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军事实力投射软实力资源
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军事手段将本国的软实力资源投射到目标国或地区，以期待这些资源能成为该国软实力的着力点。这些软实力资源包涵该国的政策意图、价值取向和国家理想等，随着这些资源的被采纳、成长以及作用的发挥，该国将获得在目标国或地区得偿所愿的能力。例如，二战后美国军队占领了日本，美国政府对日本实施改造政策。1945年9月6日杜鲁门总统批准了《投降后初期美国对日政策》的文件，把政策目标定位为两个方面：（1）确保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2）促使日本建立一个和平责任的政府，尊重联合国宪章的理想和他国权利，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根据这一占领方针，美国颁布日本政治改革五项原则并依此原则制定新宪法：男女完全平等，解放妇女；促进工人的组织和团结；教育民主化；把日本人民从专制政治中解放出来；实行经济民主化。①此后，美国为日本制定了宪法，在日本确立了民主政体，1951年两国签订的《日美安全条约》规定驻日美军可以镇压日本的内乱。美国对日的这一政策被称为“刺刀下的民主”，它至今仍被美国政府津津乐道，因为它毕竟实现了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目标。
利用军事实力投射本国软实力资源的政策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投射的过程往往具有强制性，投射的软实力资源能否被对方接受、吸纳将成为重要考验：一国软实力资源在对象国或地区越具吸引力，就越容易被它们所吸纳，否则可能被排斥。投射后的软实力资源被对方吸纳并得到成长以至发挥作用，直接定义了军事实力投射软实力资源政策的成功，否则是失败的。
军事实力投射软实力资源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军事外交。军事外交的特点是和平（当然，这里的和平是相对的，因为存在军事威慑下的和平），军事外交投射软实力资源的方式主要有双方军事官员的外交活动、国际军事交流与合作、国际维和行动等；软实力资源投射的方向往往是双向的，即相互学习和借鉴。如中国的维和行动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联合国秘书处维和行动部负责人戴维·哈兰说“中国在维和行动中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己”②。二是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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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月、朱立群主编：《简明国际关系史（1945—2002）》，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1月第一版，第12—13页。 ②
冯勇智、曾芳：《蓝剑出击——联合国维和行动大纪实》，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第200页。
军事行动的特点是暴力，即直接派出军事力量对目标国或地区进行打击和强制，战争取得胜利之后进行谈判，谈判的过程即投射战胜国软实力资源的过程。这时投射的方向是单向的，即战胜国以强制的方式向战败国施加软实力资源。这类情形常见于冷战后的美国，它凭借自身唯一超级大国的身份、以保护“人权”和维护“自由”、“民主”为由对一些热点地区的国家采取军事行动。以军事行动向他国或地区投射软实力的做法必须是谨慎的，一是源于它的不确定性，二是侵略性。不确定性使军事行动最终目标的实现面临失败的风险，从而有可能陷入战乱和纷争的泥潭；侵略性源于这次军事行动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授权或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从而被指责为侵略，特别是在导致大量平民伤亡的情况下，这场军事行动容易失去道义支持，进而损伤国家软实力。如2003年初布什政府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这场战争历时时间长，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而美国所期望的民主、自由体制尚未在伊拉克成功确立，至今这场战争仍被人们诟病。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认为这场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①。
3、软实力促进军事实力发展与发挥
作为一种情感、信仰和价值观的感召力，以及制度优势的理性力，国家软实力从对内和对外两个角度为促进军事实力发展与发挥都具有重要作用。
国家软实力对内的重要作用是凝聚民心、规范政治运作，增强动员能力。就军事实力的作用发挥来讲，如果国家对内拥有强大的软实力，在民间，国家将拥有战时一致对外的民意支持以及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军队也拥有高昂的作战士气，在这种情形下，军队往往能以少胜多、以弱克强。在官方，国家软实力为促进军事实力的发展与发挥提供了保障，这主要表现在官方在军事建设和政治指导思想以及作战组织和谋划能力等方面。这些因素往往是国家取得军事胜利的重要条件。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中国的经济总量远远强于日本，1890年之时，中国北洋海军装备实力也大幅领先日本，如下表所示：
图表：1890年中日海军实力比较
2000吨以上战舰（艘） ①
中国 7 日本 5 [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37—38页。
总吨位（万吨） 2.7 1.7 数据来源：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等著《中国近代史（1840-1919）》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4月北京第4版，第187页。
从1890年开始，日本政府以超过北洋海军为目标，它拿出60%的国家财政收入来建设近代化海陆军，1893年2月“明治天皇又决定以6年为期，每年从宫廷经费拨出30万日元，再从文武百官的薪金中抽出1/10，补充造船费用”①。而中国清朝政府内部的所谓“帝党”和“后党”的政治斗争使得北洋海军建设成为牺牲品，醇亲王奕譞为了讨慈禧太后欢心，建议挪用海军经费去修颐和园，北洋海军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再未增添任何舰只，1891年后又停购枪炮弹药。这样到甲午战争前不仅在总吨位上落后于日本海军，而且舰龄老化，行动迟缓，火力也差。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寄希望于列强调停，而李鸿章在“帝党”和“后党”政治斗争的漩涡中权衡利弊之后，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采取消极抵抗的战略方针，命令陆军可守则守，海军退守“北洋各口”，“保船制敌”，“不得出大洋浪战”②。这种妥协退让的政策助长了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压制和破坏了广大爱国将士的抗敌热情。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的一方是腐朽内斗的落后封建王朝，完胜一方是蒸蒸日上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这就是胜败双方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等软实力的差异。
