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发上扎着红色头绳，在晚霞中拖着长裙一路飞奔去找父亲。她还是正值豆蔻年华，她的生活没有战争，她也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她美丽活泼，天真烂漫，但同时因家庭的富庶，父亲的呵护使得她变得骄傲、任性、肆无忌惮。
影片所表现的战争中的郝思嘉勇于承担、坚毅。作品中郝思嘉侥幸逃出亚特兰大那一场大火，当她筋疲力尽回到她原以为是安全而又温暖的港湾塔拉时，面对的是一片惨景：能干的父亲痴了，作为精神支柱的母亲死了，昔日那么富足的塔拉竟无东西可吃。在小说中，郝思嘉喝了威士忌，一连串的打击、疲劳和酒力让这个女人昏然而睡。第二天她独自一人到十二棵橡树庄园找食物，可是到处都是废墟。而电影《乱世佳人》却是这样处理的：当郝思嘉知道父亲生病，母亲去世，塔拉一贫如洗后，艰难地走到塔拉的地里，两手急切地拨开土，找到一个萝卜，来不及擦干净上面的泥土，便急不可待地吃起来。吃着带泥的萝卜，想着自己眼前处境，忍不住扑倒在地失声痛哭。然后她慢慢地站起身来，身子略向前倾，散乱的头发从额旁披散下来，然后右拳紧握，慢慢地、倔强地升向胸前，昂扬地面对未来，人物造型得以定格，然后镜头慢慢地由近推远。向观众展现的这一人物造型具有多方面深刻的含义：披散凌乱的头发表明她正处于逆境之中；前倾微屈的身躯表明她遭受了重重的打击；而紧握的拳头则表明她要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斗争；站在塔拉的土地上，表明她的抗争将从脚下的土地上做起。随着摄像机对人物形象慢慢推远的艺术处理，给观众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
（三） 侧重点由“战争”到“爱情”的变化
《乱世佳人》因为导演维克多·弗莱明的精心制作使得观众对主人公郝思嘉的爱情故事有了很深的关注，从而让作品本身的战争主题就成了辅助。因为小说与电影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媒体，这两种媒体对观众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无论是用具有视觉造型性的画面去讲故事，还是声音和画面的结合，时间和空间的结合，都离不开镜头组接起来的原理，这就是蒙太奇。普多夫金就十分主张运用蒙太奇“对素材进行严格选择”。他说：“那就是要删去现实中必然带有的、但只能起过场作用的无意义的素材，而只保留那些能表现出戏剧高潮的极富戏剧性的素材。电影创作的基本方法----蒙太奇的重要意义，就在于这种去粗取精的可能性”[6]，这样我们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无非就是增减改了，《乱世佳人》将百余万字的长篇小说融入到一部电影，即使电影的时长达到近四个小时，情节发展需要多么紧凑，导演只能将那些小人物的不起眼的琐碎生活尽量省略，这就让观众会觉得整个作品不够丰满，电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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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够完全将原著的主题和思想表达出来。这种感觉如果有，也只能是以前读过原著再观看影片的人才会有的。
“一部优秀的小说不会只局限于讲故事，它必然会涉及某些重大的问题，而故事只是作家表达思想的途径。在小说中，故事是为主题服务的。虽然说优秀的影片也有鲜明的主题，主题却是为故事服务的”[7]，因此《飘》改编成电影，不仅是将小说的内容再现给观众，而且也要根据独特的电影改编法则以及当时的时代文化背景给出相应的转化，以便观众能够很清晰的去了解作品。
作品详细地给读者将战争场面和战争带给一些人的积极向上的行为做了描述，让读者在读的过程中，对美国南北战争有一个清楚的了解，也对战争带给人们的改变有了深刻的理解,但是电影《乱世佳人》却没有那么有深度了，将作品的主题浅化到无人关注，从很多方面又将郝思嘉的爱情故事从头至尾做了详细的展示。一开始郝思嘉对艾希礼的爱慕，还有众多男士对郝思嘉的顺从和仰慕，到后来艾希礼的婚姻让郝思嘉的人生有了一个大的改变，她草草嫁给了一个并不喜欢的替代品查理，可怜的查理牺牲在了前线，郝思嘉又在瑞德的挑逗下在守丧不到的日子里开始潇洒的生活。再后来，战争的失败让郝思嘉因为对家园、土地的保护欲又让其饶有心智的和妹夫结成恶缘，破坏了妹妹的幸福，成就了自己后来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独占一席。郝思嘉的爱情也是以其和白瑞德的婚姻做了终结，瑞德深爱着郝思嘉，等着她意识到自己的重要，可是郝思嘉好像把这些瑞德给他的好当成理所应当，在艾希礼的妻子快要死去的时候，郝思嘉抱住艾希礼以给他心里的安慰，可白瑞德就此离开，再也没有回头。这一系列的人物之间的负责关系从而将郝思嘉的爱情表现的淋漓尽致了，但是作品所描绘的许多战争场景以及人们对战争的恐惧都随之被淡化了。
二、 电影对小说人物形象的成功再塑造
