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今天对中国的近代应该从何时谈起，学界中间是有分歧的。西方不少历史家是主张应该从中国的明代谈起的，而我们官修的教科书则始终坚持应该从清末谈起。我觉得，无论以哪个时间段来做区分，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即要看你是基于怎样的观点来看待古代与现代关系，特别是两者的区别。
网友垦荒牛：1958年全国对城市私有出租房屋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被称作是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伟大的成果。（这些被改造的私有合法房产后来被称为“经租房”）这一历史事件历时之长、影响之大、成果之巨，远胜于“三大改造”中的“城市小手工业”的改造！但是，我在新出版的党史第二卷中却找不到相关记载，甚至在公开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中也查不到只言片语，这样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造举措，为何会出现历史空白？请您释疑。
杨奎松：我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在今天首先还是处在起步阶段，很多研究本身还没有开展，很多课题还没有受到重视，当然也还有很多档案未解密的影响。如果想在中共党史第二卷中找到前人还不曾研究过的内容，肯定是不可能的。何况，那只是中共党史，还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党史到底应该写什么，是否应该书写这方面的内容，也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网友：杨老师：您好！我是后辈学生黄文治，目前也在从事国共
党史研究。我目前的研究遇到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其实1927年远比1911重要，1927年可以作为一个历史分界点，中国革命发生转型，从城市运动急速传入乡村运动。这是一个外在的转型表现。但是它还有一个内在的转型路径，即中共革命从一个知识精英的理想化革命转入一个更加布尔什维克化革命的过程，反智主义明显，这个对后世影响极大。您能否谈谈这方面的看法，我想听听杨老师的看法并作参考。
杨奎松：我觉得对1927年的作用问题要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看。你提的问题本身更多地是从中共革命史的角度在看问题，而不是从你说的“中国革命”的角度在看问题。如果真要讲“中国革命”的话，1927年应该是国民革命取得成功的时候，它是一个开始成就国家统一的重要分水岭，国民党开始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它不是转向农村，而是更加明显地走向城市中心主义。同样，它也没有走向反智主义，反而逐渐强化其精英主义的特质。如果你谈的是中共革命的话，那么你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1927年作为转折点的意义，却未必具有转型的定位的意义。1927-1937年，我一直讲，它是中共自己的左倾路线、共产理想，导致其自身失败的一个过程。虽然从1927年秋天以后它有一部分力量退到农村去，建立了工农割据和红军等武装力量，军事上也一度取得过一定的发展，但它并没有找到自己的生存之道。在整个1930年代之前，它并不认同所谓乡村运动，依旧是城市中心主义的。1931年以后在莫斯科的干预下，放弃了城市中心主义，基本上转到农村里来了，但是它排斥统一战线的孤家寡人政策和选择
在沿海地区农村建立根据地的作法，根本不可能成功，失败是必然的。我一直认为中共真正的成功是从抗战开始的，1937年抗战爆发以后，或者说得再早一点，至少也是从1936年它到远离中国中心地区的陕北和重新制定了统一战线新政策之后才开始的。至于说反智主义倾向，我想也不是从1927年才开始的。恐怕从五四前后在中国有开始兴起这样一种思潮来了。读一下蔡元培1918年11月6日关于劳工神圣的讲演，读一下李大钊等人当年宣传庶民胜利、主张新村、鼓吹灵肉一体的改造，要求青年们到农村去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健康生活的文章，就不难发现，早在中共成立之前，怀疑知识及其价值的思想就已经开始很流行了。俄共阶级斗争，特别是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的观念，随着中共的成立，以及它全力依靠工农的政治策略，就更进一步把这种激进思潮推向具体实践的过程中来了。它和1927年这个时间点应该说没有太多关系，1927年充其量只是部分共产党人因退到农村去，更重视了农民而已，莫斯科当时则要求中共更重视城市工人。
主持人：民间钱文军先生认为3.24南京事件是斯大林从“极左”转到“极右”的决定性因素，炮轰事件使斯大林担心英美等“西方列强”改变了对北伐军的态度，大批军队正在调往中国。一旦他们武装干涉，必将导致北伐彻底失败，所以下了一系列命令“纠左”，所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正是斯大林“纠左”的举措。如果没有这个变数，国共
分裂也是必然的，所不同的是中共先动手，而不是“4.12事变”老蒋先下手。请问杨先生对此议有何高见？
杨奎松：我们看到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相关资料里看不到斯大林太多担心外国列强干涉的判断，而且，如果陈独秀中央有所谓“右倾”，最早也不是从南京事件开始，早在1926年12月就开始了。是共产国际第七次执委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迫使中共中央改变了过去相对保守谨慎的策略，开始转向激进。这有1927年2月中共中央承认自己太拘泥于革命阶段性，不敢向前迈进的决议可资证明。但即使有这个决议，中共中央也并没有对农民运动完全松绑，还是怕出乱子，尤其是影响到北伐军的粮食供应。在这里还需要了解莫斯科这时正在发生的斯大林和托季联盟之间的激烈斗争。这场斗争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话题，就是中国革命的政策策略。托洛茨基等人着力批评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右倾妥协，因此，斯大林这个时候也不敢太过退让。但当时情况下，共产党在上海领导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同时进占上海，双方都想取得对上海的实际控制权，为此，陈独秀等甚至下令不惜和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直接冲突。斯大林是在这种情况下下令要上海工人暂时把武器埋起来，不要直接和蒋介石队伍发生冲突的。这是斯大林极其实用和精明之处，因为他很清楚，工人武装不可能是蒋介石的对手，何况一旦双方冲突起来，一定会把蒋介石逼反，上海是列强的大本营，列强会乘机和蒋携手，更没有共产党那点武装夺权的机会。他采取退让政策的重要考虑在1927年4
月5日的一次讲演中解释很明白，就是要继续利用蒋介石，不要马上和蒋翻脸，把他逼到帝国主义一边去。他讲了一句后来被人反复引用的名言，就是对付蒋介石等人，要像挤柠檬一样，把他们挤干净了再丢掉。由此也可了解，斯大林这时担心的主要不是列强的武装干涉，而是蒋介石。
钱文军：1927年3月24日南京排外暴行，《“中间地带”的革命》P127介绍：“被打败的直鲁联军的散兵游勇以及刚?易帜?的原孙传芳军阀部队的官兵发生了哄抢外侨住宅和英美日领事馆的情况，造成外国人6人死亡，6人受伤。”我们知道此说乃历来教科书规范描述，有根据吗？现在已经有其他意见认为蒋介石采信的“军队内部不良分子和南京共产党支部成员共同策划蓄意制造的”更为合理。因为“直鲁联军”已于前一日逃出南京，北伐军已进占南京一整夜平安无事，偏偏次日才发生，且受害人回忆打劫者皆北伐军士兵；且开进南京的是北伐第2军、第6军，都是共产党人担任党代表的左派部队，没有“易帜”的北洋军阀部队开进南京，他们都被蒋介石收编了。联系武汉、九江共产党指挥下已经发生民众占领哄抢租界的事件，有连贯性。还有说法称肖劲光亲自阻止了对日本领事馆的抢劫，这也符合斯大林关于不许冒犯日本的指令。请问杨教授现在哪一种说法更准确？
杨奎松：我的研究比较侧重于史料，有切实史料证实这个事情我会按照这个说法调整我的说法。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从当年就开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