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第4期 民俗研究
Folklore Studies No．4，2014 Serial No．116 姓名的人类学研究
纳日碧力戈 左振延 毛颖辉
[摘 要]姓名是一种分类系统，在社会交往中形成，和社会实践密不可分，具有丰富 的文化底蕴和重要的社会功能。姓名是一种物象，不仅有“物质外壳”，也有社会意义；不仅 用来指称，也描述特征。它是象似、标指、象征的一体交融。姓名的人类学研究涉及社会分 类、社会记忆、政治操控、经济和政治交易、国家治理，也涉及如何造就和培养社会人。 [关键词]姓名；人类学；皮尔士理论；社会分类；姓名政治 一
、 姓名的所指和意义
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姓名特点，有的文化偏重姓名的“音响”，有的关注姓名的意义，还有的讲
究姓名的字形。不过，英国哲学家穆勒说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标记，他区分“外示”(denotation)和
“共示”(connotation)，前者表指称，后者表意义。他指出，专名涉及所指对象本身，不涉及特征。 例如，达特茅斯(Dartmouth)可能是由于建在达特河口而得名，但是在该河口被泥沙淤积或者河流
改道之后，达特茅斯依旧是达特茅斯，不受影响。①穆勒因此认为，名字用词本身的含义不会和所指
对象的特征挂钩。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ottlob Frege)的立场相反，认为专名有所指，也表达意义。
他根据语言专名的指称(bedeuten)功能和表义(ausdrucken)功能，认为两个专名的所指对象虽然
相同，意义却不一定相同；两个专名的意义相同，其所指对象必然相同。②弗雷格认为，虽然等式a—
b和a—a具有相同的所指，但它们有不同的认知价值，即它们有不同的意义(sense)。也就是说，a
与b所指的客体相同而意义不同。同样道理，人们根据时间把金星分别称为“晨星”(Morning Star)和“暮星”(Evening Star)，二者虽然同指金星，但意义有不同，即“晨星”等于“暮星”，在经验上
是真实的，但是它并非逻辑上的自明之理。③与弗雷格同时代的英国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罗素(B．
[作者简介] 纳日碧力戈，贵州大学长江学者(贵州贵阳550025)；左振廷，贵州大学生态民族学博士研究生(贵
州贵阳550025)；毛颖辉，复旦大学民族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人员(上海200433)。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大国崛起与应用人类学研究美国经验的启 示”(项目编号：11JJD810012)、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各民族关键符号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编号：13AZDO57)、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各民族的国家认同研究”(项目编号：10AMZ003)和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专项资金项目“贵
州苗族民俗风情研究”(项目编号：黔省专舍字(2013)38号)的阶段性成果。
Russel1)在承认专名有意义的前提下，认为对应客体的词义代表这个客体，这个被意指的客体，就是该词的意义。同样，“专名的意义即其所指称的客体”①。哲学家长期关注事物和专名之间的模糊关系。克拉提鲁斯秉持自然语言观，认为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正名”②，即命名不是任意性的，事物的名字要符合事物的特性或特征。赫尔墨吉尼斯则持相反观点，认为名与物之间的关系是约定俗成的关系，不存在内部关联。④苏格拉底既不同意克拉提鲁斯的观点，也不同意赫尔墨吉尼斯的观点，他指出政治因素在命名活动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苏格拉底反驳赫尔墨吉尼斯关于任何人都有权决定自己名字的说法，说奴隶既不能为自己取名，也不能为主人取名，也就是说并非每个人都有权为自己或者他人命名。④
