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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给她印象最深的，还是母亲读给她听的儿童书里的插图。
诸如杰西·威尔科克斯·史密斯和约翰尼·格鲁埃尔这样的艺术家对她早期绘画有非常大的影响。前者是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插图画家，后者是“蓬发安”的创作者。
上中学时，恩格尔布赖特将几十张手绘的贺卡以每张25美分的价格卖给当地的一家商店，这是她第一次涉足艺术和商业领域。
她没有听从老师的建议做一名英语老师，也不想费心思读大学，因为“我已准备好投身于艺术家的生活。”
在一家艺术用品商店工作时，“我遇到了一些受雇的艺术家，并意识到这样做也能谋生。” 后来，她在一家广告公司做设计师，这工作“教给了我艺术生意经”。
1975年，恩格尔布赖特认识了社会工作者菲尔·德拉诺，两年后二人结为伉俪。 德拉诺成了妻子最有力的支持者。
“即使我们身无分文，他也从未说过，?去找个工作吧，?”她说， “对于他的支持，我无法表达我的感激。”
那次倒霉的纽约之行后，恩格尔布赖特把她的画样寄给了两家贺卡公司。
其中一家买下了她的三张原创画作，而在另一家，她偶尔兼兼职，画了大量的鲸鱼、龙、城堡和神话中的动物。
而后，1980年儿子的诞生给她的作品增加了新的成分。 “忽然间，我觉得日常生活更加生动有趣了，”她说。 孩子、宠物甚至“善良的老妈妈”都开始出现在她的贺卡上。 她的作品成了“日常生活的画卷，人人熟悉的事物”。 1983年，怀孕8个月的恩格尔布赖特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
在两年的时间里，她的公司生产了近百种不同的贺卡，年销售量达百万张。
1986年，她将贺卡的版权授予黎明出版公司，这使她能够将精力放在其他项目上，其中包括她那本订户多达55万人的家庭装潢杂志。现在，黎明出版公司负责贺卡的生产与经销。
尽管获得了成功，恩格尔布赖特依然脚踏实地。
她仍住在离自己成长的地方16公里远的地方，依然拥有很多学生时代的旧友。她还从一栋大房子搬到一栋小房子中居住，她解释说，那是因为他们一家利用不了老房子里的所有空间。
她多半在夜里，在自己家的画室里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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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恩格尔布赖特的工作在多方面获得成功，最终她为一本儿童书绘制插图的梦想实现也就顺理成章了。1993年，她为一本儿童书画了插图，而且目睹它成为一本畅销书。
与此同时，她还惊讶地发现：“这很有趣，但说来也怪，我还是最喜欢做贺卡。” Unit 5 sectionA
我从未见过克拉克夫人，但看过她的医疗记录和上一位值班医生交给我的报告后，我知道她今晚会去世。
她屋里唯一的光线来自一台医疗设备，它闪着红光，似乎在发出警告。
我站在那里，一股怪味刺激着我的鼻子，我想起了过去闻到过的腐烂的气味，我闭上了眼睛。
我嘴里有一股从胃里返上来的酸味。
我伸手去开灯。灯静静地照亮了整个病房，我走回病床边，用无动于衷的、医生的目光观察着病人。
克拉克夫人已奄奄一息了。
她一动不动地躺着：骨瘦如柴的身体使她的头显得特别大；皮肤呈暗黄色，松松地裹在嶙峋的、连毛毯也遮掩不住的骨骼上；她的右臂平伸在床边，被无情地用胶带固定在一块板上，以便能固定针头使液体滴入；左臂横放在深陷的胸部，胸口随着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
我伸手去触摸她放在胸口的细长手指。
冰凉冰凉的。我忙将手移到她的手腕，去感觉那微弱的脉搏。 克拉克夫人将头稍稍转向我，微微地睁开眼。 我俯过身去，勉强听见她微弱的声音：“水。”
我从桌上拿起一杯水，用手指封着吸管的一端，滴了几滴凉凉的水到她的嘴里，以缓解她的干渴。
她没有用力去吞咽，因为力气不够。 “还要，”那干涩的声音说。
于是我们又重复了一次。这次她终于咽了一些，并轻轻说了声：“谢谢，你。” 她虚弱得没法交谈，因此没等她要求，我就开始做她所需要的。 我像抱孩子似的把她抱起来，给她翻了个身。
除了一件浅色的病号服，她什么也没穿。她又小又轻，像遭受了严重饥荒一样。 我打开护肤霜的瓶盖，揩了一些在手心。
为了不伤着她，我小心翼翼地把护肤霜擦在她发黄的皮肤上。她的皮肤松松地在骨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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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动，背上每块骨头的轮廓都能清楚地摸到。
当我把枕头放在她两腿之间时，发现它们也是冰凉的，直到把手移到她膝盖以上的部位，我才感受到血液供给生命的热度。
而后，我挪了把椅子面朝她坐在床边，握住她那只没被固定的手，此时我又一次注意到她细长的手指。
很优雅。一时间，我突然想知道她是否有家庭，接着我发现病房里没有花，没有孩子们画的彩虹和蝴蝶，也没有卡片。
房间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是一个被人爱着的人。
她似乎读懂了我的心思，平静地回答我说：“今天……我让……家里人……都……回家……不想……他们……看见……”
她耗尽了最后的那点力气，再也说不下去了。但我已然明白她做了些什么。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什么也没说。 她好像又看穿了我的心思：“你……留下……” 时间似乎停滞了。
在一片寂静中，我感觉自己的脉搏加快了，我听到自己的呼吸开始伴随着她那不均匀的呼吸一起一落。