软实力对外的重要作用是使国家行为在他人眼中视为“合法”，“如果国家能使其力量在其他人眼中合法化，它们所遭遇的违其所愿的阻力就要少得多”③；同样地，如果一个国家的软实力能使其对外军事行为视为合法，那么该军事行为遇到的阻力就要少得多，它所付出的成本也将小得多。对外运用软实力促进军事实力发挥的高明之处在于，该军事行动得到他国在道义上、物资上的支援，甚至得到他国的驰援或形成军事盟友共同对付该行动目标，并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对外运用软实力促进军事实力发挥的最高明之处在于，不用派出军事力量即可以使对方降服，“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也就是“如果我能让你想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么我就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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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等著《中国近代史（1840-1919）》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4月北京第4版，第187页。 ②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8，第53页；《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19，第1页。 ③
[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0页。
着萝卜或者大棒了”。①
第五节 硬、软实力的协调使用
1、大国和小国使用硬、软实力的差异
就国内视野而言，现代国家都面临着加强民族凝聚力、改善人民生活环境以及最终实现发展的挑战；就国际视野而言，现代国际社会仍是一个无政府组织，国家的第一考虑是生存②，丛林法则仍是国际关系中秉持的主要信条，各国在维护和促进自身安全、生存、发展以及国家利益最大化方面竭尽全力。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认为，国家之间实力分配，主要是大国之间实力分布决定了国际体系结构，而国际体系结构影响了国家的国际行为，顺国际体系规律者发展，逆之则亡③。大国或国家联盟往往是这个体系中的中心力量，它们自身实力和国际体系结构决定了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一极的世界影响力；小国处于这个结构体系的边缘，这决定了它们无法成为一支领导世界的力量。
基于自身客观条件和国际体系结构的现实，大国和小国的生存法则不一样。大国作用的有效发挥靠硬、软实力并济，这种作用方式不仅源于大国国家实力结构，而且源于国际关系的现实。小国国家实力结构表现为硬实力有限，而软实力有潜力可挖。在硬实力这块阵地上，小国无法与大国抗衡；而在软实力阵地上，小国可以缩小与大国的距离。“‘软实力’不是强国的专利，所有国家都有创造 ‘软实力’、并通过‘软实力’来提升自己国家国际地位的能力”④。虽然是小国，但这不影响国家软实力资源的建设，因为小国也可以实现国家管理政策的创新、优秀文化的建设、国家制度的完善以及国民素质的提升等。在信息网络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不管是小国还是大国，都能较便捷地通过互联网向外发布和获取信息资源，这为小国廉价地向外界投射软实力资源提供了便利。因此，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国际社会中，小国在建设经济力量满足人民物质生活需要以及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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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5—6页。 ②
秦亚青著《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31页。 ③
国际体系的结构指国际体系中物质性权力的分配格局，亦即体系单位（国家）依其相对国力在体系中的相应位置的排列，国际体系结构的基础是国家实力，即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决定了国际体系的结构，而这种权力分配主要指大国之间的权力分配。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第1版，第39、41页。 ④
于盈：《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载于2009年6月18日《南风窗》。
要的防务力量时，强调发展与运用本国软实力资源可以在国际体系结构中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取一席之地，从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2、硬、软实力协调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
客体按照主体所期望的方式行事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可能主要屈于主体强大的硬实力，也可能主要被主体强大的软实力所吸引，但单纯由硬实力或软实力所起作用的可能性非常小。即使经常被人们诟病的美国布什政府强调使用硬实力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也不能武断地认为该政策毫无软实力运用可言，如它煽动的东欧“颜色革命”即属软实力的运用。“极少国家能够只以‘软实力’实现其在国际上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只使用‘硬实力’而不使用‘软实力’，则有可能导致其他国家的抵制”①。对实现政策目标，刚柔并济、软硬兼施往往更有效的观点已经得到经验的证明。因此，一个国家要实现对外战略，综合地使用硬、软实力是必由之路。
对综合使用硬、软实力的最大考验是如何协调地使用两者，即按照何种比例使用两者才算是最优配置。通过最优配置地协调使用国家硬、软实力所产生的力量叫做巧实力或聪明实力（Smart Power）。实际上，在不同的环境处理不同的事务，这里的“最优配置”的比例是不同的。巧实力的“巧妙”或“聪明”之处在于对硬、软实力配方比例的精确拿捏。“最有效的领导是能够将‘硬实力’和‘软实力’在不同的情况下按不同的比例相结合。如果能够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有效结合，就能得到‘巧实力’”。②
因此，巧实力概念中关于硬、软实力的最优配置具有较强的主观色彩，它能检验决策者的外交智慧。一个国家对某个国际事务如何搭配硬、软实力加以处理，能体现该国对该国际事务的整体态度；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使用何种配置的硬、软实力配方，是探索前者对后者实施何种外交战略的风向标。然而，不同的硬、软实力的配方获得的外交结果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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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盈：《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载于2009年6月18日《南风窗》。 于盈：《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载于2009年6月18日《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