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能吹出不同音阶的优美声音。
娱乐用品，以棋子为代表，可分为围棋子、象棋子两种，有黑白两种釉色。 杯，出土量极少，仅见茶叶末釉一种，杯身较深呈筒形。
砚，可分为两种造型，马蹄形砚个体较小，出土数量不多。还有一种圆底风字形砚， 造形新颖，实用性强。
模具，有兽头、人像、佛像及器物等多种，其中方盘模具较完整，另有一件莲座模具
的上面印有“说缘”二字，显系佛教用品。
（2）．品种
白釉，龙泉务窑主要的生产品种，具有烧造时间长、产品数量大、造型丰富多样的特点。器物有粗细两种，粗者胎体厚重，釉色白度差，外部施釉不到底，底心支钉痕迹明显，没有花纹装饰，以光素为主，造型以盘碗钵最为常见。细者胎轻体薄，釉面白润光洁，胎体细腻洁白，器外满釉，造型丰富，多数器物上刻有精美的花纹，纹饰以莲瓣最具代表性，制作精良，代表了白瓷制作的时代水平。 白釉点黑彩、褐彩，是龙泉务瓷器颇具时代特色的品种，出土数量不多，以碗、灯较为常见，白釉酱口大碗残片的器内用酱釉点出圆点纹，极富装饰性。一些六曲碗的每个下凹部位及里心点一点褐彩，简洁明快，一些白釉灯的外腹部贴花的中心也常饰黑釉或酱褐釉圆点，起到了画龙点睛的装饰作用。这些白釉点彩器物多出土于辽代中晚期地层之中。
黑釉、酱釉，其中的上乘之作可与紫定、黑定相比美。这些作品釉质润泽，釉面光亮
如新，个别黑釉制品中成功地烧制出了油滴效果。辽代晚期文化层中出土的黑釉油滴碗残片，在光润明亮的釉面上布满银色的圆形颗粒，有如油滴悬浮其上，是结晶釉的成功之作。
茶叶末釉，有一定数量的生产，但产品质地粗糙，鸡腿瓶是最常见的器物，除此之外也有碗、杯、砚、罐等，但为数不多。
三彩，为中、晚期出现的新品种，从大量的残片及三叉形支烧具可以看出，在当时曾经大量烧造，色彩以绿、黄两色为主，其中黄色泛赫红，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制品主要有三种，以佛像及莲花座为主，器物中的方盘、灯、炉、盒、枕也较为常见。1983年出土的三彩佛像可视为辽代三彩高水平的代表。
（3）．装饰
龙泉务瓷器的装饰主要流行于中晚期器物之上，装饰方法有刻、印、点彩三种，其中刻花最为流行，印花次之。装饰题材以花叶纹为主，人物、动物图案较少，花卉中莲瓣所占比重最大，牡丹次之，叶纹的时代、地域特征明显。植物花卉纹常见于罐、枕等器物。一期以素面为主，仅见莲瓣纹。二、三期以后见有蕉叶纹、树叶纹、荷叶纹、蔓草纹、牡丹纹、野芍药、宝相花、三角形草叶纹等。 几何装饰纹样有方格纹、圆点纹、串纹、水波纹、羽毛纹、海水宝珠纹、串珠开光纹 等，上述题材亦出现在二、三期以后，一般多作辅助花纹，也有偶尔作为主要装饰的。（精瓷不上化妆土）。碗盘瓷器内底有3~4枚细长的支烧痕。 发现“寿昌五”的三彩瓷片。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测试琉璃器片后的出结论是辽代已经使用硼砂来配制低温釉，是制作瓷器工艺的重大突破。硼砂无毒，而铅有毒。比国外早500年。
山西浑源的介庄窑等。1997年发掘。白瓷、黑瓷、青瓷、剔花等。采用垫珠支烧，碗盘内底有5~10个圆点形支烧痕，围成圈状。有的是在胎上刻划，在纹沟内填化妆土，再上青釉，形成青地白花。 以往认为砂圈叠烧工艺是金代河北曲阳定窑首创的。所谓砂圈叠烧工艺即是在器胎施釉烧制之前，先在器物的肩或内底刮去一圈釉面，使其露出胎质，然后将器物的底足置于其上，入窑烧制，以避免上下器物之间粘结。
1950年辽宁义县清河门辽肖慎微祖墓群4号墓出土了1件黑釉弦纹瓶，瓶作橄榄状，瓶身满布拉坯形成的弦纹。瓷质坚硬，露胎处显赤黄色，挂黑釉，肩部为避免叠烧时上下两器钻结在一起特意刮釉一圈。由此可见，这种砂圈叠烧工艺并非金代定窑首创，而是辽代制瓷工匠的一项发明。这种烧造工艺的出现，不仅大大提高了产量，而且降低了成本，这为金元乃至以后民窑的成批生产提供了工艺上的保证。这是辽代陶瓷工匠对中国陶瓷文化的又一个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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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辽钱币：
