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行动，这取决于他们的行为环境与自我两方面力量的交互使用，或称做“对象—自我”的关系。考夫卡在《格式塔心理学原理》中举过一个例子：两个人在路上行走遇到一个暴徒，地理环境相同，而采取了不同的行动。一位是文弱的作家，他通过面相（physiognomy)在心理物理场中出现了一个可畏的对象或有威胁性的行为环境，同时在自我中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懦弱的人，如果抵抗就会吃亏，由于这两种应力的交互作用，产生了负诱发力（negative valence)，于是他出现了回避意向和采取逃走行为。而另一位是个拳师，他则给对方迎头一击，因为在他的心理物理场中，自我是一个魁伟有力的人，其行为环境是遇到了一个不堪一击的小人物和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局面，其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产生正诱发力
（positive valence)，故有上述行为表现。格式塔学派理论家们认为，任何一种环境要引起人的行为反应，都必须通过一种有组织的，通体相关的认知活动。如果能知道一个人如何去领悟世界，也就有助于了解那个人的行为。由于认知被看作是行为的先导与决定因素，所以这个学派把社会心理学的研究重心放在认知活动方面。
二、场论和群体动力学理论
应用格式塔认知理论进行社会心理学（群体心理学）研究并发展了场论、创建群体动力学的著名人物是先在德国后到美国任教的心理学家勒温（K．Lewin,1890—1947）。
图2-1 生活空间模式图
勒温在研究个人行为所由产生的心理事实时，发现人是一个复杂的能量系统，它在外部环境的包围与影响下存在着一个由E（environment，由准物理、准社会和准概念的事实组成的心理环境）和P（person，由需要、欲望与意图等内部个人区域〔即I-P〕和知觉运动区域〔即P-M〕组成的人）构成的个人生活空间（life space of person,简称LSP），这个空间是一个心理动力场
（psychodynamics field)。通常，内部个人区域中的小区之间保持着平衡的紧张状态，如果内外刺激促使某一小区（如饥饿小区）的紧张度提高，平衡状态就会被打破。为了恢复平衡，就会在心理环境中寻求能满足需要的目标，和释放能量发动行为去达到目标。这种目标若能满足需要和减除紧张，就具有正诱发力，引起个体趋向；否则就具有负诱发力，引起拒斥。人的各种行为都是外部环境通过人的自我状态（P）和心理环境（E）两种力量相互作用所构成的心理动力场而发生的。为说明这一现象，勒温采取了一个公式：B=f(P,E)=f（LSP），即行为是环境与人的函数，或说是心理生活空间的函数。勒温还采用了拓扑学的方法对某些纯例的心理动力场的内部关系以图式加以陈述，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有关资料。（［美］勒温著，高觉敷译述：《形势心理学原理》，正中书局，1944；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346页。）勒温把上述公式加以推广来对群体过程进行研究。他把P看成是许多人，把E理解为准社会的心理环境，这样就构成了群体的生活空间。由于群体内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交互作用，群体为满足共同的需要也在寻求与确定各种准社会的目标，于是便会出现各种能量的会聚、冲突、平衡与失衡以及群体行为的趋向和拒斥等现象，即群体的心理动力场。个人在群体中生活，其行为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生活空间（LSP），而且也受群体心理动力场（如人际关系、群体决策、舆论、气氛等）的制约。从1939年起，勒温先后对群体中的动力现象，如领导与群体生活、社会风气与侵犯行为等现象开展实验研究，并把它称之为“群体动力学”（group dynamic)。
群体动力学基于整体比部分重要的观点，认为群体作为一种由内在关系组成的系统，其影响力或作用远大于互不相干的个体。一个已经建立的群体（团体）有共同的社会目标、价值标准，因此会形成一种强有力的纽带把各个成员凝聚在一起，使个体的动机和群体的目标混为一体，所以，引起群体变化而改变个体的观念或行为习惯比直接一个个地去改变个体要容易得多；只要群体价值观没有改变，就很难使个体放弃群体标准来改变原有的主见。勒温及其同事还通过实验，试图既能解决社会问题又能印证其理论。比如，1947年，勒温进行“群体决策与社会改变”的实验：因战时物资缺乏为动员人们少食牛肉多食牛内脏，他把家庭主妇分为六组，前三组采用专家演讲与说服法由个人自愿执行，后三组采用群体讨论，并要求作出执行的决策，使其改变饮食习惯。结果，未组成群体的主妇们只有3%的人发生了行为的改变，而经过群体讨论的主妇们却有32%的人改变了态度与饮食习惯。这说明参与群体的主妇比分散的主妇拥有较大主动性，有较多执行决议的义务感，感受到较大的群体压力，经反复讨论对问题的性质有较多的了解。1940年他在“领导与群体生活的实验”中使三个8岁儿童群体的领导人分别采取民主、专制与放任的领导方式，发现三组的气氛与孩子的侵犯行为的数
