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老太太离休数年，国庆前补发了新涨的工资，１９２元。老太太出去洗了个胶卷，买了本书，算是响应号召扩大了内需。
１９９９年 提高生活保障线
扩大内需已喊了年余，却总是扩而不大。９月，中央高层集中发力，宣布从７月１日起提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这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离退休金，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待遇。
那位离休老太太的１９２元就是这么来的。按规定，正省部级离休干部的离休金每月增加２７３元。这钱说多不多，如果这位老干部住在北京一个乙级小区里，住一个２００平方米的单元房，光物业费就是８５０块钱，加上水、电、气、暖、存车，把离休费全数掏出来都不够。
这钱说少也不少。这些好事做下来，仅今年下半年全国就需增加经费支出５４０亿元左右，主要由中央财政负担。
哪儿来的钱？在涨工资的同时，人大批准了国务院向银行增发６００亿元长期国债，其中很大部分要用于此。
还有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征收利息税。据经济学家谢百三计算，国家一年可征得６００００亿×２．２５％×２０％＝２７３．６亿元。虽然宣布这些钱要用于补助贫困阶层，但显然远远不够。
与其说国家每年征２７３亿利息税是个重大举措，莫如说国家改变了举措方向更为引人注目，过去发国债，主要用于生产和公共事业建设，以建设带消费；过去银行降息，存贷利息一起降，银行该赚多少还赚多少。如今实行了利息税，将来还会有遗产税、赠与税、契税等等，显然国家已从间接转为直接，以强制手段调控百姓的腰包，以刺激消费或压制膨胀。
以刺激消费计，国家将２０％的富有阶层及８０％的中低收入阶层的利息收入平均砍掉一块，然后集中起来帮助５％的贫困阶层。
对此，浙江大学教授史晋川不以为然，他举例说，一个三口之家年工资收入３万元，家里有２０万元存款，当一年期存款利率为１０．９８％时，利息收入为２．１９６万元，总收入为５．１９６万元。而今２０万元年利息收入只有０．４５万元，总收入也只有３．４５万元，减少了３３．６％，这一家子还敢像过去那般花钱吗？内需还能扩大吗？
实际上，内需扩而不大的原因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道理，盖因为大家惦记着失业、医疗、房子等等。越猜不透将来，就越害怕，就越捂紧钱袋子。
有一个故事讲美国人聪明。一个美国人大学毕业就贷款买了一套房子，到死了那一天说：我总算还清了银行贷款；相对应，一个中国人月月把工资存进银行，到死的那一天也说：我终于可以买一套房子了。 美国人确实聪明，因为他生在美国，环境决定了意识。
国庆前，南京发现了一些１９４９年开国时的档案，除少部分请柬是铅印的外，大部分文件都是手写的。有人评价道，从中可见当时共产党的艰苦朴素。而实际上，如果我们今天国庆的文件都用手写，人们又会问了：这得多大成本？ 到底是先人聪明还是今人明白？
１９９９年 办教育摩拳擦掌
１９９９年新学年，国家突然决定扩大招生。这样一可延缓就业压力，二可给民间资金以出路。一时群情振奋，摩拳擦掌。
与乡镇企业一样，民办学校首先碰到的是产权问题。据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办教育上已积累了上千亿的资产和几千万平方米的校舍，而这些巨额资产的产权却是一件说不得、不能说的敏感话题，这些无主的资产被巧取豪夺或蚕食鲸吞的案例屡屡见诸传媒。
天晓得那许多个人和机构为什么肯花大钱往教育里投，因为按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以盈利为目的开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