契丹在没有年号之前制造的钱有“通行泉货”，1981年在巴林右旗草场乡出土1枚。 太祖时铸造钱币“天赞通宝”。在辽阳发现1枚。 太宗所铸为“天显通宝。”
辽代钱币考古出土主要见于窖藏。如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内蒙古林西三道营子窖藏等。 韩仁信：《巴林右旗上石匠山辽代窖藏古钱清理报告》《中国古钱币》1986年第1期 辽钱岁铸极少，据《辽史·食货志》载，岁铸仅五百贯。辽钱中，“统和元宝”(983-1012年)上限诸钱，如“天赞通宝”、“天显通宝”、“天禄通宝”、“应历通宝”、“保宁通宝”等极为稀少，当时一般使用唐钱或北宋钱。证之，1959年北京南郊辽代赵德钧墓出土大量铜钱，其中大多为开元钱和乾元钱①；1957年河北张家口下花园镇辽代窖藏钱币，其中绝大分为北宋钱②等。 而统和元宝下限各钱，如“重熙通宝”、“清宁元宝”、“清宁通宝”、“咸雍通宝”、“大康元宝”、“大康通宝”“大安元宝”、“寿昌元宝”、“乾统元宝”等，较易见。历来古钱收藏家皆认为辽钱“半可得半不可得”。即是说，辽与宋共存时期的辽钱较多，易于得到；而宋开国以前的辽钱绝少，难以觅见。辽虽有自己的文字—契丹文，但钱币上使用的全是汉文，书法比较古拙。辽钱铜色红而质软，制作粗糙、不精，为浑朴，钱背常常错范。辽钱面文均为右旋读，亦称环读或顺读。 铁钱目前发现的只有2种：重熙通宝、统和元宝。 三、金银器：辽国产的和外来的。器类有首饰和带具，如金耳环、龙纹金带。 有马具，多镏金，或银质金花。器皿，杯、壶、合。 葬具，如陈国公主墓的帽子、靴、网络、面具等。 四、铜镜
铜镜有连球纹镜、花卉镜、盘龙镜等，一般没有铭文。
五、玉器 辽代玉器是依靠汉人工匠发展起来的。这些被俘获或流亡到辽境的工匠，也把中原的手工业技术带到了北方。辽代的玉器制作工艺来自唐宋。契丹本民族传统没有治玉技术。
辽代玉器均经打磨抛光，惟光洁之程度视不同之器物而有所差别。辽继承唐以来的治玉传统，对玉、水晶、玛瑙因材施工，琢治方法各有不同：
玛瑙与水晶----，多用来制作器皿、牌饰、管饰、珠饰，在琢出器形后，加以抛光即成，不加任何纹饰，以其所具有的天然纹理取胜。水晶制品也是如此。但当以水晶琢治圆雕动物小坠饰时，多以宽深的阴刻线勾勒动物的形体轮廓。因此，辽代玛瑙、水晶制品的琢治，就工艺而言，相对比较简单。
青、白玉制品有圆雕、片雕、浅浮雕、镂雕、俏色等治玉工艺，以及借助阴刻线表达细部的表现手法。辽代的青、白玉制品，以圆雕作品居多，片雕、镂雕作品相对较少，浅浮雕及俏色则更为少见。俏色玉仅见于白音汉窖藏出土的圆雕小熊。
辽代玉器主要出土于墓葬及佛塔之中。就墓葬而言，绝大部分是契丹高级贵族，其次是高级汉人官僚及契丹皇室的墓葬，一般贵族、平民墓仅占少数几例。而且职位越高，随葬的玉器相对越多，制作亦更精致。《契丹国志》记载：“（天庆）年（1119年）夏，金人攻陷上京路??木叶山之世祖陵、诸陵并皇妃子弟影堂烧毁略尽，发掘金玉珠宝。”说明王室随葬器之普遍。由是观之，玉器在辽代，也是非常珍稀的，它是拥有者地位的一种标志。
辽朝玉器使用分为朝廷用玉、日常用玉、赏赐贡奉朝聘往来、佛教用玉、丧葬用玉等方面。 辽代玉器从其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而言，可分为四类。
其一为具有契丹民族特色的玉器。如臂鞘、带T形和心形坠饰的项饰、胸饰、臂饰、嘎拉哈，圆雕动物的熊、天鹅、雁，首次被用来作为玉器题材的蝎子、蛇、蟾蜍、猴子等。
二类是仿自中原的造型，如玉带、圈足碗、圈足杯，以及龙、凤、鸳鸯、鸟、蝴蝶、兔、龟、鱼、荷花等纹饰或造型。
三类是具有西方文化特征的玉器，如四曲海棠花式杯、玛瑙花式碗、四曲水晶杯以及孔雀、狮子等造型。白音汉窖藏的十六曲玛瑙碗刻饰的水波纹，则反映了萨珊工艺的特色。
