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果戈理《狂人日记》对鲁迅《狂人日记》的创作启示
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无疑是直接给鲁迅的《狂人日记》以创作启示的。这两篇小说用的都是日记体，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有十九则，每一则有日期记载。鲁迅的《狂人日记》有十三则，每则没有日期，此外有一则前记。日记体这种体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前所未有的。传统小说与“说话”艺术有关，都采用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注重故事性，讲求情节的连贯；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则采取日记体，用跳跃方式写一些彼此不大联系的生活断面，又以第一人称直抒胸臆，可以说最适宜表现狂人的那种变幻的不连贯的心理特点了。这显然是运用果戈里《狂人日记》的格式。仔细分析，这两篇《狂人日记》在情节、构思上也有相仿的地方。如两个狂人开始都是走出门外，看到街上有人们要迫害他们的迹象。果戈理写狂人听到“狗作人言”，以为狗是“超群绝伦的政治家；它什么都注意，注意人的一切举动”，勾结权贵来害人。鲁迅写狂人也遇到一条狗，同样怀疑赵家的狗也和它主人一样企图陷害他。果戈理和鲁迅小说中都写了一个佣人，前者是女佣人玛弗拉，后者是陈老五，他们都是接近狂人的，亲眼看到狂人的发疯经过。果戈理写的狂人居然把从狗窝里找到的纸片看作是狗写的信，要从中揣摩他追求的上司女儿的情形。鲁迅写的狂人则从历史书的字里行间看出“歪歪斜斜的”每页都写着“吃人”。甚至结尾也使用了相同的笔调，果戈理的狂人呼吁：“妈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鲁迅笔下的狂人也喊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③这些相似之处，都说明鲁迅构思的思路是从果戈理作品中得到过启发的。
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纯粹是一篇写实的作品。它写一个旧俄时代成天给司长削鹅毛笔的九等文官，一心要攀援而上，升官发财，还想入非非地追求司长的女儿莎菲，这种而通过狂人的所思所想痴心妄想致使他发疯得病。小说通篇在写他妄想狂式的病态心理。作品对狂人是讽刺的，，也从侧面揭露了旧俄官僚社会的腐败，同时对“小人物”备受欺压的悲惨命运寄予了同情。小说甚至通过狂人的口指斥那个不合理的现实说：“世上的一切最好的东西，全都被侍从官呵，将军呵占去了！”鲁迅对果戈理的作品显然很喜爱。早在一九零七年写的《摩罗诗力说》中，就赞赏果戈理的小说“以不可见之泪痕悲色，振其邦人”。这篇《狂人日记》同样是抹上了这种“泪痕悲色”，也可以说表现出果戈理对现实的“忧愤”。正因为这样，鲁迅创作的《狂人日记》时，才可能从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中找到产生共鸣的内在的素质，并且在外在的形式方面也借鉴了果戈理的某些手法。
但这毕竟不过是某种启发和借鉴。鲁迅对《狂人日记》的创作，贵根到底是他本人对
中国历史和现实生活认识的产物,力图刻画出“沉默国民的灵魂来” ④。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在写这篇小说之前，有过相当长的一段沉默苦闷的时期，他极其艰辛的终结历史，寻求新的出路，锻造自己的思想。他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尚是食人民族，因此成篇。”后来又说过，《狂人日记》的创作，“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狂人形象的契机，还得之于作者对“章疯子”（章太炎）以及近代其他先进知识分子那种违世抗俗，追求真理精神的器识。作者实际上是要通过狂人来宣泄贮积于胸中的思想见解，揭示几千年封建主义的罪恶历史，向整个封建制度下血淋淋的现实提出控诉。这是代表一个时代的呼喊，不是一般的揭露，而是深邃的历史见解和强烈的革命精神，这当然比果戈理对小人物的讽刺与同情要“忧愤深广”得多。正因为主题命意的不同，作者的思想高度不同，所以鲁迅在借鉴果戈理某些格式时，又并不停留于运用果戈理单纯写实的手法。鲁迅在作品中大胆的运用了比写实更富于概括，也更能抓住事物精神本质的象征手法，并且将象征与写实结合起来，既生动真实地描写狂人的那种反常、变幻、怪诞的心理言行，同时又在这些心理言行中寄寓着更深广的思想含义。小说所写往往一语双关，引发人作理性的思考联想。狂语不狂，却可以更放言无惮地揭示封建主义吃人的本质，使有巨大历史概括力的潜在主题在短小的篇幅中得以充分表达。由于这种寓意于象征的写法，有的论者把鲁迅的《狂人日记》称之为“类诗体寓言体小说”。细加考察，这种手法又是借鉴了尼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的。
