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配系统的人群。而民族借由将族群的不同历史重新解释为民族的历史而完成。那些与之不符的传统逐渐被淡忘或是转化，而与之相符的历史则会因此而形成。由此产生了两项互相矛盾的悖论：一方面，民族主义与民族（在客观上）是新兴的现代现象，而对于其鼓吹者而言，它们（在主观上）却是古老的；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者主张将民族主义和民族的效用作为普适的原则，但是有坚持认为它们的特殊历史塑造了其独特性。民族主义总是通过回溯历史传统陷入冲突纷争，但这种纷争又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具有强大吸引力的世界构想，因为他展示了一种令人信服的连续性，因此不再只是被作为“观念秩序”的乌托邦构想发挥效用。
从民族主义与族群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下四项结论:
1.在民族主义通过拥有自己独立国家的族群,而在一片与这个邦国均质的领土发挥作用时,他就造就了自己的民族以及具有长久存续基础的民族国家；
2.在民族主义回溯到拥有丰富传统内的、族群的联合团体的过程中，它也能够激发人们对于一个拥有回望历史的国家的记忆，业制造了一种仅仅短暂被中断过的连续性的假象；
3.对于拥有族群多样性的殖民统治区域，不存在一个有历史传承下来的族群统治团体，更不用提一个统治团体拥有现代国家机构，民族主义就必须在我运作，但一种极度危险的脆弱性，作为此类新兴“民族国家”的标志就会应用而生。 4.民族仍然与族群相区别：
（1）民族建立在历史领土上，但是这一领土却被塑造为由祖先所传承的、神圣的土地； （2）民族通过一种共同的起源神话整合为记忆共同体，但更依赖于与外人之间的区分意识，有时是依赖于对本民族是蒙神所特别应许和祝福并附有特定使命的信仰； （3）民族虽然生活在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同同志系统中，却尽可能的将这一统治系统的正当性基础重新诉诸于拥有主权的民族的意愿；
（4）民族拥有一种经济体系，借由这种体系，他尽可能的为所有成员提供迁徙自由，并使一种共同的“内部道德”发挥效用，外人则会受到歧视，并作为外部道德的结果而被是做敌人。此外，法律权利和义务将所有的民族成员紧密相连，但同时却将外人通过排除性条款排除在外； （5）民族尤其在以下方面区别于族群，民族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存在，处于价值秩序的顶峰，并要求绝对的优位，同时，民族主义又是一种具有世俗化倾向的包含所有人的群众现象。
第五章 民族主义的社会阶层
人们普遍认为，市民阶层的上升与民族主义的展开被放置在一起。人们主张，市民阶层与封建帝制和贵族作斗争的过程中，为从根本上摧毁其社会政治权力关系，而将民族主义作为相宜的意识形态；相应的，在市民运动的推进下，民族国家被创设出来。但作者指出，这种简单形式的归类，将民族主义的意义扭曲了。因为民族主义受到追捧的原因在于其超越所有社会、宗教和地域界限的能力。
米洛斯拉夫·赫洛赫将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形成与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知识分子的文学、艺术和历史兴趣，促成了人们对于民族语言、民族艺术和民族历史的关注。
第二阶段，真正的知识分子或是民族英雄主义开始形成并发挥作用。伴随着
市民阶层的同情者们开始居于上风，相当数量的贵族开始形成。他们通过回溯族群统治团体的传统，以及支撑这些团体的宗教和自然法传统，而发展出一种整体性的、框架性的思考视角。为实现这些目标，他们同样采取了政治冒险。
第三阶段，伴随着民族主义的构想逐渐赢得稳定、不断扩张的作用领地，以及由市民阶层的知识分子作为“意见领袖”而常居领导位置，这一构想最终激发起群众运动。尽管民族主义已渗透至其他社会阶层，但是在具有读写能力的人群中最先发挥作用。