１９９７年颁布的《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第３７条规定：教育机构的积累只能用于增加教育投入和改善办学条件，不得用于分配，不得用于校外投资。
民办教育最大的软肋是国家不承认学历。据统计，到１９９８年初，中国有各级各类民办（私立）学校（院、园）６万余所。其中普通中小学３０００多所，职业中专和中等专业学校１４００多所，高等学校１２７０多所，其中国家承认学历的高校只有２２所。
不论是办教育还是造电冰箱，过去都是政府投资的，都是计划体制里的一个螺丝钉。但事情变了，冰箱百家争鸣，政府更在电信、民航、保险、外贸诸多“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里主动引进竞争，甚至连造枪造炮的军工企业都比过去灵活多了——在这种情形下，教育显得不那么积极，显得有点像落后分子。 教育确实也关系国计民生，但很难说其关系程度要超过电信、民航、保险、外贸、军工。而事实上，这许多社会资金杀入教育，至今没让人感到国计民生受到重大毁坏。但教育依然落后着，比如“国家承认”文凭！
这话说起来挺没味儿。比如造电冰箱，你有资金有场地有技术，开练不就行了嘛，产品出来了是好是孬自有市场检验，要什么文凭？
确实有人喜欢闹文凭，国家不出面就自己闹，各种行业评比、各种排行榜满天飞，末了还是国家出面喝止。
１９９９年 街道干部坐奔驰
教育下海是早晚的事，国家工作人员都正在脱离商海，不论是军警司法人员，还是城市街道办事处干部。
中央有规定，部长级干部只能坐奥迪２．２，有胆大的坐奥迪２．６，也就到头了。但有小干部，小到几乎没有级别，都能坐奔驰，风光大了去了。比如街道办事处主任。
这主任大人是什么级别？按照１９５６年人大通过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街道只是政府的派出机构。严格说，街道办事处还不是一级组织。
别看街道的名份说不太清楚，但这个派出机构说大就大了去了。比如北京是省级，西城区是地级，二龙路街道就是县级。这个县级管着好几十万人，还净是大官大款大腕，比个县长牛多了。
人家街道牛得有道理。比如前年北京市朝阳区２１个街道办事处的经济来源中，财政拨款和税收返还共２５５６万元，而这些街道光用于城市管理的费用则是４５００万元，加上那许多的工资奖金各项开支，街道不就是自己养道嘛。拿人家的嘴短，拿自己的贼胆，要不怎么敢坐奔驰呢。
钱是哪儿来的？最早街道是不搞企业、不图赚钱的。大概是１９５８年开始，随军家属多了起来，总得拥军拥民安置一下吧，于是开始搞加工厂之类，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天津市马场街道，号称中国街道之星，１９９５年利润４５０６万元。这里不仅有自己的企业集团，还在５个省市成立了自己的企业集团，还把企业开到境外国外。北京也有明星，比如雅宝路市场，不长的一条街一年就能收入近７００万元，比个偏远县的收入还高。
街道油水多多。１９９９年７月２９日，有２２名群众签名举报安徽省肥东县龙岗镇新站居委会书记夏某在商品房开发、土地使用和财务管理等方面暗箱操作一手遮天的问题。
这居委会，乃街道办事处这个派出机构下面的机构，想必更不宜算作政府了，但看看夏书记的大手笔，可比许多县政府潇洒多了：
从１９９３年初至１９９８年７月，吃喝招待费用共４２２１０３．２４元，每月近７０００元，其中相当部分开支没有发票或收据，千元以上的大额白条夏书记一人说了就算。
从１９９７年７月开始，新站居委会开始大规模开发商品房，夏书记打着“经镇领导同意个人负责”的招牌，实际上拆迁、施工、出售均由其一人操办，尽管每一项往来的单据上都盖着公章，但账却入了夏书记一人控制的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的户头上，一些本应属于国家资产的款项，多数以白条方式发出了。 这新站居委会应该说是一个特例。但分析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这样的组织结构，出个把夏书记一类的人物实在是必然的。要说中国政企不分，最典型的应是在街道，一些干部既是国家公务员，从国家财政里拿
