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的力量
熊浩
我们在一个沟通的时代，我们的舆论环境氛围，包括我们正在录制的这档节目《我是演说家》，都在鼓励人们说话。孟京辉导演在他著名的话剧《恋爱的犀牛》当中有这样一句经典台词，他说“如果你爱一个人十分但却只能表达一分，倒不如啊你爱一个人一分，但却能够表达十分。”“说话之道”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高频词汇，也是我想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想具备的特殊技能。
我在大学当中教授冲突解决，我帮助法院、医院、律所、企业解决各种各样问题、不同类型纠纷。冲突见的多了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那就是很多本可以管控良好的冲突、很多本可以处理妥当的矛盾之所以最后爆发，其实是因为一些极为琐碎的原因，这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好爱讲，但我们不愿意听。哈佛大学法学院的教授
William·Ury（威廉·尤里）在他的代表作《Getting To Yes（谈判力 ）》中举过这样一个具有隐喻意味的故事。他说，我们设想一下我们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亲，有一天你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推开门发现两个孩子正在争抢一只橘子，你会怎么做？作为法律人，让我们把这个故事的细节勾勒得更加精准细腻。首先，第一你只有一只橘子，你不能从后面拿出一堆橘子说“没关系爸爸是种橘子的”，这不行，因为这个冲突的本质是资源的有限橘子的唯一。如果你有很多橘子本质上就没有这个冲突，也就无所谓冲突的解决。第二，两个孩子当然都是亲生的。在这个前提下你会怎么办？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直觉快速的有一个答案。我大概会听到这样的几种：第一种，哥哥应该让弟弟，因为所谓长幼有序。但另外一些人会说，弟弟应该让哥哥，因为孔融让梨。我打赌在座的各位你们的第一反应最快直觉是从中间剖开一人一半，这是一个看上去多像正确答案的答案。我们看看教授怎么说，Ury说，哥哥拿走他的一半，吃掉橘肉扔掉橘皮很正常。弟弟恰好相反，弟弟的做法是扔掉橘肉而留下橘皮。为什么？因为他需要烤蛋糕。大家知道，陈皮其实是西点烘焙当中一种常见的香料。各位，刚才我所讲的如果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电影，我们回转、放映、定格，我们回到你分橘子前的那一瞬间，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一点点感觉，那就是你大概少做了一个动作，你让一半的资源被浪费。因为本来哥哥可以拿到一整只橘肉，而弟弟可以获得一整片橘皮。那个你漏掉的动作就是听。
我们每个人都会听，但是要把听放到判断、了解、认知之前，这是一种需要特别学习的修行。我们通常说我们是在一个沟通的时代The age of communication，但是以我浅白的观察，不是的，我们是在一个“吧啦吧啦”言说的时代。我们大多人说话，我们不大有听。美国的数据，它说现在美国的年轻人每天要利用互联网向外发出一百条以上的资讯，我们随时随刻要和这个世界保持联系，我们每分每秒都想发表我们的言说，但他们跟父母的互动在减少，更少的去聆听别人的意见。当我们这个时代单一的强调说、鼓励说，我不是说有错，我是说如果这个当中没有实现听与说的平衡，过分地只强调说，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偏执。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当我说话的时候，就像此际，我其实是在强调我的既有认知，而各位在听的时候，是在张开你的耳朵试图聆听不一样的经验。更何况大家如果留意中国的互联网生态，我们一语不合、我们恶语相向。因为越激烈的言辞才能显示立场，越过分的声音才能引发围观。只强调说而忽略听，我们可能越来越极端而失去真相。美国有一个有趣的访谈节目，它的主要内容就是主持人访谈一群小孩子。有一次主持人问小孩子一个问题，说：“大家将来想做什么？”其中一个小朋友举手说：“我想开飞机，我想做飞行员。”主持人说：“嗯，史密斯，那我问你一个有挑战性的问题。假如有一天你开着飞机，飞到大洋之上没汽油了，你会怎么办。”孩子说：“我…我会让我所有的乘客都系好安全带，而我自己背好降落伞包，赶紧跳下去，我…”他还想说，他没说下去，因为他的言辞已经被大人们的笑声打断了。大人们自以为是的认为，你看，人性当中的恶连天真都包不住。主持人没有，主持人仍然听，他好奇，他好奇说孩子为什么会这样想。当孩子发现他被聆听鼓励，孩子才有可能继续说。他说：“我要从飞机上跳下去，我要找到汽油然后赶紧飞回来，拯救所有的乘客。”没有人再笑了。我们的自以为是，让我们差点误会这个孩子。我们以为我们发现了恶，殊不知那是被太阳淬炼过的童真的至善、善良。
当我们在强调听的价值观，我们是在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声音、观念、阅历、体验，都可以平等地被表达；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是在说，你的话我有雅量、我有耐心、我有责任让你讲完；当我们在强调听的观念，我们绝不是只是讲沟通当中的微小技术，我们是在让大家回忆那些在人类历史上最闪光的价值观，它们是平等、宽容以及对自以为是地节制。
