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缺失方法民主。允许和提倡多种研究方法的和谐共存，就是方法民主的表现，而方法民主又是学术民主的重要表现。以一种研究方法鄙视或排斥另一种研究方法的方法专制，实质上是以自己的意志否定他人意志的狭隘欲望的表现。其实，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中，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之间决不存在高低贵贱或孰优孰劣之分，每一个研究者个体既有使用实证方法的自由权利，也有不使用实证方法的自由权利。那些未使用实证方法的研究者及其研究成果，不能只是因为未使用实证方法而受到鄙视或否定。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野而言，实证方法无法突破工具理性的限度，因而难以阐明涉及价值理性的问题，而我们知道，在图书馆学研究领域中恰恰存在着许多需要用价值理性思考的问题。图书馆学研究中可使用的各种研究方法，只是研究者依据所阐述的知识类型和研究目的而有待选择的工具。所以，研究方法之间只存在适用与不适用的问题，而不存在天然的孰优孰劣问题。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方法而鄙视非实证方法，正是人为地强行区分孰优孰劣的非民主表现。
第二，缺失批判意识。崇尚实证方法的人们往往只看到研究过程与结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殊不知，在追求客观性与准确性的过程中往往难免丢失一些可能更为重要的东西，其表现如缺失价值理性、缺失批判意识等。本文只谈缺失批判意识的问题。实证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自然科学通过实验室观察、抽象得到的事实才是纯正、科学的事实。这种“唯事实论”，其实只看到了现象逻辑而未看到现象背后隐藏的更“真实”的逻辑。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就看到了这种更“真实”的逻辑。他认为，在现代社会，实证逻辑以尊重事实的名义为统治逻辑辩护，其“思维的逻辑依然是统治的逻辑”[13]，因为实证研究所依据的“形式逻辑所蕴涵的形式化、抽象化和数学化的倾向，它对外部世界，尤其是社会生活所采取的中性的态度，它对抽象的思想秩序和法则的维护，它对现实矛盾性的排除，都使它缺少对实在本身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14]。马尔
库塞称现代社会中缺失批判和否定意识的人为“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那么，在图书馆学研究中，过度推崇实证研究是否容易导致缺失批判意识的弊端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图书馆学实证论者们有一个基本信念，就是“证据是基础，证据决定着研究，这就是实证研究的关键”[5]。意思是说，证据就是事实，证据保证研究的客观性与准确性。然而，证据不等于事实，更不等于真实，因为证据是通过观察现状得来的，而“观察渗透着理论”，“现状充满着假象”，所以以证据为基础的研究，其结论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客观性与准确性。正因为实证研究以证据为“马首是瞻”，极易陷入“现实就是合理”的逻辑误区，“缺少对实在本身进行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图书馆学实证论者们贬斥非实证研究，其思想方法难免掉入“武器的批判代替了批判的武器”的逻辑陷阱，其结果必然难免导致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中的批判意识的缺失。
笔者作出上述论证的意图在于：在图书馆学研究方法问题上，方法一元和方法专制都不可取，应该在方法多元和方法民主的思想指导下，使实证方法和非实证方法之间实现互补相安的共存共荣局面。
4 结语
“一个世界多种声音”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当图书馆学界的人们大力倡导实证研究，恨不得让实证研究“一统天下”时，自然难免遭遇反对的声音。如已经有人指出，“缺乏理论的实证研究，对数据的描述多，对规律的总结少，也就是说我们的实证研究大多仅仅停留在对原始数据的统计及总结上，而未能对变量尤其是多重变量之间的关系做出有力的解释；对事实的叙述多，对事物的抽象少，我们的实证研究对事物的解释也往往采用的是用现实描述现实的形式，而不对研究事物进行认识层面的理论抽象。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实证研究不能深入研究对象
的抽象层面，总停留于事物的表面，热衷于描述事物表面的联系，没有解释力和预测力”[15]。无论这种反对理由是否成立，有一个原则我们必须遵循：无论反对者的观点可否接受，都要给反对者以说话的权利。对此，波普尔（Karl Popper）说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以启示：“我认为我是正确的，但我可能是错的，而你可能是正确的，不管怎样，让我们进行讨论吧，因为这样比各自仅仅坚持自己认为自己正确可能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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