一般来说，“文学作品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要塑造出典型的人物形象；二是要真实地描写人物所生活的典型环境”。[8] 然而在文学作品中，作者能够主观地创作故事。“相同的故事，不同的叙述角度、不同的叙述方式、不同的语气会产生不同的故事效果以及不同的人物形成。”[9]和小说《飘》一样，电影《乱世佳人》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除主角郝思嘉外，还有躯体到了新时代而思想停留在旧时代的艾希礼，重礼教、善良、乐观、本分、坚强的梅利，趁着战争大发横财的白瑞德。《飘》的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它给人们展示的战争、爱情、亲情、友谊、暴力以及主人公郝思嘉积极向上的精神等，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的迷人世界。电影的改编者在基于原著的基础上，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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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利用电影综合艺术的特点，集中了《飘》最精华的内容，人物形象具体鲜明，从而使《乱世佳人》大获成功，成为电影史上最优秀的影片之一。
（一） 电影通过肢体语言丰富人物形象
虽然郝思嘉是本剧中形象最丰满的人物，然而还有很多的人物从反面去衬托主人公，例如瑞德、梅利、艾希礼，还有郝思嘉的父母及随从嬷嬷等人物。
影视剧是反映生活的。而大千世界均在既定的时间与空间的涵盖包容之中。恩格斯论此道：“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好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10]现实生活固然均按既定的自然时空规范进展，而观众通过观赏影视剧作所要知道、所要欣赏的生活内容却绝不能是客观时空原封不动的照搬。电影和小说，中间存在很大的删减，而正是这些删减，让观众误解了原味。“在影视作品中环境往往体现为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包括主人公以及围绕着他的各种人物。”[11]在电影中，不可能有太多的侧面描写，但却把郝思嘉，瑞德，艾希礼等人在恰当的时间和情节中紧促的联系起来，更突出人物性格之分，简洁明了，恰恰在小说中需要经过反复的侧面描写，还有故事情节的推动，这都是达不到的。譬如在郝思嘉向看守所里的瑞德借钱的时候，小说中瑞德要抵押品，郝思嘉说有耳坠，又有陶乐，而瑞德很不感兴趣地问道：“你有其他可做抵押的吗？”郝思嘉急切的回答道“我??我还有我自己”，如此一来，郝思嘉那种为了金钱不惜一切的个性昭然若揭。但是影片中却被郝思嘉的一句“你还要我吗”一笔带过，如此一来让观者感觉到的是她穷途末路时的娇小和柔弱，观者对郝思嘉的态度无疑是加分的，而对瑞德是减分的。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所以也使得电影对郝思嘉的缺点做了庇护，让其形象就更加令观众能接受甚至佩服。
电影中白瑞德这个角色也是令人难忘的。电影对白瑞德的塑造主要是通过他嘲讽而又机警的语言，例如电影中当郝思嘉发现他偷听了自己向卫希礼的表白时，郝思嘉愤怒地说：“先生，你不是绅士”,而他则机警地回答道：“而你也非淑女”。加上他略微上扬的嘴角似乎也在嘲讽自己所爱上的正是“非淑女”的郝思嘉。和白瑞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卫希礼。艾希礼身上有着南方奴隶主文明的全部遗产：虚伪、怯懦，一个在棉田里长大的标准“骑士”。电影对卫希礼的塑造则主要是通过他说话时的眼神。例如他在听取郝思嘉的告白时，在与郝思嘉谈论战争时，在战后与郝思嘉重建家园时??当他面对现实时，他总会无意识地看向远处，而眼神中的无奈表现出他不愿面对现实的懦弱。同样，电影对梅利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她说话时温柔的语气和眼神中时时流露出的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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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电影中与郝思嘉形成鲜明的对比，与郝思嘉灵动的眼神相比，她的眼神总是温婉而冷静，处处透露着端庄。
（二） 利用电影艺术优势突显郝思嘉新女性形象
“电影是一门艺术，电影借助声、光、色、影、形的手段比小说更富有形象感，在表现场面的真切，人物行动的逼真，甚至对人物心理的探索、人物情绪的渲染，电影都有其独到之处。”[12]电影《乱世佳人》正是借助电影所具有的艺术优势对小说《飘》中的人物进行了成功塑造。小说中的郝思嘉胆大自私，为了得到真爱她怂恿艾希礼和她私奔，在遭到拒绝之后郝思嘉因为羞辱、因为没有得到最爱的人的那颗心而恼羞成怒，小说如是描写：“他向她伸出手去，可就在他这么做时，她却用尽全力甩了他一巴掌。啪地一声，在这平静的房间里就像鞭子的声音一样。突然间，她的愤怒消失了，心里只有孤寂和凄凉。”这一神态描写让读者更多的是感觉到郝思嘉在那种情况下的愤怒，其实不然，电影中这一情节的描写导演让演技非常卓越的演员去用一个巴掌和一个打完之后的无奈和后悔的眼神、神态去演绎，这让观众很快的就能看的郝思嘉其实在心底还是爱着艾希礼的，虽然打了还是有想要和好的愿望，郝思嘉的那种自私又骄傲的性格就更加明晰了。
