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大权于一身的赫鲁晓夫，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赫鲁晓夫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却十分欣赏甚至鼓励人们对他自己的个人迷信。他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鲁莽决策，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
1964年10月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存在的严重问题。
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问题更加严重，因循守旧和保守主义成为苏共的主流思想体系。那时，苏共相当大的一批领导干部的精神状态是：安于现状、不愿改革、不思进取。在当时苏共政治局内私下流行这样一句话：“不，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改变”，也正是这种思想，使苏共的党风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
在这一时期的苏共党内，空话套话连篇累牍，形式主义愈演愈烈，苏共《真理报》总编辑阿法纳西耶夫曾经多次参与苏共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后来在回忆中，对苏共日益败坏的党风痛心疾首。他举例说，苏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报告，其起草的方式、方法和顺序早就定型了：开头，永远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第二部分：国内情况，始终是“巨大成就”和“个别缺点”……他还披露：为勃列日涅夫起草文件，并不要求有什么“新思想”，更不要说有什么“独到的思想”了。[4]只要你善于把那些习惯性的思想换上新的形式，找到新的表达方式，就算是有“创造性”了。正是这种形式主义、不切实际的风气，导致了在苏共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中，对大量反映现实问题的群众来信，几乎都是不闻不问，束之高阁。 作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勃列日涅夫，不仅没有大力纠正和改变苏共的党风状况，而且还使苏共的党风建设日渐遭到破坏。勃列日涅夫本人就非常爱好虚荣和爱听别人的阿谀奉承。在他执政期间，他对表面的荣誉和奖赏的奇特癖好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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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因为列宁和勃列日涅夫的父名都叫伊里奇，苏联思想界有人投其所好，提出了“两个伊里奇”和“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的提法。197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的群众游行队伍中，第一次出现了和列宁像大小一样的勃列日涅夫像。不久，“两个伊里奇”的肖像就在全国各地并排悬挂起来。
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他总共获得了包括列宁勋章、苏联英雄勋章等在内的各类勋章达200多枚。很多勋章是在他的暗示下授予的。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他死后的送葬行列中，为他捧各种勋章和奖章的军官竟达44人之多。 勃列日涅夫不仅喜爱阿谀奉承，贪图荣誉，而且贪欲钱财。有一次勃列日涅夫到阿塞拜疆访问，该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利耶夫竟然送给他一座用纯金制作的、价值连城的半身像。之后，阿利耶夫便很快被调到莫斯科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并成为政治局委员。
“上有所好，下必盛焉”。一时间苏共党内贪图享受、沽名钓誉、阿谀奉承、欺上瞒下、贪污贿赂、特权腐败之风更盛。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捞取一官半职，攫取更多个人、小集团利益成为其最大追求，从而导致了党风状况日益恶化。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时期，苏联积累了大量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在此之前，苏共党风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逐渐脱离、背离集体领导特别是人民群众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此问题日益加重。戈尔巴乔夫在苏共领导人中是以“能言善辩”著称，具有很好的口才。他本人热衷于到国内各地搞兴师动众的视察，热衷于讲话和写文章，并频频出镜露面。据长期在戈尔巴乔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仅在1985年10月，他到处巡视，不断讲话、演讲、报告就达15次之多。而且其所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的观点不协调，也不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很多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戈尔巴乔夫不仅抛开了集体领导，更是严重脱离实际，脱离人民群众，听不到或说是根本不听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呼声，完全凭主观决策。他在全国范围强制推行“反酗酒”运动，为最终实现含有酒精饮料的零生产，将格鲁吉亚的葡萄树全部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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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戈尔巴乔夫因此也获得了“矿泉水书记”的绰号。
戈尔巴乔夫更沉醉于国内外、尤其是西方舆论对其“开明君主”形象的反映。曾担任过戈尔巴乔夫助手的瓦列利?博尔金在其回忆录《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写道，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经常大声朗读国外对他在世界上的伟大改革的评价，这种东西有时他会读上几个小时，而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过去了，而急待处理大量的文件他却还没有看”。
曾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雷日科夫说戈尔巴乔夫是“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只喜欢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不少俄罗斯人在反思时认为，戈尔巴乔夫本意是想一上台就建立“丰功伟绩”的，但却把其讲话和文章在国内外引起的轰动看成了“丰功伟绩”。他不注意制定正确的改革方针，又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际措施，更不做落实计划中所需要付出的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的领导风格就是“以说话开始，以说话结束”，所以致使改革初期的大量决议被束之高阁。而他这种夸夸其谈，缺乏“求真务实”的作风，使党和国家的很多问题不仅无法解决，并且得到急遽地积累和发展。