因为那些承担着推动民族主义发展的国家精英阶层，被归类于欧洲与北美的民族进化过程中的市民阶层的现代化精英。在生活引导和社会基础方面，与市民阶层相类似的社会阶层也渐渐形成。由此我们无法搞清楚出社会阶层的划分问题。作者提出两个问题：
为什么民族主义的计划需要早期的民族知识精英？为什么族群民族主义和精英民族主义的乌托邦构构想能够赢得广泛的群众效用？ 第六章 民族主义如何扩张和为什么扩张？
按照“观念秩序”和“想象的共同体”的理念，民族主义最初来源于观念世界，是为统治的正当性和统治利益所服务，最终转化为现实。但是它是如何转化为现实的呢？如果民族主义曾经在革命的现代化危机中作为提供正当性、发挥整合作用和推动作用的教义出现，那么它的扩张就不仅仅限于精于书写、传播和认知的知识分子的作品中。是以下六项因素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首先要归功于出生于布拉格的美国政治学家卡尔·W·德意志。他前所未有、无比确定地将传播强度和密度的重要意义作为现代化以及民族化进程的固有部分。由火车和轻轨组成的交通网、电讯和国家邮政构成了一种传播网络，这一传播系统将导引性民族构想扩及至广大的群众中。人们可以借助这些交通工具投入到反抗活动中；报纸杂志和信件通过邮政散发到那些曾经被阻隔到读者群外的农庄；读者的阅读能力通过新时代教育体系得以提升。
2.加速民族主义扩张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共同的“民族语言”——白话语言的传播。出版印刷的发明使得民族语言得以席群民族大地。尽管作为新时代资本主义追求经济利益而开发的印刷术是重要的推定力，但更为重要的是，所有改革者的强有力的要求——新信仰的每个追随者都应该能够使用自己的而非拉丁语言阅读神圣的教义。用德语写成的路德版的圣经几乎每年达到更高的出版数量。作为拥有众多读者群的最早的德文畅销作者，路德的作品在1550年已经占据了所有德文书籍中三分之一的数量。（作为论据）17和18世纪那些伟大的词典编篡者和语言学家，以上述印刷品的风暴为基础，也将其用于自身作品的传播。而那些重要的哲人们则在此过程中，将那些至关重要的白话语言上升为本民族的神圣语言。
白话语言创造的稳定性，使一个“想象出的”共同体更近于一种现实存在的民族。因此，白话语言作为民族构想的交流工具，但同时也作为语言性民族一体化和文化的指针，总是被认为创设出来，而非自发形成。没有任何地方是民族自发生成了一种古老的民族语言，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民族国家原则上贯彻了和推行了民族的标准语言。换言之：并非语言的文化传统造就了民族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将民族语言作为“文化神器”，并将其塑造成具有普遍拘束力的媒介。
3.民族主义的新教义一样具有持续性的说服力。纪念与游行、庆典与圣歌，
这些方式都旨在将民族主义的教义根植于人们的感情深层。
4.民族主义的扩张从民族主义的精英分子的行动和奉献开始，之后便延续为民族运动。民族运动中反应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具有强大的宣传作用。
5.通过将艺术作品解释为民族性格的反映，社会的民族化也同时取得了相当的进步经验。民族国家的主动性被作为不能质疑的确定因素。公共利益被视为民族利益而获得了具有说服力的正当性和充分的煽动性。民族市场、民族教育与防卫义务的目标都指向民族国家的确定因素。在不断民族化的过程中，会尽最大可能的产生出一种累积效应。
