渡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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壅塞了几万人，要求渡河求神者，多是山高地薄，生活不景气的地方来的。原来5角钱一张的船票陡涨到2元，定员68人的小船塞满了174人。结果行至河心，船翻人亡，只有45人生还。那些在黄河漩涡中随波沉浮、命在旦夕的香客，竟还有高喊“真武神保佑”的。云南中甸县一户农民搞经济开发收入数千元，全部拿去献给菩萨。以保佑他来年更加顺利。
贫困地区的资金本来大量短缺，可是由于迷信，传统习惯的作崇，造成大量财物的浪费。修庙、修坟、大办婚丧事，不必要的人情礼物，大肆饮酒，大量的宗教迷信活动，赌博、逢年过节的大肆铺张浪费，等等，使本来可用于发展生产的财物资金，被挥霍一空。 1．7．政府行为偏差
政府在协调和处理社会系统中的各种关系，以使社会朝着既定的目标向前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切行动，即称为政府行为。政府行为可以分为政府的政治行为、经济行为和军事行为等。我们所要讨论的主要是政府的经济行为，即政府调控经济系统，使经济过程沿着既定的目标发展所表现出来一切行动。政府分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行为就分为中央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鉴于中国政治高度统一的现实，我们把中央政府行为和地方政府行为合称为政府行为。政府行为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面之一，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国家尤为明显。
政府行为，就其效果而言，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无可争辩的事实表明，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贫困地区在内，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当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分析贫困地区长期未彻底摆脱落后状况的原因时，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政府在经济发展方针、政策、具体措施、行政机构设置，以及政府自身建设方面的某些失误，给贫困地区发展造成的消极影响。
1．7．1．经济发展指导方针上的错误，造成了严重生态破坏
贫困地区自然条件差，有的是先天的，有的却是政府行为偏差造成的。《安徽大别山区综合发展战略》里就指出：“大炼钢铁”和 “以粮为纲”两度错误，使山林遭受了重大破坏，盲目开发，造成新的水土流失。1985年大别山区水土流失面积达7459.3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3.7％，年均土壤侵蚀量20543吨/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造成河流淤塞，危及水库安全；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例如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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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山区的六安县南部陡坡开荒地有机质下降到0.59％，全氮只含0.032％，速效磷只有0.0002％。生态遭到破坏，洪旱灾害频率加快，岳西县1934——1964年30年间，出现洪、旱灾害各8次，而1965——1983年18年间，却发生洪灾11次，旱灾17次。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山区经济的发展。
贫困地区单一的产业结构和落后的商品经济，也与政府指导方针上的错误有关。“以粮为纲”是贫困地区单一粮食型结构的直接原因；“割资本主义尾巴”、“一平二调”、企业产品的直接调拨等一套“左” 倾搞法，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生产关系不断变更，超越了贫困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生产力现实状况，加上政策多变，山权、林权不稳，如很多地方把社员自留山、自留树几放几收，把生产队的山林过渡为生产大队或公社所有，国营农、林牧场无偿占用集体山林、土地等，这些都在群众中造成了极深刻的消极影响。政府的这些行为在改革前确实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岂止是贫困地区，全国城乡经济长期发展缓慢，也是与政府的这些“左”倾行为分不开的。 1．7．2．一些政策不合理
原甘肃省省长贾志杰就说过：在旧体制下，通过不合理的价格体系的调节，甘肃省原材料工业产品一直以指令性计划调出省外，支撑了东部的加工工业。低廉的价格使原材料工业创造的价值，有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东部的加工工业。而东部加工工业的产品，又以较高的价格，在西部市场上销售。一头是低廉的价格，另一头是高价，这种不合理的“剪刀差”，使得利益转移，资金外流，使得甘肃省工业发展难以自我积累，资金难以自我集中，只能靠伸手向上要投资。东部加工工业膨胀对原材料供给造成巨大压力，使得甘肃省工业的资本存量难以自我调整。现有企业始终处于高负荷运行的状态中，仅有的一点财力，包括中央给的投资，只能用在原材料的外延生产上，其他产业的发展挂不上号。如此恶性循环，使得整个经济结构难以趋于合理，在体现既得利益的现行价格难以调整的情况下，调出的原材料越多，经济实力外泄越严重，只得捧着金饭碗受穷，年复一年，到中央要钱花、讨饭吃。
贫困地区情况特殊，应该得到一些特殊政策。可是政府在财政、税收、贷款、价格、补贴、人才交流等政策上实行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一刀切”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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