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武术宗师 王培生
1981年在沈阳体育馆内，中国武术界人士与日本少林拳访华代表团举行了一次技术交流会。会上，王培生以其精湛的太极拳艺博得中外人士的一致好评。日本少林拳手们钦佩之余，邀请王培生前往日本讲学。
王培生，1919年3月24日生于武清梅厂，在军阀割据，战火不熄的时代，三岁就随父母来到北京，定居东四海演乐胡同。
王培生自幼喜爱运动，尤其嗜好武术，且爱看武戏。对戏中武打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并常因此摔得鼻青脸肿。
在王培生的邻人中，有一位沧州吴桥马戏团的把式。此人身怀绝技，善翻斤斗，她见王培生喜好此道，就指点其翻斤斗之要领，初时只在他腰上一挑，又嘱他直腰抬眼，由此王培生领悟到凡事皆有要领，而要领即事之诀窍，循此一往，无有不利。这个简单的概念，竟为其以后在鉴别、选择拳种，领悟拳理的道路上有所侧重地向前发展打下了一个牢固的基础。
以后王培生又随父母搬到东四甘雨胡同，又练起摔跤，一日，王培生正在门口耍红缨枪，一枪向外搠去，恰好这时门口走进一位老者，见枪尖径奔面门，略一挥手，使其脱手而飞……
这位老人就是八卦掌名师马贵，字世清，人称“螃蟹马”，马贵当时已有七十多岁，但精神焕发，步履矫健，这天恰好外出探亲而遇此事，后经马贵亲戚的推荐，王培生遂拜马贵为师，从学八卦。
十三岁时，王培生又向张玉连习教门弹腿，年底又拜杨禹廷为师学太极拳。他三门一起学，天未亮即起，练过硬功夫。在中华路先演十路查拳，十路弹腿，后练八卦掌，太极拳，直至太庙开门又转入里面再练。
那时北平太庙成立了“太极拳研究会”，并设有刀枪剑戟等十八般武艺。杨禹廷在此任教，王培生随杨老师边学边教，历时数载。
王培生十八岁时，杨禹廷看他勤学苦练，日夜不辍，功夫日渐精进，足可独立施教，遂将北平第三民众教育馆武术教练的职务让给王培生担任。不久，王培生又开始教授家馆。
王培生生性侠义，好打不平，亦常遇较技者，一生中轶事较多。一天，王培生去天津探亲，路过一武场，见一壮汉，臂刺青龙，演练形意。王培生看到妙处，不禁脱声叫好。
岂料那壮汉已大步追出来一定要与王比试一下。王无奈只得应允。说时迟那时快，壮汉一个虎扑扑来，王随用一个太极“下势”，使其重心前倾，随后又用‘上步七星’将其打倒。当时，王培生才十七岁。年龄虽小，太极拳却已运用到纯熟自如的地步。
王培生虽然技艺大成，但仍好学不倦，为钻研万家之所长，悟拳术之至理，十九岁时又带艺拜师，从形意拳师赵润廷习拳。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后，街头到处见持枪佩刀的日本兵。一日，王培生前往“太庙后
河拳社”拜访王芗斋先生，恰遇五六个日本兵，尾随其后，来至拳社。
王芗斋不在，其徒洪连顺正在演练虎头双钩，见王身后日军簇拥，以为是王带他们前来挑衅，不禁面色铁青，虎目圆睁，日本兵受此敌视，心怀忿怨，又以为王是这里的头头，迁怒于他，当王培生告辞时就与其并步而行，寻机报复。
走出不远，突然一个日本兵抽出刺刀朝王腹部扎来，王不慌不忙，看准时机，用太极的抱虎归山，一手抓住对方握刀的手，另一手向其腰部捋去，这个日本兵当即仰面跌出。
接着又扑上来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径直向王的前胸扎来，王即用“进步栽锤”，使其前栽倒地。第三个日本兵持刀从背后袭来，刀尖直奔王的后心，王异常敏捷，一个转身，旋用八卦掌中的周仓抗刀，将其仰面摔出，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连续打倒三个日军，动作干净利落，旁观者无不高声喝彩。剩下的几个日本兵见王功夫了得，不敢再动，悻悻而去。
王培生此举在日本占领区内，陡然增长了中国人的威风，体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王培生时年二十，武艺胆量俱各惊人！与“太庙后河拳社”的误会，事后亦得到澄清。