工资，又明里暗里干着企业法人；街道办事处既是代表政府进行管理的机构，自己又经营着许多工厂、酒楼、市场。
正因为级别小到无，所以可以出现新站居委会工贸公司，而国务院不敢出国务院工贸公司，北京市也不敢办北京市政策全能公司。
但一方面小到不能再小，另一方面就可以大到无边。街道没有人大政府，但街道把这些一肩挑了，立法司法执法全包办了。比如罚款，街道办事处对其辖内违章的机关、团体、摊位真是一言九鼎，办事处说的就是法。而且，这些罚款的大部分不是上交国家，而是同街道财政收入及个人收入挂钩，很有点小国之君的风采。
正因为权力太大，所以有的办事处一手抓综合治理，一手又放任制造脏乱差；一方面管理外来人口，一方面又给外来人口制造违法机会；一会儿搞绿化种草坪，一会儿又毁树踏草，许多违章建筑和扰民的马路市场正是街道办事处办的。
有那明眼人早看到街道名不正言不顺的软肋。还是北京雅宝路市场，一摊贩违反了街道规定，管理人员把摊贩的执照拿走，并想带人到办事处解决问题。摊贩不干了，说办事处又不是一级政府，哪儿来的工商权力？把街道告了，结果街道败了官司，只好赔偿人家。
１９９９年 电信降价遭质疑
有些话大家是把它当好话来说的。比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比如置之死地而后生。但细想，这话不一定是好话——逼到山穷水尽才想到后生，你早干啥去啦！
所以，邮电部门的首长是英明的，是前瞻的，在还没有置之死地时就痛下决心让出利益，于是有了３月１日的大降价。
有人说这是竞争的结果。谁能与之争锋？确实出个联通，但苦斗４年不仅没有打破中国电信的垄断，在移动电话的份额反而从四分之一变成十六分之一。是传媒呼吁的结果？传媒的如此神力从来都是令人起疑的，偶有神力一定是因为其后有大首长说了话。邮电降价实在是因为邮电首长的理性和良知。 不幸的是，许多人不像王安这般轻信。广州的同志喊道：电信又骗了我们一次！
虽然邮政电信的费用五花八门，但还是有些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综其所言，邮政资费涨了，市话费高了，上网花钱多了，仅占电话费不到１０％的国际话费的下调，显然是在蒙事。群众还说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如果你打了１分钟的电话，就要按３分钟交钱；如果打了３分零１秒，就要掏６分钟的钱——不是原先说的以１分钟计价。如此算来，中国电信每年多收的费用高达２６６亿元，而不是原先说的６０亿元。 一下子，咱对邮电首长的崇敬之心毁了。
说到这事谁能不气？３月１５日人大闭幕后，朱镕基总理举行记者招待会，在谈到电信降价时，朱总理在现场说：降得还不够，还要几倍地降。可见人同此心。
电信只是小小的一块，让朱总理着急的是如何刺激整个国内需求，让经济热起来。因此，被视为洪水猛兽的赤字政策也被用了起来，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因为这要冒很大的风险。
增加了５４３亿元赤字财政要往哪儿花钱？据说要增加２５０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另外还要增加农林水利投入，出口退税率提高也要用钱，军警法禁商财政也要增加补贴，海关边防扶贫教育科技都得关照，粮棉出口亏损下岗职工生活保障这些也不能不管，用钱的地方多了。
过去讲基础设施，往往指交通、通讯等，不知这２５０亿元的基础设施投资是否还包括邮电？咱提个不成熟的建议：不要再给电信投钱，因为人家和咱不一条心，拒绝步调一致让利扩大内需——瞧人家银行，不歇气地降息。