四类是渊源于佛教的造型，如飞天、摩竭、海螺、塔、金刚杵、法轮、斧等等。 总之辽代玉器包了契丹文化、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方文化的诸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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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金代考古
第一节 城址与界壕
一、 上京城 参考书：景爱《金上京》1988年，三联出版社。
1、位置：上京城位于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子，在哈尔滨之南。阿什河畔（安出虎水），“金源”。 2、历史背景：《大金国志》：“国初无城郭，星散而居，呼曰皇帝寨、国相寨、太子庄，后升皇帝寨曰会宁府”。
《金史》记载在太祖陵上建宁神殿，曾经在太祖陵周围发现建筑构件，来源于夯土台上。宋皇帝徽、钦二帝“肉袒于庙门外”，曾经在太祖庙前举行献俘仪式。
金上京城是金朝早期都城，始建于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年），称会宁府。天眷元年更名为上
京。
金熙宗皇统六年扩建. 海陵王与熙宗是从兄弟，海陵王(1122—1161),即完颜亮。字元功,女真名迪古乃,金太祖庶长子完颜宗干之次子。儿时受业于名儒张用直,好读书。及长,举止端严。史称他外若宽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测其际。但“为人僄急,多猜忌,残忍任数
海陵王贞元元年迁都至中都，削上京之号，正隆二年毁上京宫殿及大族府邸。 金世宗大定十三年复上京之号，大定二十一年陆续复宫殿和住宅。
世宗与海陵王是从兄弟。世宗完颜雍生于金天公元年(1123年)，女真名完颜乌禄，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之孙、三太子完颜宗辅之子。他自16岁起便来到当时宋金交兵的河南前线，在他四叔金朝名帅完颜宗弼帐下作一名军官。24岁的完颜雍奉熙宗之命回朝任兵部尚书。4年后，因海陵王弑君政变而被罢职，外任地方官。1155年，奉海陵王命从西京留守之职，来到地处关外的东京辽阳府，出任留守官兼府尹，军政兼管。由于海陵王已迁都到中都燕京，完颜雍得以据地发展个人的政治势力。经过6年的谋划和筹备，于1161年十月七日晚终得以东京辽阳府留守官兼府尹的高位，拥兵称帝于辽阳，并改元大定，开始了金世宗一代29年的帝业。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建立大定政权后，立即派人四处招降纳叛、分化瓦解海陵王的势力。之后，于当年十一月中旬率军向中都燕京进发，同时发出征讨此时正在江淮地区伐宋的海陵王完颜亮的檄文，历数其罪；对各族百姓则广施招抚，发布大赦令，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政策。1161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海陵王为部下所杀；十二月十九日，金世宗率满朝文武进占燕京城，夺得了全国中央政权。
3、考古发现的主要遗迹： （1）、平面布局与规模：上京城址由南北两城组成，平面呈曲尺形。北城南北长1828米，东西宽1553米。东西长2148米，南北宽1523米。两城合计外围周长21.5华里。城墙夯筑 ，残存马面，马面间距80—130米。腰垣无马面。有门5座。南城偏西部有皇城，南北长645米，东西宽500米。皇城内中轴线上有五座宫殿址，前四重殿有左右廊基址。 宫殿图：中轴第1 个是皇极门，第2个是皇极殿（典礼用），3是延光门，4是敷德殿（处理朝政用）。 再往后是寝殿。完颜亮刺杀金熙宗就是在这里的寝殿内进行的。 （2）、城东郊的宫殿址----可能是“朝日殿”
2002年我省考古工作者在对绥满公路进行基建考古时发现刘秀屯金代皇家建筑基址。