我们互相对视，不知怎么的，我们都意识到，这是两个生命间的一个特殊时刻。 她那细长的手指很轻易地就拢住了我的手，我微笑着慢慢点了点头。
无需任何语言，我从她发黄的眼睛中感受到了她对我的谢意，她慢慢闭上了眼睛。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她又睁开了双眼，只是这一次目光里没有任何反应，只有空洞的凝视。
没有一点先兆，她那细弱的呼吸停止了。很快，微弱的脉搏也消失了。 一颗泪珠从她的左眼中流出，滑过脸颊，落在枕上。 我开始轻声哭泣。
对这位迅速走进又走出我生活的陌生人，我心间涌起了一股感情。 她的痛苦结束了，可她的生命也结束了。
我依然握着她的手，渐渐地，我意识到我并不害怕这种感情之战，意识到这实际是她赐予我的特殊荣幸，而且我还乐意再来一次。
克拉克夫人没有让她的家人目睹这一幕他们或许无力面对的人生插曲，却与我分享了它。 她不想让家人看着她死去，然而她也不愿孤独地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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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当有人孤独离去的，我很高兴能守候在她身边。 两天后，我在报上读到了克拉克夫人的消息。
原来她是7个孩子的母亲、18个孩子的祖母、教会里的活跃分子、社区志愿者协会的领导人、音乐会钢琴演奏家、从教30余年的钢琴教师。
是啊，她的手指是那样细长而优雅。 Unit 5 sectionB
假设你90岁的母亲最近得了中风。
她是个惯用右手的人，如今却不能移动她的右胳膊和右腿──对她而言，它们已没有用了。
她虽然还可以发出声音，却无法让人明白她的意思。
这种状况持续了两个月，因为一直没有好转的迹象，医生告诉你她可能永远也不能康复了。
在此之前，你的母亲一直健康活跃，生活自理，独自居住。 如今她却要完全依赖他人了。
而后，X光透视显示，你母亲肺部受到感染，这是中风病人的常见病症。 于是医生给你打电话，因为你是她唯一在世的亲人。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感染，一周后她可能会好起来，” 他说，
“我说?好起来?，是指她会保持她感染前的状况──直到出现某种别的病菌。 或者，我可以停止给她用药，这样一来，她可能三四天后就会去世。 我们可以让她舒服地度过这几天，办法是给她用止疼片和安眠药。 你希望我采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对不对？
一方面，你不忍心看着自己一度精力充沛的母亲活在因中风而变得痛苦而有限的生命里。 另一方面，你又不愿让母亲坐以待毙。 我来告诉你我在这种假想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我会说：“不要给她服用任何抗感染的药物了。
要让她舒服，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她会自己克服感染。如果不能，那她也会死得安详。
我不愿担当硬让自己的母亲活受罪的责任。”
我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我多次碰到这样的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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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给一位80岁的患肝癌的妇女动过手术，但没有成功。对缓解癌症导致的问题我无计可施。
她是个聪明女人，没有任何直系亲属。手术后几天，我坐在她身边给她解释了当时的情况。
“我可以给你用一些抗癌药，” 我说， “但是它们会让你难受，而且还治不好你的病。
同样，我也可以在你手臂上插上针管，给你输液，这可以让你在食欲渐渐消退时不觉得饥饿；输液可能让你的生命延长一至两周。
或者，我可以撤消所有的治疗，只给你吃维他命，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效果。我个人建议你选最后一种方案。我会让你没有痛苦，然后看看会发生什么事。”
病人选择了听从我的建议。两周后，她安详地、毫无痛苦地离世了。 而有时，要做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定却很困难。 最近，我有一个病人严重中风。
他完全动弹不得，而且不能吞咽任何东西。
头两个礼拜我们给他输液，后来又通过一根导管将食物从他的鼻子输送到他的胃里。 三周后，他依旧昏迷不醒，而导管使他的喉咙经常疼痛。
我与他的四个成年孩子商量，告诉他们我认为该把一根导管通过一个小洞直接插进他的胃里，这样喂食他就不会那么痛苦。
我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把导管拿掉，就让他吃些他能吃得下的东西。有可能他活不长久，但他不会太痛苦。”
没有人愿意承担允许施行手术的责任，也没有人愿意允许完全停止给病人进食。 结果，可怜的老人又多活了近三个月，喉咙依然疼痛不已，嘴里也因疼痛而经常出血。 他死于严重感染──一种令人悲痛的死法。
那么，作为负责任的人，在需要做出这样大的决定时该怎么办呢？ 归根到底是个常识问题。
在我行医的30年里，以及在这之前的数百年里，医生和病人家属一直合作默契，共同决定在疾病的最后阶段怎么做才对病人最好。
有95％的病例，在恰当磋商之后，都能做出人道而合理的决定。
另外的5％不能立即达成这样的决议。遇上这种病例，做上几天或数周的基本治疗，观察病人的进展之后，正确的决定就一目了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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