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建立和完善国家行政组织规范，调整和修订政府组织法的内容，依法规范政府组织结构功能。
2. 加强经济行政法规的研究和制定工作，明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府、社会、市场、企业以及公民个人的角色、职责、权利和义务。
3. 尽快完善与《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相配套的法规体系的建设，建立富有效率的行政诉讼制度、行政复议制度、行政处罚听证制度、行政救济制度等，使政府行政行为在法律的程序和轨道上有规则地运行。
4.尽快制定《官员问责法》。通过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将官员问责制的主体、对象、范围、程序、责任追究方式等内容，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提高法律文本的可操作性。
（二）加强官员行政伦理道德建设 1.加强行政伦理立法
行政伦理立法，就是把伦理行为上升为法律行为，使伦理具有与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同等地位的法律效力和作用。在现代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伦理规范被纳入到社会的法律规则体系之中。越是文明发达、法制完善健全的国家中，法律几乎已成了一部伦理规则的汇编。9加强伦理立法，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维护道德的纯洁性，已经成为现代国家共同的发展趋势。诸如美国有《政府道德法》、英国有《文官法典》、加拿大有《利益冲突章程等》。香港也针对公务员的道德行为制订了《公务员良好行为指南》。通过伦理立法，对于国内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必须最终源于法律，为官员面临和解决伦理冲突和伦理困境设定了一些一般性的限制，这种限制是对政治共同体道德最低标准的规范性陈述，也对那些超出由公民设立的权限范围而进行活动的官员实行制裁，所以我国亟需出台一套完整的行政伦理法。
2.加强对官员伦理的社会监督机制
伦理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必须有强制力的威慑和有力的社会监督。所以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不仅要强化内在体制机制建设，还要发挥社会监督力量，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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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才能增强行政组织决策的科学化、制度化和民主化，提高行政行为的透明度和公开度。10
一是要完善群众举报机制。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纪监察机关检举行政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如举报况属实，应给予举报人相应的物质或精神奖励。
二是注重各级信访机关的建设，提高其级别，为更好的协调解决上访事件提供机制保障。
三是不断完善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是群众监督的前提，政府应通过新闻媒体、政府简报、网络专门的信息服务机构等方式向社会发布工作信息，进一步完善听证制度，使群众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管理之中来。11
（三）完善被问责官员引咎辞职制度和救济制度 1.完善我国官员引咎辞职制度
第一，使引咎辞职制度规范化。引咎辞职制度是追究官员责任、完善问责制的一种有效手段。首先，要对主动引咎辞职的高官之“咎”认真核查分析，明确可以提请引咎辞职的官员级别；其次，如果认定官员存在严重失职失误，必须有相应的规范和细节规定，要有一个评价认定标准，明确可以提请引咎辞职的责任级别；最后，对贪图权力的官员，要明确对其启动责令辞职法定程序的责任主体，将责令辞职乃至撤职落到实处。
第二，关注问责制下官员的心理健康。在问责制的压力之下，一些失职的官员意想不到的倒下了。福建省福鼎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原局长翁华铭，由于当地发生“害婴事件”被责令停职检查后在办公单位上吊自杀。据其家属说他之所以自杀是因为社会舆论压力太大。这种官员的非正常死亡不但对政府形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从另一方面折射出他们的自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心理不健康造成的。所以政府官员的心理健康应该引起社会关注，官员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在问责制下更为明显。
第三，注重引咎辞职官员的后置保障问题。引咎辞职所讲的过错行为一般是其间接责任人，何况辞职者也是出于责任心、内疚心主动提出辞职的，所以不应该把辞职者“一棍子打死”，对于官员的过失应理性看待，要给引咎辞职者以工作出路和生活出路。所以我们应建立对于引咎辞职官员的跟踪机制，对其辞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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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丽生.困境与路径选择――论我国公务员行政伦理建设[J].理论探讨,2006(5)。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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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和工作表现保持关注。2003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出台的《四川省党政领导干部引咎辞职暂行办法》中就规定：“对引咎辞职的领导干部，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适当职务，其工资等待遇根据新岗位确定。”12
2.完善我国被问责官员的救济制度
在我国行政救济是指由国家法律规定的、对因违法或不当行政行为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损害以及因合法行为造成损失时进行救济的法律制度的总和。13现金官员问责制在我国尚未形成一整套成熟健全的机制，在对官员的问责中，难免会出现偏差和失误，为了保障官员的合法的、正当的权益，理应建立起一整套健全、完善的被问责官员的权利救济机制。但我国现行的行政救济法规中对受到处分的官员的救济办法尚处于薄弱甚至真空状态。官员问责的客体与现存的行政救济法规的对象存在着较大错位。因此，对于问责失范的救济就显得尤为必要，这也是我国依法行政原则的必然要求。2003年8月开始实施的《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就明确规定了在作出行政问责处理决定前后，赋予行政问责当事人以陈述和申辩的权利。可以说，针对官员问责的救济制度的完善，决定了官员问责作为一种新的行政监督机制能否真正的体现和实现民意，并直接对官员问责的制度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这一环节如果失衡，必将导致我国官员问责在制度化建构过程中陷入新的困境。因此这就需要赋予被问责官员的救济权力，同时对官员在问责过程合法权益给予适当的补偿，尽力确保问责
的相对公平与合理。
六、结 语
实施官员问责制是我国干部制度改革和行政体制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进一步建设和完善我国问责制，顺应了构建责任政府的国际趋势，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对于当前建设责任政府、实现民主政治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我国的官员问责制发展到今天，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且实践证明官员问责制的实施已彰显出了它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责任政府建设中的推动作用。这使我们更有信心将问责制推行到底。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我国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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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2004—05—08。 曾祥瑞：《行政救济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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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责制还只是起步阶段，还未在制度上达到成熟，这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建立完善的官员问责制，需要通过完善的制度及相关的配套建设和环境建设作为保证，以确保行政问责制对权力的约束力，同时还必须使官员问责制具有可操作性。正如著名学者毛寿龙所说的那样:“政府的治道变革，显然不是单方面推进所能够成功的。它是一个自然的逐步思考、行动、成功或者犯错、反思、进一步行动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任何方面的努力，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的治道变革，显然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发展的。”14从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年中对官员问责制的实施成果看，其力度与决心都在不断增强，我们有决心也有信心相信官员问责制的成熟与完善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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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引咎辞职、问责制与治道变革》，《浙江学刊》，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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