6.民族主义还严格的区分“我们”和所有“其他人”，并从其理论仓储中为这种区分提供充分的理由和正当化论证。其外部区别来自于民族鲜明的轮廓，而内部的同质性则确定的强化了这种区分。排除外人已经成为民族当前迫切的任务，这种正当性又通过如下方式获得：民族的认同感与其他认同感在互相竞争中，一定赢得了更高位阶。这种优位性又通过如下的方式获得进一步的提升：所有的民族成员都被允许参与政策的形成和统治权的形式，而来自未来的民族共同体也被认为是与每一位民族成员的命运息息相关。在政治实践中，民族主义展现出其在政治方面的多面性和包容性。无论是主张者或是鼓动者是仆人还是主人，民族主义都能够跨越所有统治形式的局限。 第七章 民族主义的类型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其《世界公民与民族国家》中发展出“文化民族”和“国家民族”传统理想类型；汉斯·科恩在《民族主义的观念》，以个人同意为基础，同时又受市民社会观念的激发，将西欧与北美的民族主义归为一类，而将独裁的、以族群的种族中心为基础的黑暗的中欧与东欧的民族主义归为一类，这种区分虽然具有广泛的思想史基础，但也是两次世界大战后两大阵营冲突不断升级的反映；里亚·格林菲尔德在其《民族主义》中，将亲民主义的英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德意志野蛮的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作区分。
通过归纳分析所提供的严谨区分方法，以发展阶段和地域影响为向度，民族主义至少要分为四种类型：
1.英国、北美和法国所形成的“整合性”民族主义，通过“国内革命”在其第一个发展阶段建立了民族国家。在这些一个早已存在的统治团体也借由民族国家的形成，获得了新的正当性基础。
2.上述民族主义的变体，即作为“统一进程的”、民族团结的或是民族复兴的民族主义。这类民族主义的目标是将国家分裂的部分整合为所谓早已存在的“民族”——这种民族事实源于不同的族群——继而再构建一个民族国家，就想德意志和意大利所做的那样。
3.在第三个阶段，民族主义被作为分裂的民族主义来理解，这种民族主义加速了1918年后东欧和东南欧多民族的帝国崩坍，并促成在沙皇帝国、东匈牙利和奥斯曼帝国的瓦砾上所产生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建构。
4.移植的民族主义。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的转变，提供了良好的示范。之后的移植民族主义浪潮与1945年后的反殖民主义政治紧密相连。被殖民时期的行政区域曾被殖民统治者曾经以殖民主义或是帝国主义为目标进行管理划分，而新的民族主义则要跨越所有种族、语言和宗教的界限，对国家版图重新整合并正确进行划分。
另一类民族主义的划分：
1.族群统治团体是从内部民族化被建立起来的（英国、法国和西班牙） 2.国家和民族同时产生（意大利和德国）
3.因主流文化的影响，由移民组成的国家塑造出了由非均质化的国民共同组成的民族（美国、阿根廷和澳大利亚） 4.在殖民地建立起的新兴国家
在西方世界形成的新时期的民族主义：
1.内部的国家建构中，存在稳固的国家和具有确定传统的族群，而这些国家和族群在现代化进程中，既存的正当性基础遭遇严重危机，因此必须从民族主义的新世界构想中寻找基础；
2.在革命性的现代化危机过程中，人们回溯到某种新的乌托邦构想中，将米民族主义作为“观念秩序”以及将人民主权和自我确定权作为政治理念的既定部分；
3.存在从犹太传统和基督教救赎理念中引申出的导引性构想，它们使人们确信借由“上帝的选民”“神圣的土地”“弥赛亚先知”这些概念表达出的民族主义的武器，并通过这些武器使民族主义的构想世界具备了类似于宗教的、令人信服的吸引力；
4.西方社会是动态的社会，其拥有逐渐依赖于市场的社会结构、高度流动性、不断涌现和形成的社团和受过训练的知识分子，这些因素的综合促成了民族运动； 5.在民族运动中涌现出的政治反对派，才将获取国家统治权力和重建国家公开地宣扬为自身的目标，也只有在西方才能够拥有和利用宽容和自由的政治空间。 第八章 民族主义的发展历史
1.美国的民族主义