1946年，韩幕侠先生由津来京，王培生又从学于彼处，蒙先生指点形意、八卦，武艺更臻妙处，此外，王又从梁俊波先生学通臂，从吴秀峰学八极，广采博纳，孜孜以求，从此九长九短，十八般兵器皆演纯熟，而其中尤以刀枪剑棍最为精通。
王培生常说：“多知则懂，一通百通，技艺虽不同，而其理则一。”王培生苦心孤诣，穷尽一生之精力，正是要从诸兵百艺中悟出一条武学的至理。
1947年，王培生应邀与“神枪”李书文之弟子张立堂、“鼻子李”李瑞东之弟子高瑞周、韩幕侠之女婿马逸林等几位武术家在北京汇通祠成立了“汇通武术社”，为研究武学，发扬国术作出了贡献。
解放以后，王培生在北京各大院校，如北京工业学院，师范学院，矿业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农业机械化学院等，为师生们教授太极拳。1953年参加了华北地区民族形式体育大会担任评判工作。1954年又参加了在北京成立的“群众武术社”。
王培生除在西单体育场教拳外，还在院校、医院、疗养院进行教拳。几十年来，正式拜王为师的达一百多人，从学者数以千计。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有工农群众、知识分子、党政干部、老红军战士以及政协委员、人大代表。此外，王培生还应各省市体委的邀请，前往讲学。并经常会见世界各国来华访问的武术代表团。
王培生晚年，武功已臻上乘，拳理亦至彻悟。他把太极、八卦、五行用科学的思维融于一炉，用科学的方法付诸实践，并在理论和实践的两个方面揭示了他们的内在联系、生化之道和运行规律，由小见大，一通百融。
王培生虽然居室简陋，却门庭若市，或谈论武学，切磋技艺，或拜于门下，精诚学艺，甚至有朋客远自千里而来，为求一晤，得其片言片语，奉若至宝。太极拳学之理不仅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之大成，而且也是古代哲学思想的具体运用。它包括了医学、力学、心理学等领域，其内容之丰富，道理之深奥，非潜心钻研，实际操作难以谙其妙旨。
王培生的主要著作有《太极拳》《太极剑》《太极刀》《太极粘杆》《吴式太极拳三十七势》，并且以中英文两种版本向国内外发行，为武术的推广作出了贡献。
王培生先生一生致力于继承弘扬中华武术，执著地研究武术攻防技艺，钻研太极拳推手理论，武术著述丰富，武术技艺精湛。王培生先生以其尚武崇德的高尚情操，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展的创新精神，赢得了众多海内外武术爱好者的钦佩和敬仰。2004年9月3日走完了他85岁的武术人生，为中华武坛留下了丰富的武学遗产。
电影导演艺术家 高天红
提起高天红，也许年轻一代不会有什么印象，但如果提起他导演的影片，三十岁以上的人应该很感兴趣。苏里导演《奇袭白虎团》时，高天红是执行导演，但后来并未署名；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于彦夫导演拍《创业》时，他又是执行导演；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导演拍摄的《新中国第一大案》在全国引起轰动，而在公映之前，中央领导还亲自审查了该片，其中许多细节至今尚未披露过。
高天红，原名高永安，1934年生于天津武清大良侯家庄，1958年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62年毕业后进入长春电影制片厂，历任场记，副导演，导演。
“文革”期间，上级要求把八个样板戏拍成电影，长影厂分到两部任务，《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高天红被分在《奇袭白虎团》一组，为苏里和王炎做副导演，那时候叫联合拍摄，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连名字也没上银幕。
