韵失传”的担忧从汉朝以后就开始了。当人们发现古书上的字音与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音不一致的时候，特别是当人们发现大量形声字表音功能低下的时候，百思不得其解，便推论出“古韵失传”。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自古至今，这个错误判断的阴影一直笼罩着音韵学界。笔者在开始整理方音序列时，只是从理论上认为它应该存在，也很担心会因为“古韵失传”破坏了古今语音的继承关系，整理不出这样的序列。于是先从自己知道的几个现代方言特征入手进行尝试，然后逐步扩展，结果非常成功，竟整理出四十五个方音序列。可以断言，每一个方音序列，都是人们在漫长的岁月中，使用方言语音制造形声字的积累结果。这种积累，从古至今，一以贯之，使我们清楚地看到，现代语音中的方言特征，在古代形声字制造时便已形成。反过来说，古代久已形成的方言特征，至今仍完整地保留着。由此可见，亿万人民世代相传的语音是非常稳定的，所谓“古韵失传”，的确是一个错误判断。
4、现存的形声字是最丰富的古代语音信息资源。与其他事物一样，“方音构字”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它使大量形声字表音不准，造成了历史性的不可挽回的社会公害，影响到千秋万代。另一方面，这种造字机制，把大量世代相传的方言语音渗透在形声字当中，完整地保存下来。用广义信息论的观点去分析，每个形声字都是古代语音信息的载体。数字庞大的形声字，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古代语音信息库。只不过由于多种方言语音信息混杂在一起，分散地存在于各种字典之中，交互错叠，破坏了信息的可读性，使后人不能完全、直接解读这些信息。笔者提出并证明“方音构字”说，下大气力汇集整理两类形声字序列，最终目的就要制造一种工具，帮助人们从形声字和多音字中，识别和筛分不同方言的语音信息，让形声字这一古代语音信息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四十五个方音序列和若干声旁序列互相关联，编织在一起，就构成了这种得心应手的工具。
5、要正确使用形声造字法。尽管“方音构字”给我们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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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麻烦，但形声造字法的历史功勋是不能抹杀的。在现代社会，在制造新汉字和简化汉字时，这种方法仍然是人们首选的造字方法。应当注意的是，有些新造字和简化字，至今还在重复历史的错误。如“钻”字，从字的结构看，是个形声字无疑。然而，它的声旁“占”字的读音与“钻”字差别太大，韵母有介音u丢弃之嫌，声母有平舌音与卷舌音混读之误。严格地说，这个字既非双声，又非叠韵，更非全同，表音功能极低。所以，笔者认为，古人“方音构字”造成的社会公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今天有了统一的语音标准，则可以避免。我们要珍惜普通话这个语音标准，在使用形声造字法简化汉字和制造新字时，一定要严格遵守这种造字法的基本要求，认真贯彻普通话的语音标准，努力提高所造字的表音质量，决不能再为“方音构字”所形成的历史性社会公害雪上加霜。
五、古代方言语音特征概貌
本文一开始笔者就提出，古代方言就在我们眼前，并且以两种不同形式存在着。这里说明，这两种形式，一种是语音，一种是文字。现在全国各地语音的巨大差异，实际上都是古代方言的延续，而且这种延续很少失真，是听得见的古代方言。占汉字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形声字，原汁原味地储存了大量古代语音信息，蕴含着看得见的古代方言。笔者正是从古代方言两种存在形式的统一中归纳出形声字的四十五个方音序列。所以每个序列都代表一种古代方言特征。为了便于读者记忆掌握，这里对这些特征作进一步剖析。
1、声母特征的三个大类。在四十五个方音序列中，属于声母特征的有二十五个。二十五个中的前三个是zh—z混读、ch—c混读和sh—s混读。这三个特征被称为平舌音与卷舌音混读特征。目前，这种方言特征遍布全国各地，七大方言区内没有空白地带。尽管混读方向不同（有的平舌音读为卷舌音，有的卷舌音读为平舌音），混读程度各异（有的部分混同，有的完全混同），但混同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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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是较普遍的。
第四到第十四个方音序列的特征标志分别是b—p、b—f、d—t、g—k、g—h、zh—ch、zh—sh、r—sh、z—c 、z—s、w(v)—f。这十一个特征标志看似混乱，其实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前一个声母都属于不送气音，类似于国际音标中的浊辅音，后一个声母都属于送气音，类似于国际音标中的清辅音。所以这类混读特征与国际音标中的清浊对应关系大体一致，笔者根据音韵学领域的称谓，称之为送气音与不送气音混读特征。这类特征在吴方言区表现比较典型，在其他方言区也有表现，如把“同”读为dóng，把“亭”读为díng等等。在传统的方言论著中把这类特征称为古浊声母的有无，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汉字音节中的声母，不存在发音时声带振动不振动的问题，所以，不宜划分清与浊。“三十六字母”的清浊划分，既不符合汉语语音实际，又违背辅音清浊划分的基本原则。所谓“古浊声母”，客观上并不存在。
第十五至第十九个方音序列标志是zh—d、ch—t、zh—g、ch—k、sh—h。这些标志的前两项属于“知、端”同声特征，也就是现代湘方言和闽方言中读“知”如“低”，读“痴”如“梯”，把“知、端”两字视为同声母的一种方言特征。后面的三项属于“知、端”同声特征进一步发展形成的派生特征。也就是读“支”如“妓”，读“吃”如“乞”，读“是”如“戏”的一类方言特征。传统的方言论著中未涉及这类特征，但据笔者所知，在河南与山东相邻地区，这类特征是确实存在的。可以说“妓、吃、湿”等形声字，就是在这类方言特征影响下产生的。