北美联邦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共和国在最初被当做一个民族来理解和看待。清教徒作为“上帝选民”的信仰，最初以信仰教条的方式、而后又以世俗化的方式，将逐渐产生的共同体美化为新的“美洲的以色列”、“新的锡安”、“新的耶路撒冷”、“圣山上的光明之城”。这种以宗教为基础建立的优越思想，又通过自然法和启蒙思潮中进步思想的强有力的影响得以强化。在他们的共同作用下，十三个殖民地开始在思想上和机构上开展独立举措。直接以耶和华与以色列的盟约为范本，清教徒的“神圣”的“盟约”被转化为共和制下的世界性联盟。因此而产生的铰链，也将加尔文主义中的宿命意识与世俗的先知们统一起来。与此同时，遍布世界的自然法的宣扬者都被美国化，而他们带来的普通法，尽管在殖民地社会中拥有优先性，但在与英国分裂后，也开始回溯到自然法传统中，并将自然法作为其正当性武器。
美德与自由，人类的自然成长与完美化的理想体，就像他们总是出现在18世纪的共和主义的启蒙思想那样，也被纳入美利坚合众国的戒律中。除上述观念外，伴随着宗教和已经世俗化的完美诉求，一种无法被压制的联合同样开始形成。 美国的民族主义的核心要素以及所有为历史现实的扩张提供正当性的理论，都汇集在“天赋使命”的导引性构想中。 2.德国的民族主义
德国的民族主义最初并非源自于革命。处于德语区的欧洲中部自18世纪末以来，因为法国革命后的对外战争而陷入严重的现代化危机。在这种危机中，国家的、社会结构的、文化转型的过程与某些被压制的权力相互叠加，由此变成生出一种“需求”。而从西方民族化的先锋国家中借鉴统治正当性、整合性和推动
性意识形态的年轻的德国民族主义，正是对这种需求做出的“回应”。 3.非西方的移植的民族主义
第九章 民族主义的成果——民族国家不应享有的声誉
民族主义在国家建构方面的具有重要的作用。
恩斯特·盖尔纳的基本论点认为，民族主义及其创造物——民族、标准化的民族以及民族国家，都应被视为现代工业社会得以有效运作的必要前提，正因为它们僵化严苛的功能主义倾向，因此它们也只拥有有限的承受力。由国家推行的民族语言，对于拥有高度复杂的工业、消费业和服务业的现代社会的模式化运转，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媒介。在任何地方，民族语言都能为人们提供一种并不复杂的理解可能性；而方言或是世界语言对于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存在障碍。 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由一系列的立法构成。这些法律原则被作为“民族精神”的化身，或是“民族的”法律传统，而它们又经民族语言传达给法律人，并作为具有约束力的、国家法律体系所提供的行为指引而发挥功能。
现代共和制以之作为所有制定法和议会之渊源的人民主权这一正当性假定通过民族建构而填补了具体化的内容。政治系统的功能发挥表现为普遍的选举权、政党民主和议会制。这些都归功于民族主义。 但它同时具有尖酸刻薄的面孔。在某些方面，现代政治中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正是以种族主义为包装的民族主义的属类。
联邦制是应对多民族社会的共同生活产生的、实现民族统一理想的困难。民族国家的建构是民族运动的最终目标。对于民族运动以及已建立的民族内部通过民族而社会化的归属者而言，民族国家代表着一种最高的价值。韦伯同样认为民族国家都拥有一种规范上的优越性。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终结
现代社会一种全新的、旨在代替民族主义且能够成为现代国家的正当性基础服务的理念已经出现。它就是民主的宪政国家、法治国、社会国所具有的、兼顾生态保护的经济增长的行动能力。当发生现代危机时，西方国家不再通过追溯民族及其民族利益来为行为提供正当性。他们现在更多的依赖于以下因素： 1.民主机制、政府系统，在一些国家还包括联邦体制的有效运作； 2.通过不同的方式建构的法治国家以及法的安定性； 3.社会国能够为公民提供的安定保障；
4.不断增长的、同时又能够为环境所承受的经济所带来的福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