中国的名实之争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主要是孔子的“正名”说和墨子的“取实予名”说的对 立。《管子·九守》篇提出“名生于实”、“循名而督矣”、“按实而定名”和“名实当则治，不当则乱”的 论述；也就是说，名词、概念和称谓之类(名)本为客观事物(实)的反映，前者随后者的出现而出现、 变化而变化(“取名予实”)；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反映新事物的“名”一经确定，便有“循名责实”的功能，促进“识物”和“成事”。⑤公孙龙《名实论》中认为：“天地与其所产焉，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 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而)位其所位焉，正也。”他又 说：“夫名，实谓也。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知彼之非彼也，知彼之不在彼也，则不谓也。”在他看来，世界万物属客观实在，都有各自的位置。名为物称，二者不符，则名不副实，不用；否则，“不当而当，乱也。”公孙龙在《白马论》中提出“白马非马”的观点：“马者，所命名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日：白马非马”；即“马”表形，“白”表色，“白马”为二者结合，因而“白马非马”。他混淆了通名与类名、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混淆了概念的不同层次。赵国的苟子在《正名》中阐述了名词约定俗成的思想。他认为，“名无固宜”，“约定俗成为之宜”，即名实关系并非原生，而是“约定俗成”，根据人们的交流习惯积累而成。姓名受社会历史习惯制约，一旦社会接受了它，便不由个人任意改动。⑥姓名指称所指对象，也表示与所指对象有关的社会脉络。塞尔(John Searle)认为姓名的意义要通过上下文或者社会脉络来捕捉，称为“描述性后援”(descriptive backing)。⑦克里普科(SaulKripke)不同意塞尔关于上下文信息可以解释姓名意义的观点，认为专名属于“严格的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尼克松”也好，“金星”也好，终究还是“尼克松”和“金星”，并不因为有上下文信息而有所改变；上下文信息只是帮助人们对个人定位，姓名的指称对象没有改变，依然如初。⑧不过，克里普科把人名和天体名不加区分地归人同一个类别，对于命名和呼名不做区分⑨，显得有些草率，因为从民族志材料看，不同文化群体对于姓名的本体论认知可能有所不同，只有通过充分的民族志比较，才能推出关于姓名或者专名的普遍理论。里柯把命名视为言语活动，认为词汇意义是开放的，指向经验世界；词汇受语法制约，只有服从具体语言系统的自指逻辑(self-referential logic)，才能有意义。①威尔逊(S．Wilson)②、尼克莱森(w．F．H．Nicholaisen)④和霍兰(T．H_Hol— land Jr．)④也都把命名作为言语活动来研究，认为专名(姓名)是语言编码的一个组成部分，有较大 的信息量；它们不仅仅指向自己，还在语法的支配下具有词汇的社会意义。囝 二、姓名的三元构成：皮尔士理论观照 姓名的构成包括“物象”，包括“意义”，更离不开交流；交流把物象和意义融为一体，通过命名 活动，形成物化的意义过程。如果我们把姓名看作是典型的指号系统(semiotic system)，就有必要试用皮尔士的三元理论分析它的构成。皮尔士指号理论中比较可操作的是以象似(icon)、标指(in— dex)、象征(symbo1)为代表的指号三元。⑥象似表质感，含直觉，与所指对象有相似关系(resem—blance)，如本人和本人照片之间的关系；标指是“他指”，含因果，与所指对象有顺接关系(contigui—ty，又译“毗连关系”)，如烟和火的关系；象征表