量不同；如果把一个孩子从专制型群体转入民主型群体，其攻击行为很快会减少。反之，若把一个孩子从民主型群体转入专制型的群体，其攻击行为也会迅速增多。上述实验不仅说明群体对个体有更大影响力，而且也说明群体内各种力量与因素的互动作用，并决定着群体运作的方式与方向。勒温于1945年在美国马萨诸塞理工学院创建了“群体动力学研究中心”，从而推动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特别是群体心理研究领域的发展。
三、认知相符理论和一致性理论
认知相符理论（cognitive consistence theory)是以认知趋向一致的状态或倾向性来解释个人心理活动和外部行为变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麦圭尔（W．J．McGuire,1960)首先提出认知相符的概念。他在一项实验中提出不少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三段论式命题（如，你相信石油供应不会增加，你认为人们看来不会减少石油的消耗，你会期盼石油不足现象出现），最初被试对三个事件发生概率的判断常与理论上的概率值不相符，如果给予不相符的暗示，过10分钟到7天期间，他们在下次的回答就更接近理论值。麦圭尔认为，人有一种动力倾向性，其信念、观点或态度如果与其他观点或行为有矛盾，只要他意识到，他就会自发地去调整自己原来的观点，去与正常逻辑关系相符。这种认知相符倾向的观点是把人作为理智人的见解。在这一共同思想的基础上，许多社会心理学家展开了大量研究，形成了各自的理论，并统称为认知相符理论。这里包括费斯廷格（L．Festinger,1957)的“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 theory)，海德（F．Heider,1958)和纽科姆（T．Newcomb,1961)的“平衡理论”（balance theory)，海德（F．Heider,1944）和凯利（H．Kelley,1967)等人提出并发展起来的“归因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它们在本书有关章内均有专门而详细的阐述，这里仅就其中的两个未提到的理论──“一致性理论”和“认知—感情相符理论”作一简要介绍。
“一致性理论”（congruity theory)或称和谐理论，是探讨与预测人在接受新信息后为保持内部一致性而调整原有态度的一种理论，其提出者为奥斯古德和坦南鲍姆（C．E．Osgood & P．H．Tannenbaum,1955)〔C．E．Osgood &
P．H．Tannenbaum(1955)．The principle of congncity in the prediction of attitude change．Psychological Review,62．〕。这个理论认为，人对周围各种人和事物由于不同评价而有相同或相异的态度。这些态度之间可以是互不相干而独立的（比如，我敬佩我的老师和我喜欢打扮），但如果态度对象中的一方发出有关另一方的信息（如老师表示赞成或反对打扮），前者成为信息源，后者成为信息对象，两者以及有关两者的态度之间就有了关联。如果人对两件事都持有肯定的态度（正向关系），而信息源发出的信息表明它和信息对象之间也存在肯
定关系，两者完全一致，人会感到愉快，就无须改变原态度；假如信息表明它们之间存在否定关系（如老师反对打扮，即负向关系），这时信息所表达的关系和人的原态度的情况存在不一致，人就会体验到冲突、不安或不快。为达到心理上的一致与和谐，人便会从内部产生动力驱使他去调整对两件事的态度，或把对后者的肯定（我喜欢打扮）转为否定（我不再喜欢打扮），或把对前者的肯定（我敬佩老师）转为否定（我不再敬佩老师），或者不作方向上的改变而仅仅降低程度。同样，人如果对两件事持有不同的态度，肯定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信息源发出的信息表明它们之间却存在正向关系（如老师赞成打扮），这种不一致同样也会使人感到不愉快。为在心理上达成一致，人的内部动力也会去促使原态度发生改变，或肯定后者，或否定前者。人在调整自己的态度过程是迅速完成的，自己并不明确意识到。这种调整的结果，不仅取决于三种变量因素（即个人对信息源的态度，个人对信息对象的态度，以及对信息源关于信息对象所作断言的态度）的方向（肯定或否定），而且也涉及它们的强度。一致性理论假定，在调整中各个因素都可能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总量与其相对的强度成反比。因此在调整时，虽然各种评价都有所改变，但一般不会去改变评价最强的因素。比如，一个人是时装迷，她仅仅道听途说地知道新老师是个有学问的人，因而有点喜欢，现在听到这个新老师反对打扮的评论，她可能不会改变对打扮的态度，而变得不大喜欢这位新老师。一致性理论和平衡理论在观点上是相同的，但它在态度方向上加上强度变量，并自编“态度语义分化量表”（见本书第六章第四节“态度的测查”。），制定态度调整预测公式及从事验证理论假设的研究，则是一种可喜的进展。
