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为了自己的亲人，不得不抹杀自己的个性，放弃个人的希望，牺牲自己的幸福与青春。这样，在对觉新这个人物的塑造上，巴金显然不仅仅是要写一个为家庭牺牲的旧式的封建大家庭的长子更主要的是深掘我们的国民性中可悲的一面，以引起读者的深思。
正太在岛崎藤村的《家》中虽是一个主要的人物，但是我们对他的内心世界却无法看得十分清楚。这也许和岛崎藤村的日本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念有关。他可以把另一个主人公三吉的内心表现得真真切切，却无法让正太以及其他的人物的内心世界袒露在读者面前。因为三吉的内心就是作者本人的内心，描写自己的内心对于岛崎藤村来说显然是游刃有余的，也是他的自然主义文学观中的“客观、如实、自然的描写”所容许的。而在对于正太的描写上，他就显得无能为力了，他只能从正太的言谈举止神态等客观描写来表现正太的内心变化。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岛崎藤村无意像巴金那样去塑造一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其根本原因可能就在于他的这种文学观念。正太虽有着因“家”所造成的苦恼，但是在岛崎藤村的眼里他并不是封建家族制度的牺牲者。在对正太的描写上，我们可以看到在明治社会逐渐走向成熟的新的时代里，岛崎藤村所关注的不是新与旧的碰撞、冲突、矛盾，而是生存于这个时代的人与“旧”的联系，而这种“旧”又主要体现在血缘的遗传上[3]。其实，岛崎藤村也看到了正太身上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正太试图寻求光明未来的愿望与黑暗现实的矛盾。而岛崎藤村对于这种矛盾并不打算在小说中展开。
巴金以觉新的内心矛盾塑造了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弱者形象，以此揭示出我们民族怯懦的国民性，暴露出封建专制家族制度对青年人的精神摧残，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封建家庭中长子可怜可悲的境遇。而岛崎藤村只是试图告诉读者在他的家族里曾有过正太这样一个背负过家庭重担的年轻人，而他又在历史的变动过程中轻易地扔掉了这副重担，让读者在正太这个求新又难以脱旧，生活和事业上都是失败者的人身上感受人生的悲凉。巴金在他的人物形象上凝聚着的则是对于社会的控诉， 对于封建旧制度的批判与反抗 [4]。对巴金来讲，写个人不是为了记录、表现某一个人，而是要通过一个人的典型塑造写出一代年轻人的精神痛苦。岛崎藤村在他的人物形象上集中着他对人的观察，体现着他的客观如实的文学理念。然而岛崎藤村笔下的社会却只是为了描写他的人物形象的一个背景而已。所以，尽管巴金和藤村都在他们的《家》里写了处于历史变动中的旧式封建大家族的衰落，都写了这种大家族的长子形象，但是他们的创作意图，他们的具体的形象塑造却是截然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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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类似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表现具有相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长子”形象上，岛崎藤村与巴金作出了不同的选择。因为中日家族制度的不同，或者说中日家族制度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的不同，所以促成了巴金与岛崎藤村在小说中的长子形象的不同。
巴金笔下的高家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这种大家族在中国社会中是一种理想的传统家族类型。它标志着人丁兴旺、家境富裕、幸福和谐。能够作到四世同堂需要足够的经济实力和家族人员的长寿，还要保持稳定的秩序。而这一切并不是任何一个家族都可以做到的。所以，作为这样一个大家族的家长，高老太爷竭力保持家族的稳定秩序也是可以理解的。岛崎藤村也在他的作品中向读者展现了日本的两个旧式的“大”家族。在小说的第一章里，岛崎藤村就让读者看到了桥本家族的风貌。这个家族是由桥本达雄、他的妻子阿种以及他们的一双儿女，还有家中的众多雇工所构成的。事实上，如果将桥本家的雇工排除在外的话， 那么这个所谓的“大”家族也就谈不上有多大了， 与平常的普通人家没有多大的差异，也是远远比不上高老太爷的那个四世同堂、拥有数十人口的封建大家族那样大。再看岛崎藤村笔下的另一个“家”——小泉家族。这个家里除了长兄阿实夫妇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只有一个身有残疾、需要他们照料的弟弟和他们共同生活。阿实的其它两个弟弟，一个早就成了人家的养子，一个也另立了门户。在这个家族里，不仅没有了以往的显赫，也没有了旧式大家庭的形式，有的只是旧式大家庭的意识。