拍摄过程中，上级反复调片子到北京审查，还提出了许多技术上的意见，比如逆光拍摄、要出绿什么的。高天红老师解释说，逆光拍摄可以使画面显得凝重，有力度，更容易衬托正面人物。但逆光拍摄弄不好会发黑，尤其是树木、花草的绿色，由于与黑色很近，常常出不来，要出绿，就需要很高的技术。
为什么让高天红做执行导演呢？因为那些演员都直接与上边有联系，不好支配，而高天红“头上没辫子，身后没尾巴”，不会出大的问题。影片拍摄完成后，剧组到北京搞了一次总结，这时，连紧张带累，高天红的腋下鼓起了个大疙瘩。总结的时候，是八个戏都拿到人民大会堂放映，一部一部地讨论。那时候，周总理已经身染重病。一次，记得是后半夜3点多了，高天红上厕所时遇到了周总理，见总理很瘦，便关心地问总理身体怎么样了。周总理说：“没事，不要紧的。”但能看得出，总理的神情是很疲惫的。
《创业》这部电影那大概是1973年开始创作的，长影厂派出一个四人创作小组，于彦夫任导演，张天民任编剧，高天红和华克任副导演。他们就开到大庆油田搜集王进喜等人的资料，后来又去了胜利油田和玉门，搞出一个提纲后，由张天民执笔写剧本。
片子拍了八个月，冷，艰苦。导演于彦夫扭伤了腰，心脏也不好，常常躺在草地上，支部书记就让高天红做了执行导演工作。片子公映后，影响很大，举国振奋，其中秦咏诚作曲的歌《满怀深情望北京》流传至今。
后来影片遭到了扼杀，剧组人员坚持给毛主席写信，说明此片的意义。不久，毛主席的批示下来了：“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于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975年7月25日。”这就是有名的“7·25批示”。批示一下来，全剧组人员欢欣鼓舞，作为执行导演的高天红更是激动不已。
新时期以来，高天红导演还拍摄了《雁鸣湖畔》、《玉碎宫倾》、《神奇的土地》、《神丐》、《风尘女侠吕四娘》、《神龙剑侠吕四娘》、《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多部影片，还亲手创作改编了多部反映历史和现代题材的影视剧，这期间经历了太多太多的故事，很多作品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其中，《玉碎宫倾》还获得了厄瓜多尔第七届国际儿童电影节荣誉奖。而在拍摄表现打击腐败干部刘青山和张子善的片子《新中国第一大案》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曾经亲自看片审查，他又经历了更为惊心动魄的场面。这部影片荣获第十五届小百花奖优秀故事片奖。电影《关东民谣》获吉林省第八届长白山文艺奖提名奖，并荣获第九届“全国农业电影神农奖”影视剧类银奖；故事片《神奇的土地》获优秀故事片奖，他所在的摄制组获故事片特别奖。
1994年高天红被授予中国当代艺术家称号，并被收入《中国当代艺术家名录》；1999年获世纪艺术家称号；2008年，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协会授予他“共和国艺术家”称号。他是中国电影家协会、中国电影导演家协会、中国电影文学协会、中国作家协会吉林分会会员，中国电影第十六届金鸡奖评选委员会委员。
退休后的高天红仍然热爱自己从事的影视事业，一有同事前来取经，他都毫不保留地奉献出来。业余时间他还写写论文、散文、评论等，在报刊上发表，对“红学”、书法、金石也有涉足。耄耋之年的高老在接受采访时，激动地说：“虽然我离开家乡多年，但故乡的那种亲情，使我始终难忘，我要在有生之年为家乡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
一代书法大师 孙有恭