说完这话又觉得没劲：中国电信根本不需要财政支持——在经济低迷之时，垄断使中国电信一枝独秀，一年进账２２９５亿元，年增长２５％。我是老大我怕谁！
１９９９年 机票打折叫停
有北京“的哥”名李雪燕者，此人在北京景山出租汽车公司供职，２月２８日起，他的座驾前挡风玻
璃上立起“八折”两个大字。
李先生有一个号召：“为降低?面的?空驶，减少能源浪费，照顾市民出行，倡议八折运营。”这回不高兴的可能是李先生的同事，有面的司机不愿意像李先生那般辛苦，有夏利司机怨李先生恶性竞争抢活儿。 对于这些不高兴和抱怨，李先生振振有辞：“现在商场在打折，饭店在打折，汽车市场在打折，我们出租车怎么不能打折？我一不违反交通法规，二不少缴份儿钱，自己能有活儿干，又便宜了老百姓，我觉得没错。”
民航从业人员应该算素质高的了，可民航机票也向李先生学习，打折也闹得可以，逼得官方出面宣布从２月１日起一律不许打折竞销。
民航机票打折的背景是运力过剩，大小３４家航空公司有４００多架飞机，还有一些订单压在波音和空中客车老板手里。如果民航人士套用李先生的话说：“我们一不违法，二不少交利税（营业多少交多少），自己有活儿干，又便宜了老百姓，有什么错？”
但民航飞机与李先生的面的是不可比的。这不仅在于个头的大小，还在于李先生的面的是自己的，而民航飞机大半个是国家的，参股的也是公家人。只要政企不分，事情就复杂了。据说，航空公司盈利了，要上缴民航总局，亏损了由总局补亏。而去年，民航在票价上的让利不下５０亿元。如此让人心痛，怎不逼得官方下死劲跟市场斗？
但行政命令可以管住民航票价，却没法命令老百姓只许坐飞机而不许坐火车。
令人振奋的是，民航总局８月１６日宣布，计划两年扭亏，结果６个月便大功告成，前７个月全行业累计盈利２．６２亿元，同比减亏４．７亿元。
这是一个井喷式的扭亏战果。民航７月还宣称全行业累计亏损４．４亿元，而１个月之后就盈利２．６２亿元，那么这一个月必盈利７．０２亿元。是不是这一个月大家相约着扩大内需为民航做贡献都急火火地奔机场？但公布的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０．１％。好像也不大可能是加强管理苦练内功的结果。肯定是有仙人指路。
让人一下子想到的是卖飞机。卖飞机的盈亏有两种算法。一是卖的钱就是盈利，另一是要从头算账。比如一架飞机要飞１０年才能赚回成本，结果飞了５年，如果把另５年的使用期卖了，这才不赔本。但这是不可能的，能卖出３年就不错了，不知民航是怎么算的？不好瞎猜。
当民航兴高采烈的时候，旅行社都叫苦连天。先前民航承诺给旅行社团体机票８折优惠，旅行社也据此与国外客户签订了１９９９年来华旅游协议。今年１月２５日，民航突然取消优惠承诺，使全国旅行社一年预计减少收入１０亿元。中国旅协已上书国务院请求协调。
１９９９年 长虹再挑降价战
对于长虹一再挑起彩电价格大战，同行多有不忿。
比如康佳当时的总经理陈伟荣说：如果我也跟着长虹降价，长虹一定还会再降，长虹的目的是通过最低价跳楼，这就如同菜市场到了晚上，两个卖菜婆争卖一把黄瓜，一个卖５毛，一个就卖３毛，那一个干脆白送。这样做没意思，到了这一步就是彩电业的一场悲剧。
不仅彩电生产者这么看，据报道，北京一位姓王的消费者也这么看：“彩电业这么个玩法，我真不敢要彩电了，那么低的成本能是好玩艺儿吗？”
谁来告诉你彩电的真实价值？长虹老板倪润峰认为，到了今天，彩电就是日常生活的消费品，一家有个仨俩的是平常事，就像１０年前的半导体收音机一样随手取来。
正是这种低价竞争战略，遭到官员、同行以及新闻界的不忿，称其为低水平的价格混战。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其价格水平到底是什么。要在过去这事好办，上面定什么价就是什么水平。如今不一样了，各庄都有各庄的高招儿，进件都有各自的路径，而每个厂家对价格都有不同的承受力。竞争之下自然有许多不同的价格，并且在竞争之下形成一个市场普遍接受价格。谁要能在这个价格之下出售，那是实力，是本事。只要不违法，想咋就咋。