所谓家族的大小，一方面和家庭的人口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几代同堂有关。中国的四世同堂就是家族之大的典型例子，高老太爷的家族就是如此。众多人口同居一堂共同生活，必然就会使得家族关系复杂化。要使家族人员的关系和谐稳定，就需要一种可以维持家族秩序稳定的规则。这种规则在封建家族里要求人们对以家长为代表的长辈们尽孝，以求得封建家族结构不失衡。所谓“孝”就是要求把“孝顺父母、养亲事亲、儿子绝对服从父亲，尊重祖宗作为伦理道德行为的根本规范” ， 孝“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家族伦理的轴心，成为维持家族组织结构和维护封建秩序的重要杠杆” [5]。在高家，处于家族最高地位的高老太爷的权威的基础就是这个“孝” 。他与觉新三兄弟的冲突也来自于这个“孝” 。在高老太爷看来，遵守孝道，绝对服从，抹杀个人意志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对觉新他们来讲，这一切都是对个人的束缚、压迫，是无法忍受的痛苦。在一个近代意识逐渐觉醒的时代里，年轻人的反抗也就成了一种必然。这样的家族关系反映的是现实的社会关系，巴金将高家看成现实社会的一个缩影，试图通过写高家来表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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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同样，这样的一种家族关系也就使巴金以描写高氏家族来表现现实社会成为了可能。
日本的家族制度是“长子继承制” 。在名称上，它与中国的长子继承制没有差别 但是在实质上却是不同的。在日本，一旦长子成为了家长，长子就要继承家庭的主要财产，家庭的荣誉等，而他的兄弟则要离开家庭另立门户，只继承很少的财产。这样，能够留在家里的只有长子一家人以及他们的健在的父母。所以， 在日本，旧式大家的“大”在相当的意义上是指其历史悠久、富有文化底蕴、拥有较多的财富，并非人口众多。由于实际家庭结构简单，人际的关系便被集中在“父”与“子”的纵向关系上。这样的关系也同样以服从作为基础，“子”要服从“父” 。不过，这种服从不是以“孝”为基础的，而是以家长的权威为其根底的[6]。在日本，作为长子，他服从的对象只是作为家长的父亲，而不是其它的长辈。一旦他继承了家长的位置，他自然而然就成为了主宰整个家族的拥有最高地位的人。在岛崎藤村的《家》里，正太的父亲达雄、正太的舅舅阿实虽然都是长子，但是由于他们很早就继承了家业，成为了家长，在家族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所以他们作为“子”与其父的冲突很早就被减缓了。岛崎藤村没有在作品中表现这两位长子与其父的对抗、冲突主要就是因为缺少创作的现实基础。而另一个“长子”正太，他与家族的最早冲突表现在其父在家中执掌“家长”之权时。因此，“视家为无所谓之物”的长子与试图振兴家业、讲求门当户对的“父”的冲突也就自然难以避免。
三、女性形象
（一）家族与时代女性形象塑造的影响
家庭生活的长期影响和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熏陶对巴金女性观的形成具有深刻意义。巴金深受母亲关于“爱”的教诲，与最底层劳动人民有密切接触，目睹了劳动人民的悲惨现状，从而逐渐认清了封建社会及家族制的罪恶真相，尤其同情和关爱那些不幸的女性。他对受压迫与受践踏的下层劳动人民和女性的同情与热爱也形成了一条深层的感情线索，为巴金女性观的形成创造了一定的情感基础。同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人们开始对女性问题的关注和思考，“男女平等、女性解放”思想的不断普及和推广，为巴金女性观的形成提供了土壤。巴金就在这种良好的社会氛围的熏陶中，开始对女性解放与女性革命有了一种基本的认识与思考。
对巴金来说，杰出的西方女性也对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为《东欧女豪杰》中的苏菲亚流了不少的眼泪；他与爱玛高德曼保持书信往来，并称其为“精神上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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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对女革命家进行介绍和宣传[7]。西方杰出女性的斗争事迹、坚强品格和献身精神，正是巴金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所具有的精神品质。受这种精神感召作用，一方面使巴金在对这些西方女革命者的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大力歌颂时，也对中国的女革命者寄予了同样的希望。另一方面，巴金进一步关注了走出家门的新女性的生存现状，开始寻找一条女性解放的真正出路。