第二十至二十五个方音序列标志是h—w、m—w、y—w、n—l、n—r、y—r。这些标志属于一些分散的零星特征，在现代方言中也是存在的，不再详述。
2、韵母特征的三个中心。 关于方言的韵母特征，传统的研究比较欠缺。资料中论及韵母特征，往往是寥寥数语，一带而过。对古代方言韵母特征的系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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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更是一片空白。在笔者汇集的四十五个方音序列中，属于韵母特征的有二十个。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其中有三个较大的混读群，这里加以说明。
一是i—e—ei—ai—en—an混读群。这个混读群以“摘”字现实读音zhi、zhe、zhei、zhai的四个韵母混读和以“军、辉”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ei—en混读、以“因、烟”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en—an混读联系在一起，把有关的六个韵母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混读中心。
二是u—uo—ui—uai—ua—a混读群。这个混读群，把“获”字现实读音hu、huo、hui、huai的四个韵母和以“孤、瓜”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u—ua混读、以“圭、卦”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ei—a混读联系在一起，把有关的六个韵母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混读中心。
三是ou—ao—ei—en—eng—ong—ang混读群。这个混读群把以“周、雕”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ou—ao混读、以“有、贿”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ou—ei混读、以“军、辉”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ei—en混读、以“亘、恒”二字的读音代表的en—eng混读、以“英、央”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eng—ang混读和以“工、缸”二字的读音为代表的ong—ang混读联系在一起，使有关的七个韵母连成一线，形成一个混读中心。
以上三个混读中心，可以通过en、ei两个韵母连为一体，能够反映古代方言韵母特征的基本情况。
3、f—h混读与介音添减。f—h混读是一个很重要的方言特征，存在于湘、赣、粤、闽等几个方言区内，有较大的影响。笔者推测，这种方言特征的存在历史也应当是很悠久的，故在整理方音序列时给以特别关注，但经多方努力，却只搜得一个“浲”字，读音为hong，声旁字“夆”的声母是f，属于受这种方言特征影响制造出来的形声字。因仅此一字，形不成序列，故不能整理与这种方言特征相对应的方音序列。这一事实证明，这种方言特征对制造形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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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的影响较小，但它在古代社会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故虽无方音序列为佐证，仍应确信它是一种古代方言特征。
介音i和u在汉字音节中处于特殊地位，在语音传播和形声字制造中，容易出现遗漏和添加，所以，介音的添减在不同方言的差别中，表现是很突出的，也应当视为一类方言特征。如烟台口音读“段”为“旦”；吴方言则读“刊”为“款”；“江”字北方多读jiang(giang)，南方多读gang；港、澳、闽、台等地则读“香”如“夯”。如此等等，这些方言现象构成了一类特征，笔者称之为介音添减特征。这类方言特征同样很古老，在形声字的制造中有明显的反映，但考虑这类特征表现形式特殊，故未整理这类方音序列。这里告知读者明白，古代方言的介音添减特征是客观存在的。
4、方言特征的共轭传递。笔者深知，古代方言十分复杂，四十五个方音序列，加上f—h混读和介音添减，仍未反映出其全部情况。本来，笔者所整理的方音序列也不只四十五个，只因为发现方言特征具有传递性，四十五个方音序列所包含的传递性，足以把古代方言的全部情况反映出来，所以，为了减少序列数量，便于学习记忆，才把其余序列删除了。
所谓方言特征的传递性，就是指两个不同的方言特征共同作用，可以派生出一个新特征。如当b—p混读特征和b—f混读特征相遇时，便可派生出p—f混读特征。为了更好地描述方言特征的传递性，我们不妨把与某种方言特征相对应的一对相互混读的声母或韵母，叫做方言特征的“轭”，如果两个不同的方言特征，有一个“轭”是相同的，我们就把这两个特征称为共轭特征。方言特征的传递就是通过这种共轭关系来进行的。
因为一种方言特征的两个轭在某种特定方言环境中被视为相同，而两个共轭特征的共轭则是实实在在的相同。这个共轭把本不相干的两个方言特征紧密联系在一起，把相同关系从一个特征传递到另一个特征，从而派生出一个新的特征。这就叫共轭传递。如以上所举例子，在b—p混读的方言环境中，b和p被视为相同；在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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