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研究的实证与非实证：从对立走向互
补
付雅慧
2013-1-25 10:33:31 来源：《情报资料工作》2012年05期
【英文标题】Empirical and Non-empirical Researches in Library Science: From Opposition to Complementarity
【作者简介】付雅慧，女，1977年生，黑龙江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哈尔滨 150080
【内容提要】 文章针对图书馆学实证研究本身存在的局限性，分析了过度推崇实证研究将导致的三个方面的弊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以形式合理性代替实质合理性；以科学思维排斥人文思维。作者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应从方法一元论走向方法多元论，从方法专制走向方法民主。
Due to the limitations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at promoting the empirical approach excessively would easily lead to three aspects of drawbacks. The first drawback is that factual judgments are separated from value judgments; the second is that substantive rationality is replaced by formal rationality; the third is that scientific thinking is esteemed extremely with the rejection of humanistic thinking. There is no need to discuss which is better between the empirical and the non-empirical approach.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hift research methods from monism to pluralism, from despotism to
democracy.
【关 键 词】图书馆学研究/研究方法/实证研究/非实证研究/方法多元论library science research/research method/empirical research/non-empirical research/methods pluralism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国图书馆学界，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缺失实证研究。于是，“弘扬实证研究”的呼声骤然响起，应用实证研究方法的成果陡然增多。与此同时，人们对非实证研究的责难和不屑之声也不绝于耳。那么，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实证方法与非实证方法之间，是否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两者之间是否应该互补共存？本文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1 崇尚实证：中国图书馆学的新潮流
实证研究原是自然科学常用的研究方法，经实证主义哲学家们的倡导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它“主张用自然科学法则研究社会现象”，追求对社会现象的研究达到客观化、精细化和准确化的目标。具体而言，实证研究方法是通过对研究对象的实验、调查，获得关于研究对象的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统计分析的结果来验证理论假设、描述研究对象的现状、探究研究对象的内在规律。实证研究方法根植于实证主义认识论，这种认识论认为：外部世界是一个客观存在，研究者须站在研究对象之外，以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观察和描述研究对象。
在图书馆学领域，成立于1928年的芝加哥大学图书馆学院曾在20世纪30～50年代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方法，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由此，实证研
究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的应用长盛不衰。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图书馆学研究长期缺失实证研究的传统，而经验总结和思辨研究方法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不过，历史的时钟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缺失实证研究的局面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越来越多的人提倡并从事实证研究，现已呈现出一股“实证研究热”。据统计，2000-2010年间，国内图书馆学界发表实证研究论文109篇，而且从2008年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中实证研究类课题数量大幅增多[2]。这表明，实证研究方法已经得到了中国图书馆学界的广泛认同。
认同并推广实证研究方法，这本无可厚非。尤其是以实践性、应用性为显著特征的图书馆学，在其研究中提倡和贯穿实证精神，广泛应用实证研究方法，有利于增强其科学性与规范性，所以实证研究方法应该得到提倡和弘扬。但是，我们又发现，一些提倡图书馆学实证研究的人在提倡实证研究的同时贬斥非实证研究方法，言语中渗透出只有依靠实证研究方法才能改变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落后局面的“实证至上论”倾向。如有人批评我国图书馆学研究长期处于“感悟性研究”状态，认为“当今图书馆学界的大部分研究，往往带有非常明显或浓厚的主观感悟色彩，普遍缺乏规范性和科学性。大多数文章，仅限于空泛的议论??整体流于低水平重复和徘徊的状态”，动辄“发宣言、展共识、谈精神、说理念??一厢情愿地时尚空谈”，图书馆学“日渐成为自拉自唱的‘自恋’之学”[3-4]；我国图书馆学长期无法“融入学术主流”的原因就在于缺乏实证研究，因此只有加强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才能“提升图书馆学在现代学术之林的地位”[1]；未经“选题—检索—研究—结果”这一研究程序所产生的所谓“成果”都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伪果”[5]。与此同时，一些人把提升图书馆学学科地位的希望寄托于实证研究，认为“要想真正解决当今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切实发展我们的事业，掌握真实的情况，了解准确的消息，除规范化的实证研究之外，别无他途”[3]。
实证方法倡导者们的上述言论，至少传递出三方面的意义：一是“过去时光的惨淡”，即以往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大都属于“空泛议论”，即使是曾经产生过“热门效应”的图书馆宣言、图书馆精神、图书馆理念等研究，也都属于“感悟性研究”，缺乏理性、缺乏客观性，更缺乏科学性与规范性，致使图书馆学长期不能融入学术主流，学科地位低下；二是“告别过去，迎接新救主”，即告别过去不符合学术规范的研究范式，而去迎接实证研究这一新救主，亦即迎接“一个全面系统地开展实证研究的新时代”[5]，因为实证研究能够反映“真实的现实，是有实证数据支撑的，是可靠的，是能够使大家知其所以然的”[3]，因而能够为当今的图书馆学研究摆脱“学术困境”指明方法路径；三是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的“全面回归”，亦即主张用客观、公正、中立的职业价值观和严格按规范程序进行的实证研究方法来建立实证图书馆学（Evidence-based
Librarianship），这也就意味着实证主义认识论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从此结束非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主导地位。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正在成为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主流方法，崇尚实证研究的人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成果也越来越多。崇尚实证，已成为一种新时尚、新潮流，这意味着非实证研究将逐渐丧失昔日的辉煌而走向边缘化。面对这种过度推崇实证方法的潮流，我们有没有必要进行反思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2 图书馆学研究过度推崇实证方法的弊端
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研究方法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端：容易导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容易导致以形式合理性代替实质合理性的偏颇；容易产生以科学思维排斥人文思维的单向思维模式。
2.1 容易导致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分离
简单地说，实证方式主要有两类：一是经验实证，二是逻辑实证。经验实证主要根据观察或调查到的事实来证明某种假设，目前国内图书馆学界的大部分实证研究就属于经验实证范畴。逻辑实证则借用语义逻辑或数学逻辑来证明某种原理或假设，国内叶鹰先生的“抽象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研究就属于逻辑实证范畴。
实证方法的应用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理论前提：一是所研究的问题应具有因果规律性，即具有因果一致性的内在联系；二是研究方法与规则是统一的，即研究必须具有规范性。也就是说，实证研究方法主要适用于具有严格因果关系且可以进行逻辑归纳的事实判断领域。因此，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那些具有因果关系的现象是完全可以用实证方法去客观描述。但是，与价值判断有密切联系的一些问题就不宜或无法用实证方法进行准确论证，因为价值判断的问题不具有严格的因果规律性，不宜或无法用统一的规则来强行论证。如图书馆立法的目的问题、提供平等服务的合理性问题、图书馆职业道德的合理性证明问题、为弱势群体提供特别服务的合理性证明问题、图书馆制度（包括宏观与微观制度）的合理性证明问题、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问题、对图书馆历史事件或人物的评价问题等等，就不宜或无法完全用实证方法去客观、准确地论证。
毋庸置疑，实证研究有其优点，但也有其弱点。这个弱点主要表现在它无法解决价值选择问题，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无法避开价值选择问题的。文德尔班指出，“自然科学探究自然界的齐一性，目的是要形成具有客观普遍性的事实判断和定律，社会科学则以价值为对象”[6]。显然，在图书馆学研究中以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