时代背景留给岛崎藤村的烙印也是深刻的。岛崎藤村出生在马笼，世代经营旅店、批发店。父亲正树由于对文明开化的时代潮流感到不满、烦闷，因而得疯病去世。岛崎藤村目睹了家族的衰落，亲历了女性的艰辛，对生活在封建大家族的女性充满了同情，从而在这以后的文学作品中体现出来。再者，当时封建气息浓厚，生活在封建道德枷锁下的女性都还过着麻木顺从的生活，而从来没有想过反抗。就连认为这种生活是不合理的想法都没有过。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道德枷锁下的女性，岛崎藤村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去刻画的。
北村透谷对岛崎藤村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在文艺评论《厌世诗家和女性》的开头部分，北村透谷写到：“恋爱乃人生之妙药” ， 这一大胆的主张，被称作“近代日本精神史上最早的恋爱至上的宣言” 。他认为高尚的恋爱应是洁白无瑕的，从而走向处女崇拜。有些评论家甚至指出，如果没有北村透谷也许就不会有作家岛崎藤村了。由此可见北村透谷对岛崎藤村的影响之深刻。理所当然，岛崎藤村的女性观也深受北村透谷的影响，礼赞女性美好品质的同时，带有鲜明的“处女崇拜”情结。
（二）对女性品质的赞美
在巴金众多的小说中，《家》不仅是巴金文学道路上的第一块丰碑，也是巴金呼吁自由、民主的一面鲜明的旗帜[8]。在《家》这部小说中登场的瑞珏、钱梅芬、鸣凤等女子，个个个性鲜明，让人难忘。巴金在《家》中丝毫没有吝啬对女性美好品质的礼赞。在他的笔下，我们会看到美丽善良、宽厚无私、积极进取的女性形象。梅芬的婚姻是不幸的，但她没有因此而抱怨自己的母亲；对自己曾经深爱着的觉新，怀着一如既往的爱；瑞珏文静、温顺、贤惠、善良，忍辱负重、通情达理，对自己的“情敌” ，也没有丝毫嫉妒和怨恨，却流露出羡慕之情。即便在知道丈夫是因为怀念梅芬而喜欢梅花之后，不但没有埋怨和责怪觉新，反而给予他更多的体贴和关爱，对梅芬也产生了怜悯之心，并由此而深深自责。对高家所有的人她都一律热情、关心、尊重和忍让。这些无不表现出瑞珏的善良与贤惠。
岛崎藤村赞美女性的纯洁，带有鲜明的“处女崇拜”情结，他女性充满了同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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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封建家族里的种，作为小泉家的长女嫁入桥本家之后就再也没有出过远门，一切听从丈夫的安排，为了整个家辛苦操劳。照顾智力发育较晚的女儿，照顾已及婚龄的儿子，张罗店铺的生意，管理家丁的薪资及生活等。如此繁杂、琐碎的事情都压在这名柔顺的女子身上。生活辛苦，种却毫无怨言。其他女性如三吉的妻子雪，侄女俊等作者都是怀着同情、伤感的心情去描写、这些女性的，同样也表现出她们的淑静贤惠。
（三）对压制女性的封建制度批判
通过《家》我们可以看出巴金呼吁女性独立，竭力批判男性中心主义。他通过抨击“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和“节烈”等观念来揭露封建礼教、伦理道德对女性的残害。在谈到创作《家》的体会时， 巴金说：“我写梅，我写瑞珏，我写鸣凤，我心里充满着同情和悲愤，我把自己的感情放进了我的小说里面， 我代那许多做了牺牲品的女人叫出了一声‘冤枉’。”
钱梅芬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小姐，她与觉新自幼青梅竹马，按旧的婚姻标准来衡量，他们是再合适不过的一对。可是由于梅芬的母亲和觉新的继母在牌桌上发生过一点纠纷，钱母便“拿拒婚的事报复” ，随意把梅芬嫁给了其他人。正是这“父母之命”断送了她的美好的青春和生命。婚后一年，她的丈夫就死去了，她恪守着“从一而终”的封建教义，深信自己的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她温顺善良，承受着不幸，吞咽着苦水，却从来不去想摆脱痛苦， 争取自由与欢乐，因此，当她听到觉慧的“把幸福给自己争回来”的鼓励时，却说“自己赶不上时代了” ，“一生只是让命运摆布” ，“不
[9]能做一点主” ，“哪儿还有幸福呢”。她不仅不能在觉慧的启发与鼓舞下振作起来， 相
反却似乎觉得觉慧的话与自己无关。她已木然了，不仅对婚姻，而且对生活，对幸福，都失去了信心。在专制礼教的严重束缚和毒害下，梅芬精神麻木，神志昏昏，再也无力自拔了，她只能在经受长久的精神上的摧残与折磨之后，在忧郁痛苦中孤独地死去，成为封建礼教的殉葬品。
巴金通过对生活于现代中国社会的新女性形象的塑造，揭露了男权文化网络的深邃性及其影响的长期性，鲜明地显现出作者批判男性中心文化的理性光辉，洋溢着对女性强烈的关怀与同情。在整个创作过程中，巴金是以为家庭写史为亲人立传的激情投入的，惨痛的生活经历在眼前浮现，亲人的悲哭呐喊在耳畔回响， 常常使他伤感得竟夜难眠、痛哭失声。在《家》的后记中，巴金说：“要是没有我最初二十年的生活，我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作品。” “我不是为了做作家才来写小说，是过去的生活逼着我拿起笔来。”
岛崎藤村的《家》也不例外。岛崎藤村笔下的女性同样生活在封建道德这副沉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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