约定，含任意，与所指对象有约定俗成关系(conven-tion)，如人类语言词汇中的绝大部分，英语把“树木”叫tree，俄语叫dereva，韩语叫namu，蒙语叫rood，其中并无因果关系。⑦总体上看，象似具体，象征抽象，标指居中；象似如“形”，象征如“神”，标指如“气”。形气神互不割裂，三元交融，是日常生活中的常态。人类学者大都承认姓名本身的物感物觉，承认其物性；他们承认姓名的社会意义和精神价值；他们也承认命名仪式和姓名使用的“他指”作用，强调其中的过程和协商、不确定的随机性和开放性。这样，我们就容易引入皮尔士的三元指号理论，将姓名划分为象似、标指、象征三个互有叠加的部分，从姓名本体、姓名语用、姓名象征三个方面加以观察分析，使姓名理论有所创新。姓名象似性集中表现在“物性”上，如列维·布留尔认为，人名不仅是分类系统，它还是人本身，它就是人；名字是人格，就像人的眼睛一样。⑧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以形补形”的象似观念，如我们熟知的“吃核桃补脑”、“吃血肠补血”之类的说法。? ?那些十分流行的食人风俗以及用人作祭祀的仪式(例如在墨西哥)说明了这一点。心脏、肝脏、肾脏、眼睛、脂肪、骨髓等等都给凭空添上一种能对那些吃它们的人发生这样或那样作用的能力。身体的孔窍、各种排泄物、毛发、指甲屑、胎盘、脐带、血液以及身体的其他液体组成部分，——所有这一切都给派上了某种巫术的用场。⑨列维·布留尔引述格罗特关于中国传统上的偶像崇拜和灵物崇拜：
例如，一个年青寡妇能够从她丈夫的泥土塑像那儿受孕生孩子；肖像变成活人；木制的狗 可以跑；纸作的如马一类的动物能象活的动物 样行动；一个画家在街上看见了一匹某种颜 色的、伤了一条腿的马，就认出了它是自己的作品??从这里很容易转到在中国极为流行的 一些风俗，如在死者的坟上供纸糊的兽像，烧纸钱，等等。(1)
同样，在一些民族志记述中，人名也是具象、神圣的东西。印第安人把自己的名字看成是类似 于眼睛或牙齿的身体部分，对其名字的恶用会带来伤害；在西非沿岸的民间信仰中，人名与人体有 关，可以借助人名来伤害敌人。②因此讳名制就显得格外重要，人名不能随便说出去。这条规矩对 于动物也同样适用：散塔尔人(Santals)在狩猎虎豹时，说“猫”，不说虎或豹；契洛基人被响尾蛇咬 伤时，只说“被刺花李刺破了”，为举办仪式而打死一只鹰时，只说“打死了一只雪鸟”，“这样做是为 了要瞒过响尾蛇和鹰的魂”。③清雍正年间，礼部侍郎查嗣庭任江西考官，取《诗经》“维民维止”一 句为试题，有人状告试题第一字“维”是“雍”字无头，第四字“止”为“正”字缺首，是暗喻雍正皇帝脑 袋搬家，查嗣庭因此遭到屠尸枭首；乾隆年间，广西学政内阁学士胡中藻以《易经》“乾三爻不象龙” 为试题，试题第一字“乾”、末一字“龙”与“乾隆”同字和同音，有人告他攻击圣上，不仅“乾”与“龙” (隆)被分开，而且“不象龙(隆)”，暗示当朝皇帝分尸断首，这位学政因此遭到满门抄斩。④ “文革”时期，所谓“走资派”的名字被“头朝下”倒过来写，上面还划上八叉，就是对汉字姓名的 象似性特征“做手脚”，让姓名拥有者受伤害，让“革命群众”痛恨他(她)，是“批倒批臭”的手段之 一
。 当然，把革命领袖的名字写错，缺横少撇，白字少字，都属于政治问题，甚至是“刑事犯罪”，是 “现行反革命”。
象似与标指几乎是孪生兄弟，象似中隐含标指，标指离不开象似：“烟”下有“火”，见烟知火。 《汉书》提到汉字六书时提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象事、象意、象声都有 “象”，即“象似”：象形者，“画成其物”，如“日”、“月”；象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如“上”、“下”；象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如“武”、“信”；象声(形声)者，取譬相成，如“江”、“河”。象意和象声已经具 备足够的标指要素：“酒”字，把酿酒器皿“酉”和“水”放到一起，结合成“酒”，有前后逻辑关系；“江” 字，把表意形符“ ”和声符“工”放到一起，结合成“江”。此外，象事本身也具有会意、指事的成分。
