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并竭尽全力来防止这种危险。
在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工人阶级和布尔什维克党，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建立起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第一次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通过革命实践在一个国家变成了现实。
列宁主义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无产阶级政党要根据实践和形势的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阶段性任务和发展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清醒地看到，俄国无产阶级的中心任务已由“夺取俄国”转变为“管理俄国”。苏维埃政权的主要任务不是“继续用赤卫队进攻资本”，不是继续进行国有化，而是大力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与此同时，还要建立对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全民计算和监督。这是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革命后不久，从本国国情出发对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
然而，这一计划刚刚开始付诸实施，苏俄国内外敌对势力就发动了国内战争。 战争中，国内粮食极为短缺，城市饥荒严重，奸商哄抬粮价，投机倒把、大发横财，严重扰乱了市场，威胁着新生的革命政权。
由于在战争环境下物资奇缺，布尔什维克党适时采取了后来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政策。比如，强行征集农民粮食，甚至包括生活必需的所有粮食，以“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在城市扩大国家所有制；甚至在流通领域试图取消货币，实行实物分配制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粉碎外国武装干涉、保卫十月革命的胜利成果发挥了重大作用，因而被列宁称作“是一种功劳”。
但是，这一政策也暴露出严重的弊端：它引发了不少农民和工人的强烈不满，甚至激发了一些部队的哗变。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再次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21年3月，俄共（布）及时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列宁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在领导国家从战争向和平建设过渡中出现的错误和教训。他坦然承认，现实生活说明以前我们错了，“我们现在正在用?新经济政策?来纠正我们的许多错误，我们正在学习怎样在一个小农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厦而不犯这些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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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1921年，俄共（布）开始实行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实行租让制、租赁制等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政策，苏联经济很快取得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这无疑是俄共（布）从实际出发，对在当时俄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探索，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
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政策转变，而是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思维的转变。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实际上已经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与如何实行利用市场作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加以探寻。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继任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他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革命胜利和内战结束后，托洛茨基认为，在“落后的俄国” 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西方进行革命才能够挽救俄国革命，应该用尽全力去促进、点燃西方革命。
斯大林认为这种理论的真正本质是鄙视俄国人民，“不相信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和能力”。他说，取得胜利的俄国无产阶级不能踏步不前，不能坐等胜利和来自西方无产阶级的帮助而无所作为。斯大林斩钉截铁地说：“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必须在10年内缩小这个距离，或者我们作到这一点，或者被人家击溃”[1]。
关于发展工业的方针，斯大林认为：必须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要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附庸，就要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原则。
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斯大林提出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农业合作社等构成了苏联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
由于这些理论和指导方针紧密结合了当时国内外的发展变化的实际，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带领党与人民很快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使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苏联确立起来，并为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赢得胜利和后来实现经济腾飞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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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得一个个胜利的同时，由于时代的局限和把个人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步等诸多原因，斯大林的思想方法，在一些问题上，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陷入了形而上学和主观主义，因而有时脱离了实际情况，脱离了群众，也使自己的一些思想和行为偏离了自己曾信奉和捍卫过的马列主义的某些基本观点。比如，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他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和阶级斗争，过早提出社会主义“已经取得完全胜利”。在商品关系理论方面，一方面他首次承认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商品生产”，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却又提出“一步一步地缩小商品流通的活动范围，而扩大产品交换的活动范围”，不顾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和单一的分配方式。他忽视轻工业特别是农业的发展。在有的时候和有的问题上，他还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等。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并进而否定列宁，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了马列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的理论。
在1961年10月举行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他提出了一整套违背马列主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学说的所谓新的理论。这套鼓吹“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集中体现在这次大会通过的新的苏共纲领中。 这个纲领说：“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3]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列宁指出，“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级”。任何国家只要存在阶级对立或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敌对势力与阶级斗争，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全民的国家。
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理论的一些消极后果是，它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不再存在阶级斗争，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在政治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赫鲁晓夫，在经济上虽然试图进行某些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政策调整，但在具体做法上却仍然完全因袭过去的办法，不顾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比如，不顾二战结束的现实，依然是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而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没有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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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而有效改革，反而对这一体制进一步强化亦即僵化，结果使生产效率低下、浪费惊人，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活。
1961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上宣布：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时期”，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设想，而且完全脱离了苏联当时的国情。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他的所谓“共产主义”，依然是虚无缥缈的“仙山琼阁”。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对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理论和实践作了修补。 196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提纲》，强调“全民国家”仍然具有阶级性，它将“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 同时，勃列日涅夫对“全民党”理论也作了修补。
1976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强调：“在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在共产党已成为全民党的时候，它决没有失去自己的阶级性。就其性质而言，苏共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上，勃列日涅夫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调整为“发达社会主义”，但他仍死抱着马列主义的个别的具体结论不放，不能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等重大理论上依然固守僵化的思想，固守战时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在军事力量上达到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地位，勃列日涅夫据此在对外政策上提出了“勃列日涅夫主义”。尽管这一主义其中也有抵御美国争霸世界的因素，但其中所包含更多的是要与美国争霸，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并不惜粗暴地武装干涉别国内政，这同样违背甚至是背叛了马列主义的根本原则。 在20世纪60至7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子、信息、生物等高科技有很大发展，但苏联对世界科技革命的发展缺乏及时了解，始终重视不够，因而应对乏力。这同样是造成苏联经济逐步走向停滞的十分重要的原因。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情况看，苏联必须进行改革，但改革的目的也必须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更好地适应当时国际国内出现的新形势，不断健全和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不断提高苏共自身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进而不断提高苏联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不断改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如果执政的共产党能够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路线，适时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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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解决积累的问题和面临的矛盾，勇于纠正错误，那么，就有可能使苏联党和国家转危为安，把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后，开始给人们一种似乎他要以“改革”来振兴苏联的印象。但事实很快证明，他在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问题上，走得比赫鲁晓夫更为遥远。
这位号称马列主义理论专家、能成段地引用列宁著作的戈尔巴乔夫，却是这样评价马克思主义的，他说：“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社会改良说。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
戈尔巴乔夫在其世界观的演变中，逐渐接受了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思想观念和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这导致他最终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彻头彻尾的叛徒。
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正式出版了他的新著《改革与新思维》，书中以“公开性”、“民主化”、“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等所谓“新观点”取代了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基本原理。1988年6月，他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他称之为“极权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理论，正是其“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和“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的理论基础。[5]
他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一套什么样的理论呢？
按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党的指导思想，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作报告，充分肯定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在向二十八大提出的“行动纲领草案”中进一步强调：“全民的法制国家排除任何一个阶级的专政”，其实质是特指要“排除”无产阶级的专政。 1990年7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二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时说，要考虑“一切理论的局限性”，其实质是说，要考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局限性”。1991年7月25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强调：“过去，党只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鼓舞自己的源泉”，“现在，必须使我们的思想库内包括国外社会主义和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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