美国内战骤然间让郝思嘉从原本安逸的生活中变得一无所有，“黑奴们逃散了，田地荒芜了，仓房全毁了，塔拉像一个人的躯体在她眼皮底下流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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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郝思嘉坚强的性格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形成的。卫希礼说她“你一个人
抗了三四个男人才能抗的重担”，同时她也是很有责任感的一个女性，在回到破败的塔拉之后，面对母亲的不幸、父亲的智残、还有全家上下的饥饿，她在那片红土地上起誓：“凭上帝作证,凭上帝作证,北方佬是征服不了我的。我要闯过这一难关，以后就不会再挨饿了。不，我家里的人谁也不会挨饿了。即使我被迫去偷,去杀人——凭上帝作证,我也绝不会再挨饿了!”[14] 这部分不仅诠释出郝思嘉伟大的坚强女性形象，而且也在影片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更能推动剧情的发展。
小说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表现，电影则是通过视听形象来表现。电影简洁，相比小说而言，更加清楚，更加明了地刻画出复杂又夹杂简单的郝思嘉形象。剧情深入浅出，更加体现出社会在发展，一切不合理的将在时代的演变中被逐渐改正，也是积极向上的一面。郝思嘉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女性还处于比较保守封建的一个阶段，郝思嘉却勇于打破陈规，在新兴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自我，加入到男人的生活方式中去。“一个女人经商，并且和曾经与南方打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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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佬做起生意来了，而且也能像男人一样赚钱，这在亚特兰大是前所未有的。她的所作所为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15]她独立勇敢而又坚不可摧的女性新形象无不为后来的读者、观众以深刻的印象。电影的结尾“毕竟，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让我们感受的到郝思嘉的体内也是有一个“打不倒的小强”！
三、 电影对小说部分主体的淡化
任何一部由小说改编而来的电影，其阅读与观赏的时间完全无法进行比较。对于这部《乱世佳人》影视作品，最多四小时便可以欣赏完。而对于《飘》这部长篇小说，阅读所花费的时间远远多于影视欣赏的时间。通常而言，读者对于作品的阅读，往往是抓住文章的主题，循序渐进，慢慢体味，逐渐明了。但是，对于一部影视作品，人们往往无法清晰地把握其主题，只是一味的跟着情节进行。其实，每一部影视作品往往都会突出某一条主线，从而淡化了其真正的主题。在《乱世佳人》这部影片中也有淡化的体现。
不可否认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电影《乱世佳人》流露出对旧时生活的眷恋之情，确实有否定南北战争的历史意义，从而有美化蓄奴制及其相应生活方式的问题。但是，实际上，影片从一开始就突出了其主线，从侧面上开始将其主题淡化，给人一种复杂的情感体验。
（一） “明天意识”的淡化
小说中的“明天意识”是一直激励郝思嘉前进的精神支柱，郝思嘉每当遇到自己无法解决的棘手问题时，就会用她那万应灵丹式的口诀自我安慰“明天再想吧，明天我就能承受这些了，因为明天又是另外一天了”。例如郝思嘉在从监狱里看望瑞德出来之后，在街上碰上了未来妹夫的弗兰克，几句简单的问候之后，郝思嘉仰靠着独自思量“现在我不想塔拉的事，以后再去想吧，那时候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难受了”，小说中郝思嘉在和弗兰克结婚之后常常也会因为担心受穷、害怕北方佬、怀念塔拉和惦记艾希礼而受尽折磨，但是酒精的力量似乎让她的烦恼能够消除，接着她便会自言自语地说“这些事情等我明天更能经受得住以后再去想吧”，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小说结尾瑞德要放弃郝思嘉而去的时候，“明天意识”也是发展到了极致，“我明天回到塔拉再去想吧。那时我就经受得住了。明天，我会想出一个办法把他弄回来。毕竟，明天又是另外的一天呢。”。由此看出郝思嘉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寄希望于美好的明天，因为明天毕竟是未知的，它不像昨天即使辉煌或是黯淡但已成为过去，今天我们已经在经历着，但是明天似乎充满了希望和快乐。因此，“明天意识”也可以让读者清晰的感觉到郝思嘉穷当益坚、乐观上进的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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