“认知—感情相符理论”（theory of cognitive-affective consistency)是一种关于人们总是试图使其认知与其感情相符的论说。俗话说“知之深、爱之切”，有关信息决定我们的情感，这个观念是千真万确的。假如我们知道一个医生坐过牢和谋杀过许多他的对手，我们就不会喜欢他。但反过来也一样，有时我们对事物偏爱的感情也会影响着我们对事情真相的相信、“知识”和深信不疑。罗森伯格（M．J．Rosenberg,1960)，关于人对态度对象在感情上发生变化也会引起认知上的变化，提供了一项引人注目的论证。研究者先从白人被试那里获知他们对黑人、对种族隔离以及对黑人与白人关系方面全部问题的态度的综合陈述，而后对他们进行催眠，并告诉他们对黑人进入他们社区已有和先前情况相反的态度（假如被试先前是强烈反对不同种族在同一社区合居的，那么告诉他现在对合居有好感。如果先前是赞成合居的，则告以现在对合居很反感）。这就是说研究者在催眠中改变了被试对种族合居的感情。重要的是，在催眠中改变其感情时没有提供某些新的认知或去改变其旧有的认知，但被试在从催眠失神和暗示他现有对黑白人合居的态度中醒悟过来后，发现被试有关合居的认知紧随催眠中发生的感情而产生戏剧性的变化。例如，在询问中，先前曾反对合居的被试，开始相信合居对于消除种族不平等是必需的，对于维持种族和谐是必需的，认为这是唯一该去实施的公平合理的事，等等。这种分叉性的改变都是倾向于去减少不平衡，这种不平衡是由于诱使感情变化而造成与原认知不相符合而产生的。正如认知相符理论预言，一旦感情发生变化，减少不相符的压力就会导致各种认知上的变化。
社会心理学中的认知派理论主要是探讨认知活动或过程及其在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中作用的一种学说，它极少涉及其他心理因素（如情感、意向和动机），而“认知—感情相符理论”超越了上述界限，并采取巧妙的实验设计来获得证据，不能不说是一种突破和进展。
第三节 精神分析学派的社会心理观及其新理论
一、精神分析理论
精神分析理论（psychoanalytic theory)是由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创始并由其追随者阿德勒（A．Adler,1870—1937）和荣格（C．G．Jung，1875—1961）等的推动而形成的。这个理论最初是在精神病治疗中为分析病态行为的内部心理机制而建立起来的。其早期理论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动机，都和性本能冲动有关；性的后面是一种叫“里比多”的性潜力，它常驱使人去追求快感，因此人在婴儿期是服从快乐原则的。本能欲望常不为社会习俗、习惯、道德、法律所相容，因此必须去适应现实，服从现实原则。当欲望与规范发生冲突，前者常被压抑（suppress)而成为被遗忘的“无意识”
（unconscious)或称潜意识（subconscious)，潜伏在深层中。它不能通过记忆被召唤到意识中来，表现出抵抗（resistence)，有时往往以梦的伪装形式再现，但它仍对人发生影响，如表现为变态或失常行为。意识是人类理智的作用，它寻求满足本能欲望冲动的途径，并调节无意识欲望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使人产生正常人所具有的行为。
到1920年后，弗洛伊德提出一些修正的观点，称做后期理论。它认为：人有指向生命的生长和增进的性本能和自我本能，即生存本能（life instincts)，同时也有表现为求杀欲望的死亡本能（death instincts)，当它向外表现时成为破坏、损害、征服等侵犯倾向，当这种侵犯受到挫折时，就表现为一种向内的自我谴责、自我惩罚及自杀等自毁倾向。此外，他还提出人格结构的理论。他认为，人格是由本我（id)、自我（ego)和超我（superego)三部分组成。本我或称伊特是由肉体提供能量并库存在无意识中的先天的本能、基本欲望构成，它们不断发出冲动要求得到满足。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自我，即通过与感知觉等心理活动有关的意识，与外部世界发生联系去找到对象物。自我是意识的重要部分，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它不仅使人知道自己具有认识现实并依据现实通过活动去满足欲望的能力，而且也为了使个体更好地适应现实生活大力地去对本我进行控制与压抑。随着儿童的成长，就会出现超我。超我是“道德化了的自我”，它包括“良心”和“自我理想”两部分。自我理想是习俗要求与社会规范教育的产物，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