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广泛和深远的不确定性，因而政府应该站在公共利益角度加以干预，尤其在减少不确定性和熨平经济不稳定性方面大有作为。所以，需要新政策和新工具适应和干预市场经济运行，而并不是实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自由市场政策。 三、经济计量学的适用范围
风险是一种人们可知其概率分布的状态，是人们可以根据过去推测未来的可能性。而不确定性意味着人类的无知，因为不确定性表示人们根本无法预知没有发生过的将来事件，它是全新的、唯一的、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在凯恩斯经济学中，不确定性条件下做出选择的逻辑和在稀缺条件下做出选择的传统逻辑发生了交锋，两者都是理性人逻辑，但市场参与者所获得的信息状态却不尽相同[8]73。古典经济学含蓄地假设，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公开假定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了然于心。而凯恩斯认为市场参与者面对无法克服的不确定性，从而认为古典经济学方法不适合研究财富②。许多维度的不确定性导致无法预测未来，但是它并不等于不可知；同时，承认不确定性并非认为人们对现实世界无能为力，相反，它能给制度安排以及政府干预提供空间，从而尽量缩小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的范围。如果我们不断地创造全新的世界，我们从过去经验中形成的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应对这个全新的世界呢？在此意义上，形成了两大经济学流派：一派整体上强调制度和软科学，突出强调非遍
历性（根本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广义理性选择——制度是对不确定性的反应，它们节约了稀缺的认知资源；另一派强调均衡和硬科学，突出强调遍历性（概率风险上的确定性）条件下的狭义理性选择——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
由于存在无法克服的变动性，凯恩斯怀疑经济计量学的价值，即用统计学技术（回归分析）在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搭建关系（相关系数），使人们能遇见因变量的未来价值。第一，凯恩斯认为利用回归分析得出参数然后把它们作为常数来处理根本就是个错误。为什么它们每年都不该有差异？这实在是毫无根据，我们都知道在一段时间后，很多经济关系的性质都会发生变化。第二，凯恩斯批判了一些定量建模的随意性。随手挑选的相关系数和时滞，有足够多的产业作为依据，人们总能编出几个公式与过去的一部分事实相符，但这能证明什么呢？第三，总有一些重要的影响因素是不能用统计加以简化的。这样做只会导致精确度的降低[10]。遍历性公理表明，客观概率的期望值总是可以通过观察的数据估计出来并提供关于条件概率函数的可靠信息，从而支配未来结果。因此，市场基本面是不变的，不能被人类行动所改变。而且，它们也决定未来结果的条件概率。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事件的概率分布了然于心，这等于说他们面对的都是可计算的概率式风险。在投资时他们就像保险商一样，把一切概率都考虑在内了。相比之下，在一个根本不确定性的世界
里，市场基本面不可能提供未来的可靠信息，一旦遭受突然和剧烈的变化，未来市场的估价就会预期落空。在很多情况下市场参与者面对的是无法克服的根本不确定性，他们置身于一个未知的世界，从事投机活动，很容易产生泡沫，这也是为什么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方法特别不适合这一主题的原因。
遍历性条件下的风险投资是指那些已经依据概率上的确定性利润预期而进行的投资，可以进行经济计量分析。而非遍历性条件下的不确定性投资是指那些根本没有这种确定性基础，依赖不确定性利润预期，从而使投资具有猜测性，无法进行计量分析。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给予投资一个客观上有意义的值。投资者的选择仅仅依赖直觉、预期和主观计算。如果投资遭受局部或全部损失也是情理之中，也不会感到大惊小怪。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坚信完全信息和理性预期，相信竞争性市场不会导致一个错误的结果，因而排除了根本不确定性，所以无法解释这种投资失败或错误现象，甚至无法理解“干中学”和“学中干”等情形。
在非遍历性背景下，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不断变化的。未预期到或未预测见的经济、技术、社会、政治或法律等发生变化，使投资者预期落空，不应该感到惊诧。因为这些条件自身实际上都是投资的一部分，就像价格、需求量、供给量，乃至人为策略、经济政策、技术等不确定性冲击都需要
考虑一样。改变经济背景，就会严重改变投资者的盈利性。因为当前价格没有反映未来盈利性，不能帮助我们理解根本不确定性冲击对未来社会价值的损失和收益，所以它们是没有用的。在非遍历性背景下，资产的价格仅仅反映人们希望未来的预期如何。如果市场参与者没有理性的预期，那么市场价格纯粹是猜测性的，不会有意识地反映未来经济状况。结果是，某些市场将由大的机构交易者和投机者所主导，不会反映有意义的市场基本面，从而很容易造成资产泡沫[11]，甚至经济周期波动。
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也就不需要制度，仅仅考虑最大化行为即可。如果存在根本不确定性，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提供可预测性。由于根本不确定性的存在，理性人就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对经济计量学产生有利于自己的分析，从而造成数据、结果的虚假，影响统计的真正价值，从而失去对现实经济的指导。仅仅在非遍历性环境下，未来才是不确定性的，此时历史和当前事件无法提供关于未来结果的统计指导。这时，明智的决策者相信，在非遍历性环境下，理性预期是错误的。由于生产需要时间间隔，今天的承诺只有在明天才会产生结果。当明智的人认为他们面对不确定性的未来，他们将尽力形成明智预期，从而依靠社会制度的存在，包括契约和货币，允许人们去应对未知世界。关键性选择比通常人们所预期的还普遍。在有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任何决策都不是完全可逆的[12]。如果决策都可以完全可逆，就不会存在任何成本损失，无需任何制度安排就不会存在关键性决策。正是在非遍历性环境下，企业家精神、货币、流动性和契约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10]128，也仅仅是在非遍历性条件下，才需要制定重要的政策决策。在遍历性世界里，通过科学研究遍历性条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事件都可以通过统计概率得到预测[13]。在非遍历性世界里，不论对于固定资本投资还是金融资本投资，都面临猜测和根本不确定性的影响，有效市场假说难以成立，经济计量学发展受到局限。事物不是完全不可知的，但却是难以预期的，因而需要运用非遍历性方法进行研究，从而提高决策水平和政策科学性，这大大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范围。 四、结论及对未来经济学研究的启示
综上所述，在遍历性背景下，预期是有实质和客观基础的，这时主流经济学家的某些考虑才是正确的，就像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教科书那样，经济计量学是有预测能力的，可以通过过去的统计数据预测未来。但是，在非遍历性背景下，不论多么有信心，都不能有客观基础，经济计量学是难以预测未来的。其结果是，这些预期纯粹是猜测性的，理性预期无法成为关键性决策的理论基础，从而无法利用过去的数据预测未来。即使凯恩斯本人也不相信所有的经济生活都是不确定性的，古典经济学理论对许多市场及其存在的问题具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