二、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序言》对鲁迅《狂人日记》
创作的启示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就阅读过尼采的著作。这位德国哲学家提倡个性发展，反对偶像崇拜精神，曾经给鲁迅极大的鼓舞。一九一八年，鲁迅在创作《狂人日记》的同时，就曾经用文言文节译过尼采的《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一九二O年，鲁迅再一次把这篇《序言》用白话文全部翻译了出来。鲁迅看重尼采，于此可见一斑。本文全面引用过鲁迅的话，他自己也承认《狂人日记》是受过尼采那篇《序言》影响的。甚至他们写作时的心境都有点相象。
有趣的是，鲁迅写《狂人日记》那年三十七岁，和尼采差不多，思想处在彷徨苦闷时期，一个人寂寞地住在北京绍兴会馆一间多年未住过人的空屋里，读古书，钞古碑。试想，在这种心境下译介尼采，能不引起共鸣？尼采怀着绝望的心情，借察拉图斯忑拉这个被人视作疯子的传奇式的人物作他的传声筒，宣传超人哲学。鲁迅则抱着唤醒民众，摧毁旧社会铁屋的希望，通过一个迫害狂者，来发表他的反封建的思想，想旧制度宣战。尽管两者的思想出发点不同，但无疑鲁迅的狂人形象的塑造是参照过察拉图斯忑拉的。这两个“狂人”的经历也极为相似：察拉图斯忑拉在他三十岁时，看破了世事而遁入山林去顿悟，在山林中沉思了十年后，精神面貌变了，带着超人的意志和哲学重新回到城市中来，人们把他视作狂人，但他却在企图启示世人。鲁迅的狂人也是三十多岁时看透了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黑暗面，他被社会迫害而致疯，但那种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极端反感意识，即使在发狂之后也深烙在病态心理言行中，并不时喷发出来。这种狂人的“狂”，实际上也寄托了鲁迅所要表达的战士的“醒”；正象察拉图斯忑拉的“狂”，实际上也寄托了尼采所要表现的所谓超人的“悟”一样。两者都用了一种寓意象征的手段，因此在一些构思和描写上也有相仿之处。如察拉图斯忑拉下山到一个集市上去，向群众演讲超人说，可是市人嘲笑他是疯子，不理睬他，大人小孩全都跑过去看江湖术士走索的把戏。这实际上象征世人不愿了解和接近真理，而宁可满足于自欺欺人的现世欢娱，表现了尼采超人式的愤慨。其中走索的把戏的描写，是带有象征意义的。暗示着尼采的超人哲学：“人是一条索子，结在禽兽和超人的中间——一条索子横在潭上。”察拉图斯忑拉还碰到许多别的人物和动物，都各有其象征含义。如嘲骂察拉图斯忑拉的掘墓人象征所谓拙劣的历史学家只知收拾旧物，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牧羊人象征所谓崇拜偶像的正人君子；察拉图斯忑拉所喜爱的鹰和蛇，分别象征聪明和高傲，都是所谓的超人品质。这些象征含意，鲁迅在他的译后记中曾
经特别加以说明，可见鲁迅对尼采《序言》的这种象征手法是十分注意的。
事实上在鲁迅的《狂人日记》中，许多事物的描写都借鉴了此法，是寓意于象征的。如狂人几十年未见过的“很好的月光”象征了新思潮，瞪着狂人的“赵家的狗”象征封建势力的帮凶，被狂人踹了一脚的“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象征封建礼教和文化，“时常吃死肉”的动物“海乙那”象征整个封建制度，等等。这些事物既是狂人的心态错乱心理的反映，却又曲折蕴涵着深一层的思想内容。就向我们读寓言，感兴趣的往往不止于故事，而总是要琢磨其背后寄寓的哲理一样；《狂人日记》的读者所最关注的也不止是狂人错误的心理言行本身，而是作者有意暗示人的“狂”中有“醒”，“错”中有“真”，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去深入揣摩领会其深奥底蕴，从而也就达到了小说的达到了小说的战斗效果。