汉字丰富的象似和标指特征，使汉人姓名独具特色。中国古代命名法以“音形义”为本，象
似、标指、象征兼顾，是后人取名的重要依据。清人王引之著《春秋名字解诂》，总结春秋命名法为五体六例。 五体为：
1．同训，即同义互训。如鲁颜回字渊，晋蔡黯字墨。
2．对文，即反义相对。如晋阊没字明，楚公子黑肱字子皙。 3．连类，即连义推想。如鲁南宫括字子容，楚公子侧字子反。
4．指实，即连义指实。如郑然丹字子革，因古代皮革多用丹染，由丹想到“革”。
5．辩物，即辩物统类。如鲁孔鲤字伯鱼，楚公子鲂字子鱼，因鲤、鲂同属鱼类，故字为鱼。 六例为：
1．通作，即同音藉读。如楚项藉字羽，藉为鹊之假借字，皆有羽之属，故字羽。 2．辨讹，即变通。如高字为克，狄字为秋。 3．合声，即联诵。如“成然”，联读为“旃”。 4．转语，即近义互训。如结字子期，达字子姚。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页。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2页。 [法]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丁由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42—43页。 徐一青、张鹤仙：《姓名趣谈》，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l17—118页。 12 民俗研究·2014年第4期
5．发声，即加前缀作发声衬词。如“不狃”通“狃”，“无畏”通“畏”。 6．并称，即复取前名。如“乙喜”字“乙”，“张侯”字“张”。①
根据萧遥天的研究，中国汉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合体字占全部文字的9o ，其中75 是合 体形声字，15 是合体会意字。传统汉人姓名充分利用汉字标指性的合分特点，独体由合体析出，
又能保持与原有合体的逻辑关联，形成用来生成姓名字号的特有规则：
1．名为姓的省文：古人有伊尹，宋人有陈东，清人有阮元，今人有盛成、聂耳、罗维、何可、翁羽。
2．名为姓的增文：古人有王匡，今人有林森、于吁。
3．名为姓的分文：今人有舒舍予、许午言、董千里、雷雨田、张长弓、何人可、李木子、林双木、杨 木易。 4．字号为名的分文：宋人有谢翱，字皋羽；明代文豪章溢，字三益；画家徐渭，号田月道人；徐
舫，字方舟；傅恕，字如心；宋玫，字文玉；清代尤侗，字同人；程嵋，字眉山；姚椿，字春木；郑重，字千 里；李楷，字皆木；汪价，字介人②；蒋伊，字尹人；吴筠，字竹均；毛奇龄，字大可。③ 中国传统知识阶层取名时会利用汉字的形体和笔画特点，注意肥瘦得当，长短搭配，虚实合 理。从字形看，“圆”、“胖”属肥，“小”、“千”属瘦，“申”、“竹”属长，“四”、“土”属短，“门”、“口”属虚， “尊”、“福”属实。因此，取名时，“肥”字要和“瘦”、“长”字和“短”字、“虚”字和“实”字要搭配，取其“中庸之道”，暗示“致中和”的价值观。 港台和海外华人多用“姓名五格”，体现汉字笔画和中国民间占b术的结合，以笔画数的意义 标指阴阳五行的世界观。．五格包括天格、人格、地格、外格、总格，其中天格为姓的笔画数加1(单姓)或者姓的笔画之和(双姓)，为祖上所传，永世不变；人格又称“主运”，是姓名之灵，为单姓或者双姓第二字之笔画加单名或者双名第一字之笔画之和；地格为名字之笔画数总和，又称“前运”，左右吉凶福祸．夕 格为姓名剖象两端字笔画数之和(包括假成格)，又称“副运”，辅援主运的重大部分以及本人的社会交际关系；总格为所有笔画的总和，
又称“后运”，主晚年命运。④根据五格剖象法，三才(即天格、地格、人格)的配置是否得当，关系到相生相克的布局，决定着 个人事业的成功率。若姓名拥有者的人格为3、5、6、11、13、15、16、21、23、24、25、31、32、35、37、41 等数，而且与天、地两格相和谐，他(她)将幸福，事业顺利，婚姻美满，有富贵双全之命；若姓名拥有者的人格为4、9、10、14、19、20、22、34、44等数，则为凶数，他(她)经受苦难和挫折，身处逆境、甚至