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叫低水平。不忿者的意思是，为什么不靠管理，靠售后服务，靠高科技取胜，而要
用这低级的、小儿科的手段？
其实，手段没有高低之分，只要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细看这彩电，几十年的发展早已是成熟产品，早已是夕阳产业，怎么翻花也就是个信号接收器。要想像奔腾那般三两个月就升次级实在为难，最新的亿万富翁肯定不会从彩电业升起。
价格之战应是很普通的商战手段。航空业要比彩电业高级，但照用不误。美国航空业比中国发达，也照用不误，降价折扣比比皆是，且在《人民日报》上大做广告，买一送一。
１０年来几次三番的彩电价格大战，除去为人民服务或市场调节社会资源之类的深奥问题之外，最大的结果就是让老百姓知道了彩电应该是多少钱，就是发现了价格。
１９９９年 彩管厂联手控市
当长虹又挑起一场彩电降价大战，肯定有人希望官员出面阻止。当这一希望没奏效时，便有八大彩管厂自己行动起来，５月２３日，他们决定自６月２８日起停产一个月，以保护自己的利润。据说，有的官员参加了会议，虽没有指手划脚，但“表示理解和支持”。彩管厂还请求官员不要再批新厂——还是想借行政力量。
自己挤上了公共汽车就不想让别人再上来，至少在车里大家是团结友爱的。只是这种团
结友爱早年间就被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斥为“垄断阴谋”。今天我们不怕那老头儿，就垄断了怎么着？咱告他损害名誉权！
只是这种垄断阴谋只进行了一半就自行解体了。据说到年底，八大厂家又在酝酿把会议搬到香港。人类追求垄断的动力是无穷的。
除去这种官督民办的垄断努力之外，同行间的自律排异也是了不得的。
济南光明机器有限公司曾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定为“中国最大的门窗加工设备制造商”。然而在４月４日闭幕的?９９中国建筑门窗管板材产品及设备（北京）展览会上，光明公司竟被拒绝参展，原因是今年１月１日光明公司产品降价超过２０％，引起同行公愤，联手抵制其参展。
１９９９年 银行甩出小尾巴
可以断定，所有经济中人都料到了银行要降息。以致当６月１０日降息真的来了，股市并没有像想像中的哄然大热——此前已先热了一步。
同样可以断定，所有经济中人（不包括工商银行人士）都没有料到，工行在央行的降息行动中加了一条尾巴，在北京工行的储蓄所门前都能看到这条尾巴——
定期、零存整取存取款办法作如下调整：（一）实行按月等额存取办法，即以开户金额为约定，每月等额存款如发生漏存，可于次月补存，但如果出现连续漏存月份，则此后存入金额均按活期利率计算；（二）６月１０日以前开户的零存整取账户，以６月１０日至７月９日期间存入金额为此后按月等存款金额，每月只能存一次。
向银行业人士打探了一下，这条小尾巴主要是为了减少银行的利息支出。比如１９９７年开户的３年期零存整取账户，其年利达７．４９％，比现在的２．２５％多多了，自是心痛得牙痒痒。于是弄出个小尾巴出来拦拦，比如你想存入１０万元，但你下个月肯定没有１０万元的进项，只好要么不存，要么把１０万元分开按月存入，反正结果都是您老牺牲利息无偿奉献（后来这一条取消了，看来工行自己也觉不妥）。 工行正在向商业银行大步跨近，这种商业行动甚可理解。但工行领导肯定也想到会有个别储户觉悟不高，于是嘱咐储蓄所（行内话叫“柜面”）“做好解释工作”。
至今不知这小尾巴是工行哪一级领导做出的，也许还得到了央行的批准，甚至更上级的首肯。怕就怕较真：储户开户，就是与银行签订了商业合同。如今工行伸出个小尾巴，实际上就是单方面撕毁合同，铁定要承担责任。不要说一个商业机构不能随意毁约，就是上级行政机关制定颁布的行政法规和命令，也不能与法律相抵触，比如《合同法》。
小尾巴真给广大商家出了个招儿。有旅客买了较便宜的香港飞北京的往返机票，一年内有效。但签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