提起孙有恭，年轻人可能不太清楚他是谁，但提起北京的密云水库，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而“密云水库”的库名恰是孙有恭书写的。当年，孙有恭称得上是京津地区，乃至全国的书法大家，尤其在天津享有很高声誉，清末学者，曾主讲莲池书院，以至于在第三届中国
（天津）书法艺术节上，入选二十世纪津门百名书法家名录。
孙有恭（1894—1977），字敬轩，是原东蒲洼街北章庙村人。自幼酷爱书法艺术，尤其擅长颜体。十几岁时，在天津经营文房四宝的宝文斋学做买卖，聪明伶俐的孙有恭经常和一些文人墨客打交道，耳濡目染之余便开始练习书法。虽然时间不长宝文斋的买卖就日渐萧条，但孙有恭临池不辍，每天晚上在油灯下专心练字。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他开了一个经营文房四宝的门店——振轩书局，寓意振兴自己书法事业的志向。他十分崇尚书法大家华世奎的书法风格，经常买华璧老（华世奎的尊称）的字，在二楼临摹。华世奎曾官居清廷正三品，是赏加二品顶戴的大臣，可谓官高爵显，清帝退位后，以省亲为名在津隐居。一次，他在店前摆摊卖字，书法大家华世奎正好路过，看到孙有恭的书法很有功力，连声称赞。当场有人认出华世奎。孙有恭急忙上前叩拜华老，并约定择日上门求教。几天后，孙有恭登门拜见了这位书法大师。华老对孙有恭格外重视，在多年的交往中，将书法中的“进”、“退”之理口传心授给他，使其书法技艺突飞猛进，为他独具一格的书法艺术奠定了基石。
孙有恭20多岁时，其书法技艺已名闻天津，被公认为书法界的“奇才”。以至于后来华世奎特别赠送给孙有恭一枚“璧臣华世奎”的印章，并嘱托说：今后为别人写字可署华老名讳。
孙有恭善于从继承中求得变化，既追求古帖的真意，又能抒发个人性情，在严谨中求变化，于平稳中显精神，体现了他的睿智与灵性。他的书风以厚重见长，但不失隽逸；以静穆为主，但不失灵动；以宽博取胜，但不失缜密。其颜体小到蝇头小楷，大到擘窠榜书，均极精妙。在华老的影响下，他讲究用行书的笔法做正书，以严谨的楷书笔法入行书，做到出入潇洒，使转分明，遒劲古朴，浑然一体。他讲求间架结构，方圆兼施，内紧外拓，蕴含筋骨，秀润飘逸，雍容壮伟。面对简化汉字的具体写法，他以积极严肃的态度对待书法的艺术性和实用性，从间架结构到运笔规律，做过不少理论性的探索，其治学精神，给书法爱好者树立了楷模。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受华世奎的教导和影响，加上他自身经历的磨练，孙有恭修养很好，人品极佳，待人诚恳，有求必应，对同道多赞许，对求教者多鼓励。
可惜的是，孙有恭生未逢时。解放前，从天津回到老家，种了几十亩地，那时地里十年九涝，根本收不了多少粮食，但解放后，他被划为地主成份，受到不应有的打击。而此时，正是孙有恭学识与书法水平的全盛时期，只因为家中贫困和诸多条件限制，没能进行大规模书法艺术创作。但他把生活的辛酸往事、不懈的求索通过对书法独特的理解融入到他一点一画所凝结的艺术境界之中，释放自己的品格、睿智、情感、思想、心境……十年“文革”期间，红卫兵把他仅存的一部分书法收藏品也抄走烧毁了。此后，孙有恭不幸患病导致思维迟钝，失去了他所热爱着的书法事业，于1977年9月14日离开人世。
孙有恭从自学书法至临终近60年不曾辍笔，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被选为当时县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政治生涯增加了他的修养和品格，培植了他书法艺术的深层内涵，他的书法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每年春节，很多人慕名而来求他写字。他写字一不要钱，二不着急，一个一个地认真书写，从不怠慢。
孙有恭现存的书法作品为数不多，尤其是在社会上较为罕见。有一套手抄本《红楼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