刘秀屯建筑基址坐落于阿什河右岸约1公里、阿城市亚沟镇刘秀屯东南100余米处，周围金代重要遗址密布，西距金上京会宁府3.6公里，东南距金代亚沟摩崖石刻8.5公里。经发掘与钻探得知，刘秀屯建筑基址朝向正东南，由主殿（前殿）、过廊、后殿、正门及回廊组成，占地面积5万余平方米。刘秀屯建筑基址的主殿面阔9间，进深5间，后来又钻探找到宫门，朝向为东南方，气势很宏大。
据《金史》记载，太宗天会四年（1126）于上京皇城乾元殿“始朝日”，熙宗时期又建新殿郊祀祭日，即当此殿。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为加强对中原的统治，又于正隆二年（1157）下诏书毁弃上京诸殿，该殿当废于此时。
刘秀屯金代皇家建筑基址是我国传统礼制建筑的罕见实例，它的发现与发掘，对研究宋金时期政治体制、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以及建筑风格等，提供了翔实而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在中国建筑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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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金中都城
位于北京市旧城外廓城的西南部。唐代为幽州城。辽代改为燕京城，但只是利用唐城，没有
改建。
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年），金灭辽，占领燕京城，海陵王时决定迁都到此，并进行扩建，重筑宫城。贞元元年（1153年）宫城建完，从上京迁到燕京，更名为中都。 北京大学59年作过调查，社科院考古所66年又进行勘测。
经勘查，外城西墙壁长4530、东墙长4510、南墙长4750、北墙长4900米。井字形街道，中轴对称布局。宫城位于外城中央偏西处，宫城内有大安殿，面阔11间。
宫城的应天门和皇城的宣阳门、外郭城的丰宜门在同一条中轴线上。 皇城位于宫城之南，北墙利用了宫城的南墙壁。
外城的端礼门内大街到丰宜门内大街之间，横向排列街巷。辽南京城内的部分仍然保留唐代街坊的形式，而新扩建的部分采用街巷的形式，是金中都的规划特点。
《大金国志·燕京制度》称金中都皇宫中“内殿凡九重，殿凡三十有六，楼阁倍之。正中位曰皇帝正位，后曰皇后正位。位之东曰内省，西曰十六位，乃妃嫔居之。” 金中都皇宫内的正殿是大安殿，在大安门内，即所谓皇帝正位，其地位相当于清北京故宫中的太和殿。金帝在此举行各种盛典。大安殿遗址在今北京宣武区白纸坊西街与滨河西路交叉点处以西不远的大土台，这里残存着兽头形瓦当和各种直纹残砖，是金中都城范围内最大的一处遗址。
大安殿之北是常朝便殿仁政殿，乃辽南京旧殿。金帝平日在此上朝，召见群臣和外国使臣。 东宫在大安殿东北，是皇太子居所，内有承华殿。
三、金界壕
金界壕 是金代为了防止蒙古族骑兵的攻击，在北部边境地带修筑的大型军事防御设施。金界壕又称金长城。 长城的性质与名称解释。名称是多种称呼，主要看实质。
经考古勘查确定的金界壕有两条。一条是金初修建的岭北长城。一条是从嫩江到大青山的界壕。 1、嫩江到大青山的界壕
特点：在地势较平坦之地修建，外壕内墙，不用砖石等建筑材料。分南北复线，在重要地方还有支线。双墙双壕。边堡为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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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林河矿区金界壕边堡，方形。大的边长120~200米。小的边堡边长30~40米。大边堡周围附近有几个小边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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