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侦查机关要求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都须预先提出申请，报侦查机关审批。而侦查机关对于辩护律师提出会见的要求通常都会采取拖延、搪塞的消极态度，主要的理由包括：“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会见有碍侦查”、“办案人员不在”、“领导出差”、“太忙，过些日子再安排会见”，等等。办案人员在实践中将“安排”实际上变为“批准”，能够在四十八小时内安排会见的只是极少数。第二，现行刑事诉讼法关于“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的批准”的表述，在实践中也被滥用。一些侦查机关对本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仍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横加限制。第三，一些地方侦查机关在会见时不许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有的采取录音、摄像等监控手段，使律师和犯罪嫌疑人无法正常的交谈。第四，有的侦查机关对律师会见的次数、时间等作出诸多限制。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应当经侦查机关许可。上述案件，侦查机关应当事先通知看守所。”“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了解案件有关情况，提供法律咨询等；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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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可以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有关证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辩护律师同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通信，适用第一款、第三款、第四款的规定。”
本条规定对律师会见权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了明确规定： 1.明确律师凭“三证”即可会见犯罪嫌疑人。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凭“三证”有权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这个内容。本条规定“辩护律师持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要求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看守所应当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律规定的“及时安排会见，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是说看守所安排律师实际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至迟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而绝不是像有些地方的办案机关和人员仅从有利于自己办案的角度，对法律作歪曲解释，认为只是要求看守所在四十八小时以内作出安排会见的决定，至于实际见到犯罪嫌疑人的时间则有可能是安排在一周后、半月甚至更长的时间之后。
2.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的表述，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的案件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律师会见权虽然重要，但纵观各国的法律规定，并不是在所有阶段对任何性质的案件都可以不加限制的行使。尤其是在近年来反恐形势越来越严峻的情况下，不少国家都呈现出对律师会见限制趋严的趋势。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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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实践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一些办案人员对本不属于国家秘密的案件以案件“涉及国家秘密”为由随意对会见进行不合理限制，本条规定中删除了“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这种易引起歧义、实践中掌握标准又很不一致的模糊字眼，从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惩治腐败的需要考虑，对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需经过许可的三类特殊案件进行了明确规定，即第三十七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并且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将上述三类案件事先通知看守所。如果看守所没有接到侦查机关于这三类案件的事先通知，不能以自己认为属于这三类案件为由拒绝律师会见。除法律明确规定这三类特殊案件以外的其他案件，辩护人会见犯罪嫌疑人无需批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律师会见上述三类案件的在押犯罪嫌疑人须经许可时间仅限于侦查期间，不是不让会见，只是需要经过许可。法律作出明确规定，有利于防止羁押场所对于辩护律师行使会见权作出其他不合理限制。
3.明确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被监听。律师在不被监听的条件下会见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可以使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无所顾虑地向律师谈案情，或者谈其所受到的刑讯逼供等违法行为。保障律师对于案情有较全面的了解，进而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这也是国际司法准则对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要求。联合国《关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中规定，“在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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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这种协商可在执法人员能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进行。”
考虑到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当经过许可法律已经作了规定，因此，没有对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被监听规定例外情形。当然，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为律师执业提供了保障，也对律师严格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辩护律师在执业中不得有法律明确禁止的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隐匿、销毁、伪造证据或者串供等行为，否则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明确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即可查阅、复制、摘抄案卷材料，解决律师阅卷难问题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
应当指出的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一审草案将律师的阅卷范围从现行的“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修改为“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修正案又进一步修改为“本案的案卷材料”，即本案关于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的所有案卷材料。法律作这样的规定有几方面的考虑：一是案件一旦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意味着侦查活动已经终结，有关证据材料已经被侦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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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在案并加以固定，辩护律师及其他辩护人了解、掌握这些材料对侦查活动已无妨碍；二是在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的职责是对办案机关移送的案件事实、证据、法律以及程序等方面进行客观、全面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对本案提起公诉。让辩护人查阅案件的所有材料，有助于辩护人从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利益的角度发现案件办理存在的问题，提出有事实依据的辩护意见，这对于检察机关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正确的审查决定也是有利的；三是对辩护人阅卷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可以防止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对辩护人阅卷作任意限制，对辩护人的阅卷权也是一种保障。
（五）解决律师调查取证难问题
律协提出，律师调查取证在实践中面临诸多风险，因而大多不愿或者不敢去调查取证。律师对办案机关未提交的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没有法律救济手段。
为了解决公安、检察机关可能发生的对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材料不提交的问题，保障律师有效行使辩护权，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辩护人认为在侦查、审查起诉期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收集的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或者罪轻的证据材料未提交的，有权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调取。”
同时，为了防止错案的发生和更加及时、充分地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对辩护人应当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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