患病招致非命。此外，凡人格为7、8、17、18等数者，一般意志坚强，能于逆境中成功，惟个性生硬，得罪人多；凡人格为27、28等数者，为人欠谦虚，易染病，易遭谤，事业上亦难有建树。⑤从目前人类姓名制度的总体发展观察，仅就构成姓名的语言材料来说⑥，象征相对于象似和标指的比重大，属于主流。这是因为有文字的人类社会绝大多数使用拼音字母，“语料”的约定俗成特点十分突出，相应的姓名语言系统也以约定俗成的象征性为主，词汇意义和社会意义远比词汇的笔画和形体重要得多。例如，蒙古人的名字“巴特尔”，用回鹘式蒙古文拼写也好，用西里尔文拼写也好，用汉字转写也好，对其词汇和社会的意义影响不会太大；欧美人为婴儿取教名，关注的是其中的宗教含义和宗教仪式，字形和发音并不那么要紧。在当代中国大陆，在全球化和网络化的推动下，大众文化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年青一代的姓名文化也不例外，他们对于姓名意义的重 视超过对于形体和音色的重视。总的说来，8O后父母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取个性的名字，如“木可”、 “子夫”、“从墅”、“钺勋”等等。①根据1985年对七省市姓氏和人名用字的一项统计分析，人名用字 频度最高的6个字是“英”、“华”、“玉”、“秀”、“明”、“珍”②；到2010年，根据一项对“80后”和“OO 后”人名的抽样对比分析，“8O后”人名高频用字的前6个是“华”、“娟”、“霞”、“丹”、“丽”、“芳”，而“O0后”的前6个字是“怡”、“龙”、“宇”、“欣”、“文”、“雨”。③从人名用字的变化可以看出，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lO年代，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潮涌中，社会思想观念发生了变化，人们逐渐突破人名传统用字，同时也为了避免重名的麻烦，转向使用比较时尚具有个性的名字。
三、姓名与社会分类：人类学的传统研究
在社会人类学传统中，莫斯(M．Mauss)④、列维·布留尔(L6vy Bruh1)⑤和列维·斯特劳斯 (L6vi Strauss)⑥对姓名与分类的关系做了研究。他们认为，姓名不仅区分个人，还把个人划分为群 体。莫斯指出，氏族社会把人们分门别类地归入固定的姓名世界，就像戏剧里的面具，姓名关系到 具体的仪式性义务。⑦欧洲人名涉及性别、亲属、阶级、婚姻、族属和宗教；在许多社会，身份变化要 更名，在亚马逊和马达加斯加有“从子名制”；非洲努尔人在获得出生名(birth name即“真名”true name)之后，还会接着获得“父名”(patronym)、“母名”(matronym)、“从子名”(teknonym)、“族颂 名”(clan praise name)、“牛名”(ox-name)和“舞名”(dance name)；菲律宾Ilongot人有出生排序名 (birth order)、小名(childhood name)、友名(friendship name)、外号(nickname)、从子名和从死者名(necronym)。⑧一方面，姓名可以反映社会性别、亲属关系、阶级、婚姻、族性和宗教信仰；另一方面，姓名本身就是社会分类，换名标志着社会身份的变化，命名活动起到协调社会关系的作用，呼 唤相应的社会义务，具有施为功能(performativity)。列维·斯特劳斯指出，人名有两种极端类型：在一种情况下，名字规定被命名的个人属于一个预定类别；在另一种情况下，个人通过命名可以自由创造，借助被命名者表达自己的主观性。不过，从本质上说，命名者在为被命名者归类，同时也为自己归类。⑨‘为他人命名，从而为他人分类，也是为自己分类：命名者总是处在与被命名者相对的位置上，他在为被命名者命名时，要具有自己相对的身份、地位，要明确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特定位置。”0
格尔茨在“巴厘的人、时间、行为”一文@中，详细描述了巴厘人的人名和称号制度，并称之为“定位符号秩序”(symbolic orders of person—definition)。巴厘社会的人名和称号分6类：个人名、 排行名、亲属称谓、从子名、地位称号、公号。婴儿在出生后的第105天获