鲁迅《狂人日记》中有些象征描写明显脱胎于尼采。如尼采写道：“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分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鲁迅写道：“大哥，大约当初野蛮的人，都吃过一点人。后来因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变成了人，变了真人。有的却却还吃——也同虫豸一样，有的变了鱼鸟猴子，一直变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还是虫豸。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惭愧。怕比虫豸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
鲁迅所写的狂人的这些话，的确很有“尼采味”，象寓言，富于哲理意蕴；又象诗，精粹、警拨而隽永。
当然，鲁迅这里是通过狂人的嘴说明他当时仍然相信的进化论点的观点，借此剖开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和尼采讲的超人哲学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某些象征性的构思上，在这种类诗体寓言的警辟的语言表达和方式上，无疑是从尼采的描写中得到过灵感和启发的。
不过鲁迅的《狂人日记》并没有简单地满足和照搬尼采《序言》的手法和格式。以为《序言》毕竟是一篇哲学散文，其情节发展不依傍生活逻辑，人物本身也并没有什么性格心理描写，完全被作者当作思想口号的传声筒。这种格式有点类似我国先秦诸子的某些寓言体散文，如《庄子》之类。而鲁迅的《狂人日记》却可以称为严格意义上的小说。特别是它对于狂人的病态心理成功地刻划，以及以人物心理活动作为整篇小说结构主干写法，都是很奇特，很有表现力的。这种艺术熔裁方法与其说是受果哥里的或尼采的影响，不如说与安特莱夫、迦尔询等作家的承传关系。
三、安特莱夫《谩》、《默》与迦尔询《四日》对鲁迅《狂
人日记》的启示
安特莱夫和迦尔询都是鲁迅所深好的俄国作家。鲁迅和周作人早在一九零九年翻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收外国小说十六篇，其中鲁迅翻译的有三篇，就是安特莱夫的《谩》和《默》，以及迦尔询的《四日》。安特莱夫另一篇杰出的小说《红笑》和迦尔询的《红花》，鲁迅没有译出，但都阅读过，并且长久地表示非常感兴趣。鲁迅在《域外小说集》译者附记《杂识》中曾称安特莱夫的小说“深秘幽深，自成一家”，迦尔询的小说“文情皆异，迥殊凡作”。后来，鲁迅对这两位作家的评赞还很多。
值得注意的是鲁迅所选或读过的这几篇小说都是以神经错乱的狂人或精神变态者为主人公的。它们艺术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于描写人物的病态或变态心理，并通过人物对环境特殊的心理反映，象征性地表现出作者对现实生活本质的某种认识。因此，所描写的人物，错乱复杂的精神活动，总是围绕着某一个焦点。在精神病理学上，这或者可解释为潜意识心理的显现，作品对狂人或精神变态者的这种心理描写是逼真的；如《谩》的主人公发疯后，有一种幻听症，耳边整天都在听到欺骗他的谎言，“一切谩耳”。他渴望得到“诚”，可是“谩”象毒蛇一样始终不断咬啮着他的心。为了消灭“谩”，他杀死了他的女友，并想掏出人心来“求诚”。“诚”并没有找到，“谩”却仍弥漫于世界。小说结尾主人公也发出悲痛欲绝的呼救声：“援我！咄，援我来！”其中“谩”是主人公的幻觉，在小说中反复出现，成为小说的结构焦点和象征含意集中所在，作者实际上是借此表示对虚伪的贵族社会的愤慨和抨击。而在《红花》中，却突出写那位狂人的幻觉症，他认为红艳的罂粟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是拿无辜者的血和泪浇灌成的，这种可怕的怪异的幻影在他的心中扩大，他决心把摘掉红花当作他自己一种义不容辞的职责，不顾疯人院看守者的拦阻，要去完成这项摧毁人类罪恶的英雄业绩，并先后成功地摘下了两朵罂粟花。后来第三朵第开放了，又要去摘，终于在爬过疯人院围墙时摔死了。其中那狂人幻觉中的“红花”，也是小说的结构和象征意义的焦点，通篇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围绕“红花”而展开，象征地表达了作者要根除人世罪恶渊薮的企望。还有《红笑》和《四日》，都以内心独白的一个个断片形式或类似意识流的写法，记录了由于亲历沙俄战争而发疯或精神变态者的心理历程，读起来很觉得散漫，但其中也各有含象征意义的结构焦点统领着全篇。这些小说比纯粹写实的小说富于概括力，却比较难懂，只有把握到这种结构和象征意义上的焦点，才能总揽全篇，领会其深邃的思想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