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制度上的设计加强对地方政府监督和控制。
现行条块关系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对地方政府监督和控制的作用。中央政府难以有效监督为数众多的地方政府，但若放松监督，地方政府又常常不能正确行使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尽量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通过自上而下的条条系统制约地方政府。机构设臵中的上下对口和双重领导，使得整个政治体制很容易被统一地组织起来，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通过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设臵与中央各部委相对应的部门，把表面上统一的地方政府通过几十根条条切开。每一个条条都是约束地方政府自行其是的有力绳索。诚然，地方政府会全力与中央各部门争夺对地方职能部门的控制权，并且在许多方面已经得手。但是，一般来讲，由于中央各部门控制着一些特殊的权力，使得地方职能部门也需要服从中央对口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各个层级地方政府的职能部门在纵的方面，受上级职能部门的领导或业务指导，可以保证条条的行动统一。与多数国家块块实，条条虚的情况不同，中国的条条和块块。都掌握中央精神，都分别通过自己的领导系统把这种中央精神传达、贯彻到地方和基层。在其他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纵向的条条将横向排列的块块分割开，有力地遏制了地方主义的产生。这一监督与制约机制或许不理想，条条与块块之间在运作中难免会产生大量的矛盾和纠葛，但毕竟起到了对地方政府监督的作用。
2.块块监督条条
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督机制，地方政府会滥用权力，上级职能部门和垂直管理的条条同样也会犯错误。在中国，条条负责人除了要接受同级党政负责人的行政和人事监督、司法机关的司法监督和社会与媒体的监督外，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地方政府的监督。地方政府对条条的监督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双重领导，以条为主的职能部门的监督。这类职能部门虽然在人事和业务上以上级条条领导为主，但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发言权。比如，地方政府可以就这类干部的任免同上级进行磋商，充分表达地方的意见，甚至否决自己不喜欢的人选。
第二、对上级职能部门的监督。这种监督方式是间接的，在实践中也没有固定的途径，往往是因人、因时、因事而定。上级职能部门的决策未必一定会符合地方的实际。即使符合实际、正确的决策也可能会与地方政府的做法相冲突。地方政府对上级职能部门不满时，可以通过上级人大对上级职能部门进行质询。然而，通常的做法是双方负责人私下沟通和交流。沟通不成，地方政府常常寻求上级政府主要负责人的支持，特别是与本地有比较密切关系的领导，他们的表态和支持，使地方政府能有效抵制上级职能部门的影响。
第三、地方政府有权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中央部委不恰当的命令。为了避免中央部委不符合地方实际的命令主义，中央政府赋予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中央部门发出的不合实际的、主观主义的命令和指示的权力。这种权力有时是明确授予的，有的
则是默许的。
（二）弹性机制
中国政府是刚性体制和弹性机制的有机结合。所谓刚性体制，是指各种要素绷的过紧，在结构分化、功能特殊化等方面做的相对不够。从横向上看，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党与政府以及政府内部诸多领域和政治结构之间没有经过长期分化和分离的过程。政治体系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党政一体化、议行一体化、政经一体化、政法一体化和政社一体化。从纵向上看，各级政府在职责上没有明确的分工。中央政府是地方政府权力的最终来源，地方政府能行使多少权力由中央决定。
任何制度都需要具有自我调整的机制，只是调整的力度和效能不同。刚性体制之所以能存在这么久，肯定存在其内在的调整机制；要有一个或若干个缓解压力的弹性机制与之相配合，对过于刚性的方面和环节进行调节。在现实政治生态下，中国独有的双重领导模式事实上充当了政府间关系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弹性机制。这一模式是一种相对灵活的政制架构和政制策略，起到了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之间达成一种有利于全国整体利益的平衡的作用；增强了政治体系自我调整和自我发展的能力；通过发挥弹性作用维护了刚性体制内核的存在。刚柔并济使中国政治体制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尽管中央集权非常必要，但过度的集权可能会导致自我拆台的地步。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必须很好地结合，既要有
必要的集权，又要适当的分权，不能只顾一头。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个问题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就像是老鼠见了猫一样，像魂都吓跑了许多事情不敢说。要解决好猫与老鼠的关系，就应当解决好中央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但是有效的中央集权怎样与适当的地方权力相结合呢？以毛的观点，这个问题与纵向的双重领导有不解之缘。
统一领导是不可动摇的原则，从未发生过变化。但是，在多级管理的方式和内容上可以容许改变和调整，甚至是比较大的变化。选择和实行双重领导模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全国的领导和控制，维护国家统一和中央权威。至于调动地方积极性则主要是靠集权或分权，收权或放权的局部调整来解决。为了调动体制的活力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中央政府就把条条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和资源下放给地方政府；而放权之后，地方势力的崛起又会对中央政府的权威形成挑战。结果，分权之后常常伴随着条条再集权。条条和块块充当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权力上下变换的通道。1958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问毛泽东：阁下治理国家很有经验，你的经验是什么？毛泽东的回答是：我没有什么经验，就是中央集权多了，我就下放一点；地方分权多了，我就收上来一点。这种权力的收放循环，虽然不利于政府间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但是，在政府间纵向关系紧张时，可以发挥调节冲突、缓解压力的功能。毛泽东的回答实际上间接地指明了这一点。这也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虽然是刚
性体制，但权力行使方式灵活多样。所以应变能力强，遇到危机可以自我调整。
（三）信息传输
信息是决策的基础和政府的神经。信息传输贯穿于意见表达、意见综合、决策以及施政等政府过程的各个环节。掌握大量准确的信息，是中央政府科学决策的基础。在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任免升迁掌握在上级党政负责人手中。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地方政府经常向上汇报虚假信息，封锁与垄断会导致上级不满的信息，尤其是在一票否决的事项上更是如此。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中央政府就不能单纯依靠地方党政机关承担信息搜集、加工和汇报的任务。
建国后，在信息传输机制的建设上，中央政府在继承传统由地方政府逐级上报信息做法的同时，又创造了新的机制。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上下对口的条条系统承担信息收集和传输的功能。地方政府的大多数职能部门，不仅要对同级政府负责，而且要向上级对口的职能部门汇报工作和传输信息。对同级政府负责是西方大多数国家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普遍做法。然而，向上级条条汇报传输信息却是中国的政治特色。这种做法，可以使中央政府和中央部委尽可能多和快地掌握全国各方面的信息。惯例是，各地方出了什么问题，按相应对口的部门逐级上报。事情的轻重缓急不同，信息传输的效率要求也不同。一些重要信息，会在很短的时间内汇集到中央部委，再由中央部委上报给分管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