戈尔巴乔夫更是一个典型的言行不一、见风使舵、工于心计的两面派。在担任苏联总统前，他曾多次宣称：“党就是我的一切，我可以放弃苏联总统的职位，因为在我心目中，最重要的是苏联共产党。”但当上总统后，他的行为却与他的宣称却完全相反。苏联解体后，他在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而感到非常的荣幸。博尔金曾这样回忆到：戈尔巴乔夫观点多元化，善于兜圈子，“经常是向前走两步，向旁边走三步，又向后退一步”，“面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派，他说要这光明的未来——共产主义奋斗，任何时候都不会背离这条道路；而面对市场派，他又说，只有像奥地利和瑞典那样发展市场关系、民主和自由，都能取得成功。”“他善耍手腕，这种本事多年来已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6]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沉痛地反思说：那时党内、社会上普遍养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风气，这是造成苏共党内离心倾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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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苏共普通党员的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了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党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从1989年1月到1991年1月在短短的2年内，全国有290多万共产党员声明退出党组织，留在党内的党员也大都对党失去了信任。
苏联最大的乌拉尔汽车制造厂在1989年还有9000多名党员，到1991年1月只剩下1600多人，其中还有300多人不交党费。[7]布良斯克地区1986年有6000人入党，1989年为750人，1991年只有4个人。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国有五分之一的车间党组织、二分之一的党小组解散或停止活动，苏共战斗力几乎丧失殆尽。[8]
戈尔巴乔夫的一系列错误路线，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使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进一步瓦解，党群关系恶化到顶点，造成国内经济状况恶化，民族矛盾尖锐，使人民丧失对党的信任。
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党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于死亡。”
1990年底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共产党已经沦为在野党，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的市长职务也落到反对派手中。1991年初的民意调查表明，苏联政府的支持率仅有13%，不支持率达73%，苏共的支持率仅有14%。
戈尔巴乔夫在下台后的反思时也不得不承认：“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失去了主要的资源，就会出现政治冒险家和投机家。这是我犯的错误，主要的错误。”不，这岂止是“错误”，这是对人民的背叛。戈尔巴乔夫最终彻底背叛了人民群众。他以人民的名义，打着人道和民主的旗号，危害人民的根本利益，最终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正因为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彻底背叛了人民，人民对这个已经不代表自己根本利益的党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才采取了十分冷漠的态度。
8.19事件后，苏联共产党内一批真正的共产党人既极度悲愤，又十分无奈。苏军总参谋长阿赫罗梅耶夫元帅，用伴随了他一生的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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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绝命书中留下最后的悲愤与哀叹：“我为之奋斗的一切，都被断送了。”
第5集 苏共的特权阶层
1988年秋天，位于莫斯科格拉诺夫斯基大街2号的一家商店门前，突然聚集起成百上千的人，一家不大的商店，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新闻效应，引起如此多的人们关注呢？
这是一家为少数特殊顾客服务的特殊商店。今天，是这家商店被宣布关闭前的最后一天。苏联普通人把这类特殊商店的特殊顾客，称为特权阶层。说他们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贵族”。这个特权阶层，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逐步形成，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进一步发展演变。正是这个特权阶层，对苏共从内部瓦解起了催化作用，成为推动苏联剧变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月革命后，战争和饥荒严重威胁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十月革命》电影中瓦西里这句脍炙人口的台词，一时成为流行的经典语言。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相信，作为列宁身边的工作人员，会为一小块面包推来让去，但这却是历史的真实。
电影中的这一情节是根据当时一个真实的故事编写的。1918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遇到粮食危机。在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时任粮食人民委员的瞿鲁巴突然晕倒，紧急召来的医生检查后说，他是饿昏了。作为苏维埃政府主管粮食的最高官员，他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几千万普特粮食的权力，但却没有从中为自己留下能填饱肚子的食品。列宁当即建议设立“疗养食堂”，让这些为人民日夜操劳的同志们能够吃饱肚子。这是完全正确和无可非议的。
列宁当年倡议设立的“疗养食堂”，慢慢扩展为特供商店，规模、数量特别是性质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半个世纪后，只有苏共的高级干部凭着特殊的证件才有资格出入这座没有任何招牌的大楼。这是莫斯科最大的特供商店。每到周末，一辆辆轿车停在大楼门前，把整条街堵塞得满满当当。
在这里，法国白兰地、苏格兰威士忌、美国香烟、瑞士巧克力、意大利领带、奥地利皮鞋、英国呢绒、德国收音机、日本录音机等外国名贵以及苏联国内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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