我来到演说家这个舞台，我没有特别动人和夸张的故事，我只想给你传达一些重要但微小的观念，并呼吁大家和我一起来恢复听的习惯、一起来养育听的品德。因为只有这样，我们人和人之间的沟通才
有可能平和、开朗、通透，只有这样你们才能发现，那个橘子背后孩子真实的诉求，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骄傲地说，真的，我们占据在一个叫“沟通”的大时代。 谢谢各位。
万世师表
小时候父母带我去孔庙，跟着人群走过那个叫“学海”的小池塘，跨过“礼学门”的牌坊，进入大成殿。只见正前面，站着一个合手而立的夫子，他的前面有龛台，龛台上有牌位，牌位上有一行小字，我透过人群仔细看，那上头的字是——万世师表。我长大了我明白，这四个字对中华民族无比隆重，它用来专门修饰那些我们这个文明的人格典范和精神导师。
坦率说，当我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现实，我们所占据的这个现实社会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导师”这个词恐怕也受其污染了吧。什么人都敢称“导师”，教人唱歌、教人理财、教人成功、教人创业，所有人都称“导师”。我不是说这样的称呼错了，我是说，有一点不甘。你会不会有时候有点迟疑，这世上除了那些教人成功的人，还会不会有一种不一样的人，他以他的生命质量，重新撑起“导师”这两个字的隆重分量。他以他自己的生命光亮，重新点亮“导师”这两字的生命光华。如果有，他是谁，他是何等模样。
我大学时代到安徽支教，从上海出发，火车转汽车然后步行，最终到达大别山深处的安徽金寨的一所小学。第二天一早我们和太阳一起起身，来到学校当中推开教室的门，发现孩子的眼睛被阳光照得无比澈亮。我们拿半截粉笔，开始在黑板上书写语文、数学、英语。下课的时候，我们这帮大孩子和山里的娃一起在红旗下嬉戏，那个声音放肆的要命，传出好远好远，引来那些村里面的孩子家长都好奇的往里望。
我拿到“导师”的这个题目，进入我头脑的便是那大别山深处的朗朗书声、便是孩子们的眼睛、便是求知的精神，以及在那个小小的校园当中的白墙上一句让我难以忘怀的话，它说：“教育为公，以达天下为公。”我们问校长这是谁说的，校长说：“我们安徽老乡，陶行知。”
陶行知，安徽歙县人，1891年生，1946年逝。他先后在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和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求学，主修教育。陶行知1917年回国，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院和国立东南大学任教。
1917年，一个成功的中国知识分子留学回国了，他那个时候，并没有梦想着享受成功，而是要重新定义何为成功，他要让自己和祖
国重新建立关联。1917年，先生目之所及之中华，全是满目疮痍，国家贫困到难以想象的程度。陶行知说：“这病根，乃在教育。”中国那时候有两亿文盲，有七千万儿童没有任何机会受接受教育。 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知，本可以转身成为人上之人；那时候的陶行知，以他之所学，本可以谈笑于鸿儒之间，而他却把目光死死盯住中国的最底层社会。陶行知振聋发聩地说：“这个国家以农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所以中国的教育，就是到农村去的教育，就是到乡下去的教育。因为农村如果没有改观，国家就没有希望。” 他这么说，然后就这么做。
陶行知脱下西装，辞掉自己大学教授的优渥待遇，推展平民教育。这是什么概念，各位，陶行知在当时一个月的收入是400个现大洋。那个时候，若在北京，要想买整一套四合院，不过花费他三个月的薪水。而这一切，陶行知统统不要了。
他移居到南京郊区外的晓庄，这是一个极为落后贫困的中国普通村落。他住到牛棚当中，他和来老乡们相识，他渐渐有一个看上去不可实现的愿望，那就是为中国培养一百万农村教师。在晓庄，陶行知带领学生们自己耕作、自己劳动、自己修建校舍，他说：“流自己的汗，才能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你得自己干。”
陶行知不是要培养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而是那些在人民之中的老师。他邀请自己的朋友、学者到晓庄授课，传播新的知识和观念。渐渐地，这个在晓庄极不起眼的大学堂，从几十人发展到数百人众。陶行知行走在世俗乡里之间，行走在街头巷议之内，他要帮助那些最普通的中国人，那些年迈的爷爷奶奶、那些富人家里面的佣人、那些财主家的帮工，那些街头的打杂者、那些货场的脚力，那些拉洋包车的师傅们，都识字！
他一个人在努力着，他的这个梦想的芽破土而出，我们眼见繁花就要开到树上。是的，有陶行知所在的地方，就有平民教育的希望。在武汉、在重庆、在上海、在南京，他为祖国教育的崛起，一直在路上。
而最后，先生死在路上。
1946年的7月25日，陶行知因积劳成疾，突发脑溢血，在上海逝世。那一年，他55岁。12月1日，先生的灵柩回到南京，南京城里的老百姓自发为先生扶灵，他们要送这个人，送他回他的晓庄。沿路上的人们唱着、哭着：“你去了，我们穷孩子的保姆，我们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